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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选自《这里是白城》 吉林省地方志资源开发立项项目 —— 票证是什么？对于改革开放后出生、怀揣信用卡自由自在消费的一代，“票证”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更无法理解这方寸纸片中的悲喜记忆。票证时代是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按人口定量发行的粮票、布票等专用购买凭证来购买东西的时代。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物资匮乏，关系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在1953年10月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发放各种商品票证，对城乡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有计划地分配商品。按人口定量发行了粮票、布票等专用购买凭证，这些凭证通称为“票证”。从1955年第一张粮票发行开始，至1993年票证的全面退出，中国老百姓进入了长达近40个春秋的“票证时代”，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糖票、豆制品票、工业券……就连买糖果糕点、火柴肥皂也要凭票，各式各样的票证成了城乡居民吃饱穿暖的基本保障。为了照顾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科研人员和有特殊贡献的人，还分别发放了一些特供票证。票证范围之广、地域之宽、品种之全、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在世界上极为少见。几乎所有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没有票证，有钱也寸步难行，生活中如果缺少票证，日子都没法过，人们视票证为“命根子”。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城市居民，票证是整个生活的“支点”。票证的发行，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将劳动力紧紧束缚在人们出生、生活的所在地，尤其是农村。由于“非城镇户口”的人们不享受绝大多数票证的“优待”，使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成为不可能。票证发行后，社会上立即出现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吃“农业粮”的想要嫁（娶）吃“商品粮”的，几乎没有可能。 （一）粮票——吃饭的“必备证” 票证时代，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镇居民，都必须凭所在城镇的户口领取粮本和粮票。当时的粮票分为全国粮票和省级粮票两种，省级粮票只能在省内流通，全国粮票在全国都有效。到外省出差的人必须持单位介绍信去粮店换一定数量的全国粮票。出远门前去换粮票在当时寻常得就和往行李里装上换洗衣服、牙膏牙刷一样，谁都不会忘。偶尔有马大哈忘了这一程序，不得不去火车站退票改期，等换完粮票再走，不然的话，到了外省只有挨饿的份，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因为粮票就是“第二货币”，没它谁也“玩不转”。那时白城市城镇粮食按定量分工人、脑力劳动者、学生、居民四类，工人这些体力劳动者每月粮食定量是35斤，机关干部是30斤。而一般的居民则根据年龄不同分4个等级，粮食定量分别是10斤至28斤不等。由于粮食定量供应，当然不够吃。特别在60年代初，由于天灾人祸，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这时的平民百姓都吃不饱，只好“瓜菜代”，有的把苞米瓤、苞米秆磨成粉，与苞米面掺在一起吃，吃完以后便秘。许多家庭改用榆树叶、甜菜渣掺苞米面做大饼子吃，缓解了“如厕难”问题。那时的粮票真的很“金贵”，10斤粮票换1斤鸡蛋，100斤粮票换一个不锈钢锅。谁家里来了小偷，第一反应就是看家里的粮票丢没丢。一位工人有城里户口，而妻子户口在农村，城里没有她的粮食，只靠农村娘家送。有一次，他上粮店卖粮，排队的时候捡了前边人丢的15斤粮票，偷偷藏了起来。