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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豪 中东欧转型中的经济投票分析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如何解释公民的投票意向和选举结果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旧有的解释模型，比如意识形态、政党认同和阶层分化，都属于传统政治学的范畴。而随着计量经济学被引入到政治研究中，经济投票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模型逐渐受到关注，成为学者分析预测选举结果的重要工具。依照经济投票理论，选民会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来判定执政党（者）在任期内的表现，当经济形势良好时，选民会用选票“奖励”执政党（者），支持其留任；而当经济形势不尽如人意时，选民会转而支持其他政党或候选人，使选举结果变相成为对执政者的“惩罚”。受到经济投票理论的启发，许多学者对美欧等发达民主国家的选举和投票进行了深度探索。但对新兴民主国家，相关研究依然较少，研究结论之间也分歧较大。有鉴于此，本文以中东欧国家的多届选举为样本，全面分析在这些国家中经济发展与选举结果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经济投票模型能否真正适用于中东欧国家，换言之，经济因素是否对他们的选举结果有决定性影响；第二，中东欧国家特有的制度性（institutional）和背景性（contextual）因素对经济与选举结果间的相关性有何影响。以此为基础，我们希望能够更深刻地认识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转型状况，同时也对经济投票的理论模型有所修正和补益。 一、理论背景 经济投票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是选民都是理性人，更是经济人。他们的思考和行动都是目标理性的。无论身份、地位和认知水平如何，选民都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在面临多种选择时，选民也必然倾向于能实现或接近这一目标的选项。与此同时，选民的理性也是有限的：他们对政治的关注度十分有限，缺乏足够的政治知识和相关信息，其立场和态度常常是摇摆不定的，也易受到情感、冲动和偏执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以此为基础，经济投票理论认定经济因素，特别是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是决定公民投票意向的主要因素。首先，经济议题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决定着一国政治与文化的发展水平，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很大程度上，投资、储蓄和消费已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许多经济指标看似宏观，却关乎居民当下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在民意测验中，学者通常会以受众关注度来衡量选举中各项议题的重要性。根据沃来伦（Wlezien）的统计，经济问题在选民眼中的重要性一直高于教育、税收、外交和其他议题，只有在经济发展长期保持良好态势时，选民的关注度才会逐渐向其他议题倾斜。阿尔瓦雷斯（Alvarez）等人的研究也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他们发现在选举中，选民对于经济状况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些变化也会左右他们对现任政府的态度；而在其他领域上，选民通常会给政府留有余地，不会因为政府的失误或政策不力而过度惩罚。其次，对比其他选举议题，经济形势的变化更为直观，也易为选民感知和评价。在现代社会中，媒体扮演着传递信息和塑造政治意愿的作用。对于缺乏政治参与热情和能力的普通民众来说，媒体是他们获取信息和了解政治世界的主要渠道。考虑到经济问题在媒体报道中所占的篇幅，选民对于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势都十分了解。而经济信息本身多已数字化，通过对相关数据的简单计算或比较，选民即可准确评估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即便是对宏观经济知之甚少的选民，也可以通过自身经济状况推断经济形势的变化，进而评估政府的作为。相对于经济问题，军事和外交等其他议题或因为缺少信息而不被熟知，或因为难以量化而不能被选民利用。考虑到上述原因，选民更有可能通过经济形势的变化来评估现任政府的表现，进而确定最终的投票意向。 在明确经济因素的重要性之后，经济投票理论将选民的思考和行动划分为三个基本环节：经济评估（economicperception）、责任判定（clarity ofresponsibility）和替代者的挑选（clarity ofalternative）。在选举过程中，选民首先需要对宏观经济形势做出基本判断。依靠各自掌握的信息，他们会将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与一系列的参照物进行比对，包括过去（现任政府上台前）的经济形势，邻国的经济形势以及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或是变化基数，而后得出当前经济形势或优或劣的结论。