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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冯尼古特（Kurt Vonnegut，Jr.，1922—2007，又译冯内古特），美国作家，黑色幽默文学代表人物之一，跻身当代美国文学少数几位大师之列。 1959 年因《泰坦的海妖》成名，代表作有《猫的摇篮》《冠军的早餐》《第五号屠宰场》等。他的书对人类想象在探寻基本权利和自由方面可能达到的高度的书写，带来挑衅，又令人着迷。 李·斯金格（Lee Stringer，），美国黑人作家，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到 90 年代中期是纽约街头的流浪汉，发现自己具有写作天赋后，他成为《街头新闻》的编辑与专栏作家，并开始文学创作，其作品《中央车站的冬天：来自街头的故事》《宿营学校：回忆录》等，屡屡获奖，广受好评。 译者简介：蒋海涛，天津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硕士。 书籍摘录：对谈者 | 库尔特·冯尼古特 & 李·斯金格 主持 | 罗斯·克拉万 罗斯：李还有库尔特，你们为什么不到台上来，好让我们盘问盘问你们。［库尔特·冯尼古特和李·斯金格上台落座。］我们会先向你们提一些问题，再从两位的书中摘取一些简短的段落来朗诵。第一个问题：你们两位书写了你们擅长的方面，尤其是你们的个人经历和奇特遭遇。两位能分别评论下你们的共同点吗？ 库尔特：你想谈谈吗，李？ 李：我听你的，库尔特。 库尔特：共同点？唔，你已经指出来了。我们都从我们的生活开始写起，对我们来说成为作家要比别人容易些，因为我们有的可写。感谢上帝，德莱斯顿遭受轰炸时我正好在那儿。［笑声］ 约瑟夫·海勒有一回跟我说，要不是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还会做着干洗生意。我不确定如果真的那样我会在干哪一行。 李：共同点。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唔，我们都是作家。我们个头儿都很高……我读过他的一些访谈，他说的一件事让我感觉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大体是，他说当他真的不晓得自己在写什么时，往往能写出他最好的作品。在创作《中央车站的冬天》期间，我的感受也恰恰如此。 库尔特：我在教书的时候—我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教过几年，也在哈佛大学和城市学院教过—我寻找的不是那些渴望成为作家的人。我寻找那些饱含激情的人，那些痴迷于某事的人。这些人头脑中才会堆满素材，李就是一个例子，如果你能胸怀万千丘壑，语言会自动降临，精准的字眼会随之浮现，段落布局也能恰到好处。你可以想想约瑟夫·康拉德的情形，英语是他的第二外语，但他用英语时激情四溢。词汇不请自来，成就了大师之作。  罗斯：在今天，就文学与人类两方面而言，你们认为面临着什么特别的挑战吗？ 库尔特：我觉得没什么变化。在我看来人类的状况就像天气。我看到南斯拉夫：这个世界还是那副老样子。你能活着是运气，李，我也是。我是这么想的。 李：某种意义上……做人即意味着一场拼搏。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用心观察，每天清晨醒来我们都会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当然不是指人在其中被创造的那个环境。这是一个繁忙的，骚动的，熙熙攘攘，嗡嗡闹闹，天旋地转，光怪陆离的陌生环境。身处其中，于我而言，拼搏就是要努力为人之所是，努力行人之所行，努力牢记我们与生俱来的品质。所以在我看来，光是做人就意味着一场拼搏，不要谈一个人为了其他什么事去拼搏，而是通过拼搏去寻找……做人的感觉。 库尔特：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远离电视上的嘈杂喧闹，远离电视节目宣称重要的那些事，避免让电视决定我们应该谈论什么。而且毫无疑问，文学是唯一一门需要我们的受众参与其中的艺术。你必须有能力阅读，更要有心领神会的本事。你得洞幽烛微，才能领悟其中的反讽！我会含沙射影地讲一件事，而你会明白我的意思。盼着成群的人们个个精通文理，好比希望人人都能演奏圆号。这太难了。就像我在这本书里说的［《时震》］，当我们考虑到阅读的实质……那显然不现实。文学不过是匠心独运地将仅有的二十六个音符、十个阿拉伯数字以及大概八个标点一行行地横向排列。即便如此，依然存在着像你们一样的人，他们可以盯着排印好的页面，在脑海中排演出戏剧—比方说滑铁卢之战，老天。《纽约时报》说美国有四千万人阅读水平差到填不了一张驾照申请单。所以，我们的受众不会是大面积的，因为我们需要熟练的读者，精通此道……感谢大家学习如何完成这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笑声］  李：今天，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把事情化繁为简，简化为那些你能在顷刻间把握的事物。我还发觉今天的人们热衷于目的先行。我们不会因为某件事情正确就去做，不会看在艺术的份上做某事，抑或除非我们证实了某事会带来甲乙丙之类的结果，否则不会行动。我猜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所谓的文学很难生存，因为从短期看，文学根本不是一件实用的事物。或许长远看它是其用无穷的。然而你没法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时震》，学着如何炒明天的鸡蛋。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写作是一番拼搏，为的是捍卫我们无须变得那么实际的权利…… 库尔特：我在城市学院教书的时候，学生们因为发觉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极度心烦意乱……他们不可能到一个地方后说，唔，你知道的，我在城市学院学过创意写作，我可以为你写点什么…… 至于“小说之死”云云：它从来也没生龙活虎过—还要说，原因在于读者必须有能力参与其中，而这样的读者将是凤毛麟角。 比尔·斯蒂伦在一次我有幸恭听的演讲中指出，那些伟大的俄国小说—它们对美国作家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霍桑、马克·吐温或其他你叫得出名的美国作家—是为很小一部分读者而写的，因为在一个遍地文盲的巨大帝国中，能够识文断字的人很少。可托尔斯泰、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乐意写作，哪怕他们的读者寥寥无几。  罗斯：考虑到这些困难，尤其是阅读上的困难，有什么理由保持乐观么？ 李：你指对什么乐观？ 罗斯：对所有事情！ 库尔特：我正走向死亡！［笑声］ 李：你清楚，《中央车站的冬天》的主题里包含着无家可归，很多人将它看作一个悲剧。但是，通常悲剧落幕时会有某人死去，而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因此我不会把它看作一个悲剧。我不想顶着一副煞有介事的乐观主义招牌。甚至坏事也意味着一个机遇。它存在着许多可能性。实际上，相比于—不妨说—躺在缎面枕头上，我在逆境中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就此而言，我猜自己算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有理由乐观下去—至少有理由对自己保持乐观。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否会劫后余生，但我自己只要一息尚存就还会继续下去。 题图来自：avclu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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