可前边的人丢了粮票买不到粮呀，就报告了粮店经理，粮店5点半关门，结果闹到6点多，粮店还下不了班，最后把片区的警察找过来，他才不得不拿出捡到的15斤粮票，还险些被警察带走。有一名工人想上饭店吃饭粮票不够，将一张外省粮票涂改成吉林省粮票，谁料想人们对粮票的敏感程度，不亚于如今人们对假钞的敏感度，更何况饭店收款员整天摆弄粮票，只要粮票一上手，便知真假。结果，这名工人不但饭没吃上，还险些被扭送到派出所。那时被宣判为“伪造粮票罪”的人大有人在。“文革”时期，几个农民赶着生产队的马车到镇赉县城办事，想进大众饭店吃午饭却没有粮票，只好用10斤马料和路边的一个人换了5斤粮票，几个农民中午有饭吃了，可跑了一上午的马却只得嚼干草。那年月，初中毕业后面临的去向只有一个，就是上山下乡，被称为知识青年。吃的是大锅饭，挣的是工分，一个劳动日才挣10个工分，只有8分钱。干活的时候，总感觉“吃不饱”。国家给的每个月定量粮票怎么省，也挨不了大半月。没办法，只有靠父母补贴。基本上每天的伙食都是萝卜、白菜、土豆等，吃上大半个月，肚子里什么油水都没了。每个月偶尔也有吃肉的机会，这个时候食堂就特别热闹。男青年们使劲拨开人群，把自己的搪瓷大碗从众多脑袋上递过去，但也只能分得“一杯羹”。几十斤猪肉，百十号知识青年分，怎么分也是不够吃的。城市里上班的工作人员每月粮食定额是28斤，小孩子7斤。如何让家里人吃得更饱，是一家之主的头等大事。因为全国各省市发行的地区粮票互不流通，出门要换取全国通用粮票，而全国通用粮票的发行也是受控制的；城里人生活不自由，农村人想出门就更困难了。农村人去城里走亲访友，会用手帕包上半斤米。因为当时不管农村、城镇都非常困难，不好意思吃亲戚家的，就只好自带着口粮。上饭店不仅要付钱，还要付粮票，少了哪样都不行。 （二）布票——穿衣的“护身符” 如果说粮票是那个时代吃饭“必备证”的话，那么布票就是那个时代穿衣的“护身符”。20世纪60年代正逢国家困难时期，为了保百姓“肚子”，农村大面积种粮食，棉花种植量少，皮棉产量上不去，所以棉布也就少，颜色花样也少，只有黑色、灰色和军绿色。国家发行布票，统一分配到百姓手中，一年一人分配固定的几尺布票，谁也别想搞特权。“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句顺口溜就是当时白城物资供应困难的鲜明写照。 布票由各县市的商业局统一发放，一人一年能领一次布票，大约十多尺布，有时还不足8尺。无论买衣服还是买布，都必须交布票，否则，你就是翻倍给钱商店也没人敢卖你。那时，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一件衣服老大先穿，穿小了，穿破了给老二，老二穿完再改改给老三。很多家男孩子小的时候就穿过姐姐穿过的花衣裳，那绝不是赶时髦，而是确实没有那么多布票买布做新衣。当时家家都是自己做衣服，能买得起商店里出售的衣服的家庭不多。这可难坏了家庭主妇，妈妈每次到商店总是掂量来掂量去，就怕布票不够用。哪家都有兄弟姊妹几个，母亲常为给孩子们添置衣服而操心，因为孩子们像小树一样长得飞快，衣服年年不合身，四季衣裳年年做，里里外外不好打点，还有铺的褥子盖的被，一家的布票就更捉襟见肘了。往往老大看好了同学穿的一件衬衫，非磨着母亲给做一件不可，母亲拗不过，扯了和同学一样的布。弟弟妹妹们看见了也磨着要做一件，但家里布票不够了，妈妈只能哄了这个劝那个，惹得几个小的孩子们又哭又闹，说母亲偏心眼儿，几天都噘着小嘴。大人孩子穿的衣服都打着补丁，也并不觉得丢人，因为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人们的观念是“笑脏不笑补”，意思是说你穷，人家不会笑你，但你不讲卫生，人家可就要笑话你了。在白城农村，一年到头无论大人小孩，难得穿上一件新衣服。只有到了春节，孩子们才会穿一件新衣，而往往正月十五一过，就会把身上的新衣服脱下来，洗净叠好放进箱子里，仍旧穿那些打补丁的衣服。因为布票不够，小孩基本不穿衬衣衬裤，一到冬天小风直往裤腿里钻，感到特别冷。谁家结婚办喜事提前半年就要张罗布票，跟亲戚、朋友打招呼，东家借几尺，西家要几寸的攒，因为做结婚穿的衣服、被褥、窗帘，需要很多布票。“树上柳絮飞满天，一团一团像白棉。若是柳絮能织布，不怕百姓没衣穿。”这是一首古老的歌谣，曲调低缓，寓意深长，含着一丝淡淡的忧伤。从这歌中便可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漫长的岁月里，生长在白城的祖辈们父辈们，经历了多少缺吃少穿的日子，流过了多少苦涩的泪水呵！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配给制度结束，国家逐渐在全国各地取消布票制度，捆绑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终于打开。