之后，选民会将评估结论与现任政府的责任联系起来，换言之，如果选民认定经济形势令人满意，那么哪一执政党（者）应该受到褒奖？而如果经济形势不尽如人意，谁又应该受到惩罚？通常，责任判定的过程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都由单独的权力机关掌握。而政府实际权力的大小取决于具体的政治现实。因此在责任判定时，选民需要考虑政府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中实际拥有权力的大小，进而决定它在多大程度上应为当前的经济形势负责。其次，由于政治制度和政治习惯的差异，各国的政府形式不尽相同。在许多议会制民主国家中，常常出现多个政党联合执政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选民除要判定整个政府的责任之外，也要在政府内部挑选出主要的责任承担者，或是甄别执政党各自的具体责任。第三个环节是寻找政府的替代者。即当选民对当前经济形势不满时，他们必然会惩罚现任政府，而将选票投给政府之外的竞选者。在一众竞选者（党）中，选民需要综合考虑他们的意识形态、执政能力与经验以及赢得选举的可能性等因素，从中挑选出更为中意的政府替代者。根据经济投票理论，大多数选民会在选举中依次经历上述三个环节，然后决定个人的投票意向。这些意向汇集到国家层面，就形成最终的选举结果。 当然，经济投票理论也承认经济问题是决定选举结果的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从选民开始经济评估到最后投票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政党认同与政府构成等各类因素都会影响选民的思考与行动。比如，选民和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会造成经济评估的偏差。拥护社会民主党理念的选民可能对右翼执政党抱有更多的看法。因此当经济形势下行时，他们更愿意以一种严厉而非宽容的态度来看待执政党在其中的责任。而联合政府的存在则会为责任判定制造障碍。相比于单一政党执政，联合政府内的互动更为频繁，决策过程也更为复杂。选民很难判定哪一政党应为经济形势的变化负责，又或是各政党在经济决策中的具体责任。考虑到上述情况，任一经济投票模型都不可能是经济变量与选举结果的简单线性相关，而是融合了许多与研究对象契合的制度性和背景性变量。在经济投票模型中，这些因素都属于调节性变量。它们虽然不能直接影响选举结果，但会对经济变量与选举结果间的关系起到增强、中和或干扰的作用。因此在不同国别、不同区域的研究中，学者们需要在深入理解研究对象的政治制度与政治背景的基础上，将新的变量和假设引入到经济投票的基本模型中，以增强经济投票对选举结果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二、变量与假设 发达民主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经济投票不是一个臆造的理论形态，而是能真正解释选举结果的有效模型。但在中东欧国家，有关经济投票的研究较少，对于经济投票能否适用于这些国家也存在较大争议。在转型初期，一种流行的观点是：考虑到这些国家缺乏民主政治的经验，又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体系，在政治和经济都经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经济投票无法适用于这些国家。而在实证性研究中，学者也发现经济形势与选举结果间的关系在中东欧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首先，经济形势对选举结果的解释力并不稳定。在历届选举中，存在大量违背经济投票逻辑的案例。许多政党在经济形势较差时没有受到惩罚，另一些政党则在经济形势良好时出现了得票率下降，甚至黯然下台的情况。例如2005年，保加利亚维持了6.4%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形势相对乐观。但在这一年的大选中，执政党西美昂二世国民运动（NDS）的得票率大幅下降，由上届的42.7%骤减为20.0%。相反，1996年斯洛文尼亚经济增长率仅为3.4%，考虑到当时中东欧国家普遍开始经济复苏，这一数据本身并不理想。但在当年的大选中，执政党自由民主党（LDS）的选票不降反升，比上届多出了3.5%并继续执政。其次，相比于发达民主国家，中东欧选民对执政者的惩罚更为严厉。根据南内斯塔（Nannestad）和帕尔德姆（Paldam）的研究，在发达民主国家，政府会在选举中平均损失2.25%的选票。而在中东欧国家，这一数值高达14.8%。即便以政党而非政府为分析对象，平均的损失依然为6.9%。再次，同一政府内各政党的选举结果也存在明显差异。在1998年的斯洛伐克大选中，两大执政党民斯运（HZDS）和工人联盟（ZRS）的得票率分别下降了8.0%和6.1%，而另一执政党民族党（SNS）的选票却比上届多3.7%。与此类似的是在波兰1997年大选中，两大执政党民主左翼联盟（SLD）和人民党（PSL）的命运也截然不同。民主左翼联盟的选票由20.4%上升到27.1%，而人民党的支持率则由15.4%降至7.3%。考虑到这些政党处于同一政府内，经济形势对其得票率的影响本应是一致的。 在这一问题上，本文的一个基本立场是经济投票能够应用于中东欧国家。我们对于经济投票理论的信心来自于两个方面。首先，中东欧国家的民众大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困难和90年代休克疗法带来的动荡。因此进入新时期以来，他们迫切希望民主制度能够带来高速的经济发展和良好的社会福利。相比于发达国家的选民，转型中的中东欧民众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度更高，也对经济形势的变化更为敏感。