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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建新 我是在连环画上第一次看到“汪曾祺”3个字的。那时我刚上小学，1984年某一期的《连环画报》发表了《陈小手》，朱新建绘画。原作者和绘画者，两个名字我都记住了。 读初中时，学校距乡里的新华书店大概两公里。书店只有两间店面，4个摆放书的木柜。隔着玻璃，可以看到封面落满尘灰的作文选、红墙纪实文学及关于养猪养鸭、种棉花、织毛衣的书。图书摆放的位置，半年也不会有变化。即使这样，我也时不时想去看一看。偶尔，一个卖过期杂志的人会到校园里来，他铺开一张大大的塑料布把书摆上去，身后扯几道绳子，像晾衣服一样把书挂满一面墙。学校还会组织学生订杂志。有一天晚自习，从借来的语文学习刊物上看到封二有“汪曾祺”的照片，心里忍不住有些小小的激动。书里选了《虐猫》、谈《虐猫》创作体会的文章，还有一篇关于他少年时代读书的短文。为了这3篇文章，我决定用一本《天方夜谭》向同学换这本杂志。  “汪曾祺”成了刻在我心里的一个名字，越是找不到他的书越想看。读高中了，我从《中学生语数外》上看到一篇阅读文段，是《天山行色》里的《南山塔松》，我将它认认真真地抄在笔记本上。 买到的第一本汪曾祺的著作是《草花集》，很小的一本书。还记得那个书店的一半是饭店，两个书架上的书都沾染了油烟味。不知道老板是要卖自己的藏书，还是书店生意不好改行了。我在密密麻麻的书丛里找到它，还担心老板说“哦，这是我自己的书，不卖的”，就像“戴车匠”讲起他的竹根壶。事实上并没有，我问多少钱，老板翻过来看看封底，“四块八”。就这么简单。《草花集》放在教室课桌的抽屉里，每一篇我都看了很多遍。 读大学之后买书就方便多了，新出的《矮纸集》，再版的《汪曾祺自选集》，都能在书店买到新书。即便他的集子里有不少重复的篇目，我也无所谓。 很多年后，可以在网上买旧书，没想到竟能把汪曾祺生前出版的所有著作买齐全。当然有易有难。印得多、出得晚的很容易买到；而《邂逅集》等，不但贵，也罕见。曾向一位朋友请求，能不能把他的“宝书”借来翻翻，人家很为难，也只好算了。 后来翻网上的拍卖记录，发现网友小粉桥曾拍得一本初版《邂逅集》。那本书卖了710元，2005年时的710元。在网上发消息，问小粉桥兄有没有可能为我复印全书。他认真地回复道，60多年前的书，纸页酥脆，复印完恐怕就要散架了。又向他请求，那么，可不可以把书借我看一看？我愿意先付押金。这位南京的网友说，不用押金，可以借。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包装得像巡展文物一样的书。很小、很轻，出乎我的意料。 此前，我曾根据北师大版的《汪曾祺全集》，把《邂逅集》中的8篇小说录了电子版。与初版比较，才发现全集中的《复仇》《老鲁》《鸡鸭名家》，也是上世纪80年代作者修改后收入《汪曾祺短篇小说选》的内容。怕损伤书，我小心翼翼地以初版对照电子文本，一字一字地改，核对两遍，竟然花了三四个月。寄还书时，担心出意外，请快递小哥保价1000元，他诧异地看了好久这纸页发黄的小册子。 《邂逅集》的初版中其实是有不少误植的，有一段时间，我很希望能精心校对几遍，以原貌再出一版。因为据我了解，汪曾祺的读者里，盼望擁有这本小书的为数不少。 2008年，有一家出版社愿意这样出，差不多做了一年。排出校样后我看了四五遍，一直想请黄裳先生写个序。《邂逅集》是1949年由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的，1946至1948年，汪曾祺在上海待了一年半，与黄裳、黄永玉交往最多。黄永玉的文章多次提到这段经历：“朋友中，有一个是他的学生，我们来往密切，大家虽穷，但都各有一套蹩脚的西装穿在身上。记得他那套是白帆布的，显得颇有精神。他一边写文章一边教书，而文章又那么好，使我着迷到了极点。人也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简直是浑身的巧思。于是我们从霞飞路来回地绕圈，话没说完，又从头绕起。”（《太阳下的风景》）“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的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黄裳浅识》）我终于鼓起勇气，冒昧地给黄裳先生写了一封长信。为了尽快达到目的，还说书已完成三校，只等新序。一周之后，就收到了回信： 建新先生： 收到您的来信，受到很大的震撼。知道曾祺的知音不止一二人。我那篇《也说……》竟很快为您所见，并及时做出反应，也不及料。您设法重印《邂逅集》，极有必要，可为曾祺很好的纪念。命我作序，几经考虑，应说的话，在《也说……》一文中都说过了，此集中《老鲁》一篇，曾全权由我改定，已在《故人书简》中说及，事隔多年，记忆已迷离，也无从回忆，想如随意作序，必成无聊的“时文”，还是不作了吧。为免误刊期，只好直言相告，方命之处，望能谅解，并致歉意。您的来信热情真挚，读后不能忘。谨谢。 匆复，顺祝 春祺 黄 裳上 09/1/22 2008年12月22日，黄裳先生以给作家苏北回信的形式作了一篇长文《也说汪曾祺》，我写给他的信里，特别提了一下读后的感受。至于他回信说的“《老鲁》一篇，曾全权由我改定”，大约是不准确的，1948年11月30日，汪曾祺致黄裳信中嘱其修改的文章是《赵四》。 这个再版《邂逅集》的计划最终也未能实现。2012年9月，在外地出差，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的那个上午，我忽然从微博上看到黄裳先生去世的消息，脑子里立刻蹦出一个自私的念头：唉，就算有一天能把《邂逅集》印出来，也不可能寄给老先生看了啊。 几个月后，河南文艺出版社接受了我编一套10册汪曾祺集的方案，《邂逅集》亦在其列，仍循当初的编选方式。2016年，《邂逅集》才真的变成一本书。我找到南京网友小粉桥兄的电话，打过去，仍是旧号码。讨来地址，第二天快递去一本《邂逅集》，无端地觉得这才算画上一个句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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