白城人的穿着日渐时尚，买布用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三）鸡鸭鱼猪牛羊肉票——解馋的“进餐券” 如今，白城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超市、商店、菜市场，冬天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夏天能吃到鲜活的海鲜，鸡鸭鱼肉敞开供应，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随着祖国经济的腾飞，白城人已与全国人民一起进入幸福生活的新时代。 然而，让时光闪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白城，那情景可就大不一样了。一个好的当家人不仅要计算着每月几十元工资、几十斤粮票如何养活一家数口人，还要精打细算、精心管理如何使用一个月内的肉票和每人每月供应的三两油。1957年白城各县市实行肉食限量供应，凭票购买。牛肉0.75元1斤，羊肉0.71元1斤、猪肉一等的0.95元1斤，二等的0.85元1斤，三等的0.68元1斤。因为粮少、肉少，每顿饭就一个炖菜，用小勺放点油，很少吃到油香味，所以普通人家买肉都挑肥的，因为买回肥的肉还可以炼点油，留作日后熬菜用。但由于凭票供应，并不是你想要肥的，卖肉的售货员就给你砍肥的，排队买肉是没挑没拣的，摊上什么就算什么，不像现在随意挑选。每天早晨副食店没开门，就已经排了长长的买肉的队伍。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了，不料那卖肉的售货员“咣当”把刀一扔，说道：“没了，明天来！”如果幸运买到肉，一家人都要计算着怎么用这珍贵的荤腥。熬菜一般多用肥膘子肉，整锅菜肉味会更浓。当菜炖到开锅时，锅里溢出醉人的肉香。当期待已久的菜端上桌时，孩子们望着菜里的油汪汪的猪肉，未等妈妈召唤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伸向那仅有的几块肉，那情景可以用大快朵颐、风卷残云来形容。 城里人吃肉要票，农村人吃肉也不充足。农民每个家庭必须卖给国家一头猪，自己才能杀一头猪。如果这个家庭没卖给国家一头猪，自己杀一头猪只能留一半，那一半留着卖给国家。可是，叫人纠结的是，那时生产队每年分给农民的口粮是360斤，而且是苞米、高粱、谷子等毛粮，按80%出米率计算，每个农民每年不到300斤成粮，人都不够吃呢，哪有余粮喂猪呀。“文革”期间，春节前有一户农民家里杀猪，请左邻右舍到他家里吃猪肉，一场宴会结束后，那家农户的半拉猪几乎所剩无几，一年的油水只能节省着用了。对于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几乎每天都处于对食物的渴望中。农村住校的孩子每天是7分钱的伙食，7分钱能办成啥伙食呀？冬天两顿饭，早饭是苞米面窝窝头咸菜，晚饭是高粱米饭，菜是熬冻白菜，或是黄豆汤（里边只有十来个黄豆粒）。食堂的大师傅把学校场院里的冻白菜用土篮挑来，趁冻“当当”一剁，简单洗洗就放到锅里，等菜熟了才洒点“后老婆”油，这样省油。开饭时，每人一碗，上边飘一层蚜虫，用嘴吹一吹，将这碗菜吃下后，碗底都是沙土，但孩子们都吃的非常香，可由于没有油水一会儿就饿。饿得实在难受了，就想办法到场院偷来一穗苞米，把烧完炕的灰火扒出来，将苞米粒埋到灰火里，只要苞米粒在灰火里“蹦”的一响蹦出花来，就开始抢着吃，个个小嘴弄得漆黑。那时候的猪肉对孩子们太有诱惑力了，每到年节改善伙食，即使是点缀似的那么点肥肉，也看着格外突出，鲜亮亮、油汪汪的。用筷子夹起来小小的一片，慢慢咀嚼，久久回味，沁人肺腑！那个香劲，叫人刻骨铭心。 当白城的年轻人在超市、商场、早市选购琳琅满目的商品、肥嫩的牛羊肉、新鲜的蔬菜时，很少有人知道，20世纪90年代以前，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票证时代”。那个时代对年长者来说，是一个回忆起来苦涩得让人掉眼泪的年代。上饭店吃饭要粮票，上商店买衣服要布票、上肉店买肉要肉票，上煤店买煤要煤票，生活中除了上书店买书不要票外，买白糖、买香烟、买棉花、买自行车、买缝纫机等大众商品皆需“凭票购买”，种类繁多的票证对应的却是贫瘠的商品。别说没钱没票，就是有钱有票也不一定马上买得到。以粮票为代表的票证，如同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锁，给那个时代留下了鲜明烙印。一代人说不清的“票证情结”和年轻人对于票证的隔膜，折射了改革开放30年生活的巨大变迁，也反映了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的沧桑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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