其次，经济问题是导致社会主义政权下台的重要因素，也是新的政治体系必须应对的重大合法性问题。在转型之初，各国政治精英们必须选择一种经济体制，以推动经济增长且使福利分配合乎人道。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外生性，这一次是各国精英们独立自主地决定国家的发展道路。无论道义上还是实际上，他们都对本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负有责任。选民们也会把对政治精英的支持度与经济形势的变化挂钩。在本文中，我们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和失业率两大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状况，高速的GDP 增长和较低失业率代表经济形势良好，反之则说明经济形势不尽如人意。假设1：经济形势越好，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选票越多。 但是，经济形势与选举结果的简单线性关系不足以解释上述的特殊现象。我们必须将经济投票的解释力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环境相结合，重新审视从经济评估到选举结果产生的整个过程，从中提取出对经济投票有着调节或干扰作用的制度性和背景性变量，最终建立一个针对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投票模型。如上文所述，经济投票的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环节：经济评估、责任判定和替代者找寻。选民会依次通过三个环节决定最终的投票意向。由此，我们也遵循这一路径对中东欧背景下的经济投票进行重新诠释。 在经济评估环节，一个决定性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私有化和社会就业等重大经济议题上，中东欧国家的选民与传统民主国家的民众看法是否一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达民主国家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发展进程。而中东欧国家则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必然会反映到选民的思考和行动上。以失业问题为例，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作岗位基本按照计划分配，民众无失业之忧。而进入到新时期，经济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转变使得高失业率成为这些国家的普遍现象。对比过去，失业者自然会产生不满。而那些拥有工作的人也会担心有一天失业。高失业率成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提醒人们随时有失业的可能。因此，两个时期的不同经历会让民众对失业率的升降和相关政策的变化格外敏感。换言之，过去的社会主义经历塑造了中东欧民众在经济评估上的特殊性。波普-艾利克斯（Pop-Eleches）和塔克（Tucker）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发现相比于西欧民众，中东欧选民对私有经济的支持度更低，更加看重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认定国家对个人福利负有更多责任。另一个影响经济评估的因素是中东欧民众对民主政治的陌生。在经济评估中，选民需要获取信息并分析这些信息，做出对客观经济形势的正确评价。在转型之前，中东欧民众对政治事务参与度较低，除官方许可的渠道外，也没有其他的途径获取可靠的信息。因此，在转型后，民众可能无法适应民主政治的规则和行为模式，也并不熟悉全新的信息渠道。加之转型期内政治与社会经济都发生巨大动荡，民众得到的信息大多是反复变化的。因此在中东欧国家，民众对经济形势的评估往往与实际情况不尽一致，他们对经济的看法也易受到政党或领导人的操纵。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者的影响并不是恒定的。随着转型进程的深入，两大因素的作用力都在逐渐减弱。首先，社会主义经历在代际之间的影响并不一致。相比于年轻一代，老一代民众身处社会主义体制的时间更长，也见证过共产党执政下的经济复苏和高速发展，因此，他们对社会主义时期有着更深的情感和认同。年轻一代更多经历的是国家发展失去活力，甚至出现衰退的年代。在他们身上，社会主义经历的影响并不明显。考虑到人口的代际更替，社会主义经历对选民整体的影响是在逐渐减弱的。同时，民主政治转型开启了一场全新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在新的政治文化的浸染下，社会大众的政治观念逐渐被重塑，他们对于民主政治的陌生感在逐渐消失。政治教育与政治实践也让选民更加熟悉民主制度的规则和运作，能够利用多种渠道获取充分的信息，得出客观的评估结论。换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义经历对选民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另一方面，社会大众越来越熟悉民主政治的规则和价值理念，从而在思想和行动的逻辑上都更加趋近于传统国家的选民。此消彼长，经济投票在选举中的影响力会逐渐增强。在一个超过20年的时间跨度上，我们能够观察到经济投票在转型前期与后期的明显不同。 假设2：相比于转型前期，经济投票在转型后期的影响力更强。 如上文所述，经济投票中的责任判定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一个是政府层面。就制度的顶层设计而言，中东欧国家与传统民主国家没有太大区别。在转型之初，中东欧国家就效仿西欧建立起议会民主和多党竞争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在转型的20多年里，府院分治的状况也不常见。因此对于中东欧选民而言，责任判定的障碍主要来自于第二个层面。在中东欧国家，联合政府是主要的政府形式，其比例超过总数的80%，即便是在获得议会多数的条件下，许多政党也更倾向于组建多数盈余联合政府。在联合政府盛行的背景下，责任判定的难度大大增加。相比于单一政党执政，联合政府中的决策过程更为复杂，执政党之间常常有主张或者利益上的龃龉，最终的决策多是各方讨价还价后的结果。然而选民能够看到的仅仅是最终的决策和政策推行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很难判定各政党在经济决策中的具体责任。考虑到选民的有限理性，在联合政府内进行责任判定的依据主要有二。第一，政党拥有的议会席位和内阁职位。更大的权力意味着更大的责任。而议席和内阁职位的多寡就代表了政党权力，特别是决策权力的大小。因此在选民眼中，联合政府内的大党更应成为经济政策的责任承担者。相反，拥有较少议席和内阁职位的政党无须或者只需要背负较少的责任。考虑到中东欧国家既有联合政府，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单一政党政府，我们以政党议席/所有执政党拥有议席的计算方法来衡量政党在政府内的权力。在政府中，执政党权力的数值范围在0.05（进入议会的门槛）到1（单独执政）之间浮动。 假设3：政党在政府内的权力越大，经济形势对其得票率的影响就越强。 第二，政党类型。在竞争性政治体系中，同一类型的政党拥有相近的意识形态和主张，其政策倾向和关注议题也有重叠之处；而不同类型的政党会在执政理念和具体的社会经济政策上有较大出入。借助政党类型，选民能够窥测政党在上台后的执政方向，以此判定政党在经济决策中的责任。具体到经济投票上，最具解释力的政党类型划分是传统的左右之分。根据鲍威尔（Powell）和惠滕（Whitten）的研究，左右翼政党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左翼政党强调社会平等重于经济增长，也更加关注就业和二次分配问题；右翼政党则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追求总体经济成就和个人自由的最大化，所以更关注货币、通货膨胀和税收。相应的，这也成为选民进行责任判定的依据。具体到宏观经济指标上，选民认定左翼政党要为失业率的变化承担更多责任，而右翼政党则需为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负责。在传统政治学中，“左”与“右”被视为界限分明的两大阵营。而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学者们更倾向把政党意识形态当作从左到右的连续光谱，并以具体分值来标明政党在光谱中所处的位置。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的是政党纲领数据库的意识形态指数。这一数据库的优点在于它不仅给出了政党的综合得分，更标明了政党在具体问题上的倾向。为了衡量政党在经济领域上的立场，我们使用了经济市场得分（markeco）和计划调控得分（planeco）两项指标。经济市场得分越高，说明政党在经济领域内越趋近右翼政党，注重经济发展和市场活力，其选举结果也更多受到经济增速的影响。计划调控得分越高，说明政党的左翼色彩更浓，其得票率更多地与失业率的变化相关。 针对中东欧国家，塔克提出了另外一种影响责任判定的类型划分，即新旧政权之分（regime divide）。由原社会主义时期的执政党转变而来的政党被称为旧政权政党（old regime party）；而来自于原反对阵营，并在新时期主导转型进程的政党则是新政权政党（new regime party）。在转型初期，新政权政党大多是执政党，并主导了国家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后来的执政党虽然在政策上时有调整，但基本延续了之前的经济改革路线。因此在选民眼中，新政权政党对当下的经济形势负有双重（任期内和整个转型期内）的责任。相比于这些政党，旧政权政党则被更多地与社会主义时期联系在一起，较少因当下的经济形势被奖惩。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恶劣的经济状况反而会引起选民对过去的怀念，出现经济形势恶化，旧政权政党支持率升高的现象。在此，我们沿用了塔克对新旧政权政党的定义和划分方法。如果政党为新政权政党，则其新旧属性赋值为1，如果是旧政权政党，则赋值为0。本质上，“左右”与“新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划分方式。一种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一种以历史因素为纽带。何者能更好地适用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投票模型，有待于定量分析的检验。 假设4a：左翼色彩越浓，政党的得票率越受到失业率的影响；右翼色彩越浓，政党的得票率越受到经济增速的影响。 假设4b：相比于旧政权政党，新政权政党的选举结果会更多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 政府替代者的找寻是选民经历的最后一个环节。在多党制体系中，选民需要从一众反对党中挑选出新的支持对象。对于经济投票而言，这一对象是否对经济投票有着重大影响。如果反对党中没有出现一个合适的政府替代者，这就意味着替换政府要比现任政府留任承担更多的风险，未来的经济形势也会充满变数。受限于形势，即使经济状况不尽如人意，选民也可能被迫支持现任政府。因此反映到最终的投票上，经济对选举结果的影响自然会减弱。而如果政党体系中存在合格的政府替代者，那么选民可以从容表达对经济形势的意见，并对现任政府进行奖惩。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投票的影响力也会随之增强。在发达民主国家，选民挑选这一对象的标准是政党本身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相对而言，那些长期在公众视野里并保持稳定发展的政党更受选民青睐。在发展进程中，这些政党累积了大量议政或执政的经验，它们的主张和政策相对固定，也为选民所熟知。而许多新政党则缺乏稳定性，未来发生变动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投票支持新政党无疑有更大的风险。实证研究的结论也与此相符，在发达民主国家，民众极少会投票给成立不久的新政党，平均而言，一个新政党所占的选票份额仅为总投票数的2%。然而在中东欧国家，政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更像是一个“伪命题”。从1989年算起，这些国家开始民主转型不过20余年，大部分政党都成立于转型初期。在动荡的政治体系中，这些政党经历了多次的分裂、合并和重组，极少能维持自身稳定。因此在中东欧国家，选民很少以延续性和稳定性来评估政党。历届的选举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中东欧选举中，新政党的平均得票率为19%，远远高过发达民主国家。因此在中东欧国家，选民挑选政府替代者的主要标准是政党实力。在对现任政府不满的情况下，选民自然希望中意的对象能够赢得大选，并改变当下的经济形势。为此，选民必须充分考虑该党赢得选举的可能性。投票给具有实力的大党显然更有可能实现他们的愿望，而投票给一些小党或地方性政党则有可能“浪费”选票或是仅起到意见表达的作用。在中东欧国家，长期动荡的政党体系导致社会大众与政党未能建立起稳固的联系，在缺乏政党认同和忠诚的情况下，中东欧民众在选举中的行动更具功利性和策略性。当经济形势下行时，他们更愿投票给那些反对党中的大党，以达成选举目标。因此对他们而言，影响投票意向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反对党中有无合格的政府替代者。在相关研究中，学者通常使用有效政党数量（effectivenumberofparty）来描述一个政党体系的结构。有效政党数量越少，说明政党体系越趋近于两党制，整个体系由两个或者若干个大党主导；有效政党数量越多，表示体系中各政党实力相对均衡，存在着一众小党和地方性政党。在本文中，我们也以有效政党数量来衡量政党体系中有无合格的政府替代者。有效政党数量越少，说明在野党中越有可能出现实力较强的政党，而选民可以更自如地对执政党进行奖惩，经济投票的影响力随之上升，反之，经济投票的影响则会减弱。 假设5：有效政党数量越少，经济形势对执政党选举结果的影响就越强。 最后，在经济变量和调节性变量之外，我们还引入了两个控制变量。第一个控制变量是执政党在上届选举中的得票率。第二个控制变量是选举前新成立政党的数量。尽管这两个变量与经济投票无关，但它们能够直接影响执政党的选举结果，因此纳入这两个变量能使我们更好地观察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投票，回归分析的结果也会更加准确。 三、案例选择与分析方法 本文选取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十个国家作为样本。选取这些国家的原因有三：第一，这些国家在政治转型与经济改革上相对成功，选举过程也较为公开民主。第二，充分考虑样本的多样性。从经济角度看，既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维谢格拉德四国，也有相对落后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地理位置上，既有更靠近西欧的中欧国家，也有相对偏远的东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从历史经验上看，既包括在一战后推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国家，也涵盖了没有任何民主经验的国家。第三，这十个国家也是转型研究的热门国家，有许多数据和成果可资我们利用，从而减少数据搜集和测量的实际工作量。 从时间范围上说，本文涵盖了从1990年开始到2014年末的54届选举。但实际上，某些选举并未纳入统计。例如，考虑到选举本身的民主程度，各国转型后的第一届选举都未被纳入；波罗的海三国在1991年先后独立，捷克斯洛伐克在1992年正式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主权国家。因此在这五个国家，相关统计从他们独立后的第一届政府开始算起。而关于执政党，在中东欧国家存在大量中途退出政府的政党，考虑到它们执政时间较短，这些政党不被定义为执政党。同样的，在政府更替频繁、一个任期内出现多任政府的情况下，只有那些一直留在政府内部的政党才被认定为执政党。最终，本文一共统计了126个中东欧执政党的相关数据。 在分析方法上，我们采用的是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在以实际选票为对象的宏观经济投票研究中，学者们大都采用了这一方法。因此沿用这一方法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更具比较性，也能结合相关研究对中东欧经济投票做出更深层次的阐释。此外，最小二乘法相对简单和灵活，我们可以在基本的经济投票模型基础上自由地加入调节和控制变量，检验它们在模型中的影响。在本文中，研究的一大重点是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环境对经济投票造成的影响。因此在回归分析中，我们格外关注调节性变量和经济变量的交互作用（interaction）。为了确保分析结果的准确性，我们采用了最为严格的操作和阐释方法。首先，在计算两个变量（X 和Z）的交互作用时，我们将这一作用的所有构成项（X、XZ、Z）都纳入到回归分析中。其次在分析交互作用时，我们将所有数据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在很大程度上，数据的中心化并不能消除变量的多重共线性。但在某些变量不具备自然零值的情况下，数据中心化有助于更好地阐释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因此我们依然采用了这一做法。再次，考虑到选民的有效理性，我们将交互作用的计算限定在双向交互作用上，而涉及更多变量的多向交互作用超出了选民理性判断的能力，也会在回归分析中产生更多的偏差，因此不予考虑。 四、分析结果 通过对上述案例和统计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投票模型结果（见表1）。 表1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投票模型结果
注：*p<><><>括号里的数值是各变量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考虑到本文样本和数据的特性，我们采用的集群标准误差（clustered standard error）的差异也取决于此，在接下来的模型中，我们将会依次加入这些制度性与背景性变量，并分析和检验它们对经济投票的调节性作用 在模型1中，我们仅考虑经济变量和两大控制变量对执政党得票率的影响。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两项数值显示，经济因素的确对执政党的选举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经济增速与政党的得票率呈正相关，经济增速上升1%，执政党会多获得0.43%的全国选票；失业率与政党的得票率呈反相关，失业率提高1%，执政党会损失0.3%的全国选票。同样地，两个控制变量也对执政党的得票率有着直接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新政党数量每多一个，执政党就会多损失0.78%的选票。这一结果也印证了我们之前提到的观点，即新政党在中东欧国家比在传统民主国家更受欢迎，也更具竞争力。 在经济投票的跨国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模型结果是否受到案例选择偏见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模型2中加入了一个国别的虚拟变量。在生成变量的过程中，所有斯洛文尼亚的观测案例被赋值为1，其他案例赋值为0。模型2的结果表明，在加入虚拟变量后，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两大经济变量仍然对执政党的选举结果有着重要影响。这说明模型1的结果并未受到案例选择偏见的干扰。换言之，中东欧国家在经济投票上更具同一性而非差异性。在回归分析中，另一个可能影响模型结果的因素是变量间的共线性。如果变量存在明显的共线性，那么将其视为独立影响变量的模型结果必然存在误差。考虑到经济增速和失业率本身的密切联系，我们对两个经济变量进行了共线性诊断。诊断的结果表明，两个变量之间没有明显的共线性。条件指数中最大的k值仅为5.6，另一个诊断参数特征根也不为0。因此可以说，上述两个模型的结果未受到变量间共线性的影响。 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模型1和模型2可以对中东欧国家的选举结果做出解释。然而，它们未能解释中东欧经济投票中的特殊现象，例如联合政府内各政党在选举中的不同命运。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这两个模型将所有政党都“一视同仁”，而不考察它们的意识形态、政府内陆位或是面临的竞争压力。但实际上，这些因素正是决定选民责任判定和政府替代者找寻的关键性因素。它们的存在与变动会影响经济投票的整个过程。 在模型3中，我们加入了政党在政府内的权力和有效政党数量两个变量。结果显示，经济变量与执政党的选举结果依然呈现显著的相关性，其回归系数也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此外，有效政党数量也对执政党的得票率有直接影响。随着有效政党数量的增长，执政党会丢失更多的选票。然而这一影响不具备显著意义。关于交互作用，两个交互作用的方向都符合预期。政党在政府内陆位越高，其得票率越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有效政党数量越多，经济投票对执政党选举结果的影响就越弱。相比于政党政府内责任，有效政党数量与经济变量的交互作用都不具备显著意义，回归系数也较小。一方面，这与两个交互作用本身的取值范围有关。而另一方面，显著水平并不是决定舍弃或保留交互作用构成项的主要参数。因此在接下来的模型中，我们依然保留了有效政党数量这一调节性变量。整体而言，模型3比模型2解释力更强，拟合优度也更好。修正R²的明显上升也印证了这一点。 由于涉及三个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交互作用的解释相对困难。按照通行的做法，我们在调节性变量上取三个数值（低于标准化平均数一个标准差、标准化平均数和高于标准化平均数一个标准差）来分析回归方程在不同水平上的斜率变化。具体来说，政党的政府内陆位与经济变量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的方向一致，说明其交互作用的本质是协同效应，即两个自变量和交互作用项的作用一致，且总效应大于各自主效应之和。通过相应的回归方程，我们可以计算出经济增速和失业率的边际效应，分别为（0.44+1.24z）和–（0.34+2.64z）（z为政党政府内责任）。在政党政府内责任分别取值为-0.29、0和0.29时，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变量对执政党得票率的不同影响力。图1和图2展示了在95%的置信区间内经济增速和失业率的边际效应变化。 如图1和图2所示，在三个不同的水平上，经济变量的边际效应存在很大差异。当政党在政府内权力较小时，经济因素对执政党选举结果的影响力较低。换言之，选民较少对政府内的小党追责。随着政党在政府内权力的上升，经济因素对其得票率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反映到政党得票率在经济变量上的简单回归线中，就会呈现回归线的扇形上扬和下降，且伸展幅度较大。这说明政党在政府内的权力对经济变量产生了明显的协同效应。同样的，有效政党数量也与经济变量有着交互作用。在这一作用中，经济增速和失业率的边际效应分别为0.43—0.05E（E代表有效政党数量）和-0.34+0.05。有效政党数量的增加会削弱经济因素的影响力。而当有效政党数量较少时，选民更有可能找寻到中意的政府替代者，在这一情况下，经济投票的影响力会更加明显。 在政党类型上，我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划分方法，一种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左右之分，一种是考虑历史因素的新旧之分。具体到经济投票上，这两种划分方法代表了对选民责任判定的不同理解。反映到最终的选举结果上，就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模型。模型4是加入新旧因素后的经济投票模型。由于我们将新政权政党赋值为1，旧政权政党赋值为0，新旧因素与经济变量的交互作用应与变量主效应的方向一致，即经济变量对新政权政党的选举结果有着更强的影响力。然而模型的结果却与预期不符。两个交互作用都与执政党的得票率呈正相关且没有显著意义。而在加入新旧因素后，若干变量都失去了原有的显著意义，回归系数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修正R²的变化也说明了加入新旧因素这一调节变量削弱了经济投票模型的整体预测能力。新旧因素在本文模型中失效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和塔克研究对象的不同。塔克的关注点是政党体系内所有的新旧政权政党，其分析案例都来自于转型前期的选举。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分析样本的时间跨度也更大。而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新旧因素本身具有时效性。在中东欧转型后期，有大量的新政党加入到政党体系中，这些政党既没有与社会主义政权的历史联系，也不曾参与到转型路线的设计和之后的重大改革进程，因此很难用单纯的新旧来定义它们。同时在动荡的政党体系中，许多新旧政权政党也在不断演变。在历经多次合并、分裂和改组后，能够辨识这些政党的“标签”不再是过去的历史因素，而是其价值理念和政策倾向。在本文的样本中，如果严格依照塔克的定义原则，只有21个政党能够被定义为旧政权政党，45个政党为新政权政党。这说明随着中东欧转型的不断深入，所谓的新旧因素已不足以准确描述中东欧政党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们基于模型结果的一种推测。这一推测是否准确，有待检验。 相比于新旧因素，加入政党意识形态得分的模型结果更为优化。在模型5中，各变量的影响参数都未发生明显变化。经济变量仍然与执政党的选举结果有着显著的相关性。政党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速的交互作用也有着显著的效应。经济市场得分的提高（代表政党在经济领域的右翼色彩更浓）会增强经济增速的边际效应。因此，相比于左翼政党，右翼政党在选举中更易受到经济增速变化的影响。如图3所示，当经济市场得分为8.68时（标准的右翼政党），经济增速提升1%，执政党会多获得0.87%的选民支持；当经济市场得分为4.34时（中性政党），这一影响就显著下降；而对于一个标准的左翼政党而言，经济增速的边际效应仅为0.17，说明左翼政党较少因为经济增速的变化而被选民追责。意识形态对失业率的调节作用也与预期一致。随着计划调控得分的下降（政党左翼色彩变弱），政党也会较少因失业率问题而被惩罚。当计划调控得分为6.86时，失业率的边际效应为-0.68；而当得分为0时，失业率的边际效应变为-0.26。相比于之前的模型，模型5具有更好的解释和预测能力，修正R²的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在样本中，超过60%的执政党得票率变化能够为这一模型所解释。 在加入所有制度性和背景性因素后，我们再来探讨中东欧经济投票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模型6和7分别代表了中东欧国家在转型前期与后期的不同经济投票模型。模型6涵盖了在2001年前举行的19届选举和41个政党的相关数据。模型7则涉及35届选举和85个政党。在模型6中，几乎所有的变量都不具有显著意义，若干变量，包括交互作用的效应方向也与预期相违背。这样的结果表明，在充分考虑各类调节和控制变量的条件下，经济投票在转型前期仅具有一般的解释力。而在模型7中，各变量的效应方向都与预期一致。相关参数也与模型5近似。唯一明显的变化是失业率及其交互作用的回归系数逐渐增大，显著性水平也有所提升。修正R²的大幅提升（从0.39到0.71）说明模型7具有更好的拟合优度。换言之，经济投票在中东欧转型后期对选举结果有着更强的影响力。 五、结论 在回归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回答文章开始时提出的两个问题。首先在中东欧选举中，经济因素对执政党的选举结果的确有着重要影响，换言之，经济投票可以适用于中东欧国家。从具体的解释能力来看，超过60%的政党得票率变化能够为经济投票模型所解释。同时，我们也不认为中东欧选民对执政党进行了“过度”或者“不合理”的奖惩。中东欧政党的确会在执政后的下届选举中损失大量选票。但这是因为在过去20余年里，或者至少在选举年里，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并不理想，特别是失业率较高成为各国转型中的普遍问题。在选举年，中东欧国家的平均失业率高达10.3%。根据经济投票模型的结果，这意味着执政党会自动损失4%—5%的全国选票。因此，最终负5.6%的平均得票率变化只是选举结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正确反映，并非选民的过度惩罚。 其次，在经济变量之外，我们加入了一系列的制度性和背景性因素作为经济投票模型的调节与控制变量。这其中，有效政党数量是影响政府替代者找寻的关键性因素。有效政党数量越低，说明政党体系越趋近两党制，挑选政府替代者的难度相对较低。相反，有效政党数量越高，说明政党体系中存在大量政党且各政党实力较为平均，选民很难从中挑选出合适的政府替代者。经济投票模型的结果与这一推测相符。当有效政党数量较高时，经济投票对执政党的影响力也较低；有效政党数量较低时，经济因素对执政党的得票率有着更为明显的作用。关于责任判定，意识形态与新旧因素代表了对中东欧政党类型两种不同的划分方法。而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政党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投票模型更为契合。当政党左翼色彩越浓时，其选举结果越会受到失业率变化的影响。政党右翼色彩浓厚时，其得票率更多地与经济增速的变化相联系。而在政党类型之外，政党在政府内的权力也会影响选民对政党责任的判定。定量分析的结果也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政党在政府内权力越大（所占的议会席位越多），经济变量对其得票率的影响就越大。因此，当经济形势较好时，联合政府内的大党更有可能被选民认定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推行者，也会在选举中获得更多奖励。而政府内的小党则较少获益于良好的经济形势。相反，它们还会因为自身的意识形态而在具体的经济问题上被选民苛责。反映到最终的选举结果上，就形成同一政府内各政党在选举中不同的命运。当然，实际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考虑到政党在政府内权力的大小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特定的宏观经济形势会对政党的得票率产生特定的效应。 本文的最后一个结论是关于中东欧经济投票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趋势。模型结果显示，经济投票在中东欧转型后期的作用力比在转型前期更强，也更为明显。通常情况下，经济投票的影响力增强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选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和对政治系统的信任感都逐渐增强。他们相信在有效的制度保障下，只要通过积极的行动力就能对执政党进行奖惩，并以此警示未来的执政者，使其更好地维护选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愿意采用经济投票作为自身的选举策略。而随着政治参与能力的提升，选民也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宏观经济形势和判定政府责任，使得最终的奖惩结果与客观的经济形势相一致。第二，采用经济投票的制度性和环境性障碍逐渐减小：政党体系趋于稳定，联合政府和新政党数量减少。相应的，选民进行责任判定和政府替代者找寻的难度也大大降低。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下，经济投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力自然会随之增强。但在本文的样本中，我们没有发现相关的制度性和环境性障碍在减少的有力证据。过去20余年间，中东欧国家的平均有效政党数量为5.9，说明各国的政党体系都带有碎片化的特点，在两届选举之间，平均有3.5个新政党加入到政党体系中，而一届政府的平均执政时间仅为553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状况在转型后期也并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因此我们认为经济投票的影响力在转型后期增强应该归因于中东欧的选民，即长期的民主实践和多次的选举经验使中东欧选民在行动逻辑上更加趋近传统民主国家的民众，能够更好地运用经济投票策略来维护自身利益。当然，这一推测是否与现实相符，还需要更多定性分析的检验。 （责任编辑 李淑华 刘阳） 来源：《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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