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子助修父陵钱—助国元通宝钱再论

作者：peiyuanbo448

孝子助修父陵钱—助国元通宝钱再论

——山人自藏助国元通宝钱配图

助国、牡国元通宝钱，准确地说仅指助国、牡国元宝钱，发现已近二百年，因为助国、牡国通宝发现还不足二十年。它们是清末至今，争论近二百年仍未定论的钱币。对于它们的归属，钱币学界有各种推论。清李竹贤的《古泉汇》，将二钱列为“无考品”。民国丁福保《古钱大辞典》，先将二钱列为“后晋杨光铸”，后又将二钱打入“安南钱”之列。再后来在《历代古钱图说》中又将二钱列为“无考品”。

最早认为助国、牡国元宝钱是“辽铸之钱”的是戴葆庭先生。王荫嘉《助国、牡国钱考》中引戴葆庭原话说“助国、牡国，《古泉汇》列无考品。或谓安南，亦无从证明。但此钱多出辽地，近五六年间，前后得辽阳友人寄予四品，中三品为辽地新出土者。查萧辽钱之‘大安元宝’，‘乾统元宝’有薄肉小形者，与此钱制作绝相类似，元宝二字如出一手，铜质色浑亦复相同，殆亦萧辽之物欤，苦无典籍资考。”接着，王荫嘉却根据《新五代史·晋本纪》所载：“天福二年夏四月辛卯，宣武军节度使杨光远进助国钱三十万贯”，认定助国、牡国元宝钱是后晋节度使杨光远所铸。并称戴葆庭先生的推断“以汉学家法律之，所据乃不成立。”

解放后，特别在文革后，随着助国、牡国钱的不断出土发现，人们对助国、牡国钱的归属，再次展开了讨论。首先“杨光远所铸”说，重提后不久，即被推翻。人们以大量史料论证，杨光远仅是无数向朝廷进助国钱的后晋地方官吏中的一员（见附图19），杨光远进的钱如叫“助国元宝”钱，那其它官员进的钱，为什么不也叫“助国元宝”钱？身为后晋节度使不进后晋行用的年号钱，而另铸一种非后晋行用的钱币，脑袋是不是得了病？

“杨光远所铸”说偃旗息鼓后，又出现了“辽佞佛祭助钱”，“海云寺济民钱”，“寺院纪念钱”，“渤海国铸钱”等等说法。其中尤以“海云寺济民钱”说，因有《辽史》本纪“（大安三年）五月庚申，海云寺进济民钱千万。”《食货志下》：“至其末年，经费浩穰，鼓铸仍旧，国用不给。虽以海云佛寺千万之助，受而不拒，寻禁民钱不得出境。”获得泉界大多数人追捧，乃至今天仍连篇累牍在各种泉刊谱录大书特写。其实，“海云寺济民钱”说，和“杨光远所铸”说同样荒谬，海云寺不用信徒交来的钱进献，而用能花的行用钱，买炭、买铜、请工匠，另铸一种谁也不认识的“助国钱”，这些和尚是不是发了神经病？亏的是当代钱币专家提出的臆说，否则人们会以为海云寺的和尚都是脑残呢？

笔者自07年初以来，曾连续撰写了《东丹百年铸三钱  人皇一系掌契丹》、《牡国元宝的“牡”字原本即“壮”字辨》、《助国、牡国钱铸主新考》等三篇文章对助国、牡国钱的铸主，用途，铸造时间，铸钱规模，种类及版别等六方面问题进行了详尽地论述，自认为证据确凿，论述透彻，结论坚实，为助国、牡国钱为“东丹国主铸”的定案提供了不可撼动的证明。在论述助国钱铸主和用途时，笔者列举了四个证据：

证据之一：唐末五代社会风俗决定了东丹国主耶律倍在阿宝机死后必须进献助修山陵钱。据欧阳修《五代史》载，五代盛行地方政府及官吏以助军助军征，助（贺）郊礼和帝王登基，助修陵寝宫殿，助（进）济民赏兵及救灾等各种名义向中央政府进献贡纳银钱物资。如“广顺元年春正月……，乙未。朱弘昭，冯赟献钱助作山陵。……甲寅。北京留守石敬塘献银绢助作山陵。清泰二年夏六月癸未。群臣献添都马。”“天福二年……夏四月……辛卯。宣武军节度使杨光远，进助国钱。九月杨光远进粟。三年春二月戊戌。诸镇皆进物以助国。”由是观之，所谓助国者，银绢粟马不一其物，诸镇群臣不胜其多，助国云者，应当日之流行语，盛行于一时者也。

耶律倍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臣子，于情、于理、于公、于私，岂能跳出界外洁身自好？在父皇升天之际，无论从何种角度说，为父助修山陵都责无旁贷。作为皇太子、皇长子、人皇王，为升天皇帝修陵是礼教需要，孝道需要，政权需要；作为附属国东丹国主，向宗主国进献修建宗主国主山陵钱，更是遵循世俗规矩，履行臣子责任的必须做的事情。

证据之二：耶律倍的特殊地位与继承大统的心理，使他不由自主地成为修筑阿宝机山陵的主要赞助者。

耶律倍除具有契丹国皇太子、皇长子，及契丹天地人三才统冶核心之一的人皇王等身份外，还有一个最有实权的身份：着天子冠服，称制（行使皇帝权力），统治疆域方五千里，富金银铜铁矿藏，兼有农牧木渔盐之利，有兵数十万，辖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东丹国（原渤海国）国主的身份。

作为契丹最主要、最亲密、最具经济实力的特殊的附属国主，耶律倍倾全东丹国之力，支持并完成修筑阿宝机山陵的浩大工程。明着是附属国东丹国铸钱贡献朝廷助修升天皇帝山陵，实质是契丹天皇帝的法定继承人在以实际行动向掌握朝廷大权的母后和全契丹臣民表达自己的孝心与继承皇统的合法性。

所以，耶律倍铸助国元通宝钱助修天皇帝山陵，不仅是遵循世俗规矩，履行臣子的责任，更重要的是显示自己契丹国皇太子、皇长子，及契丹天地人三才统冶核心之一的人皇王等身份，在做一个储君应做的工作。

证据之三：在契丹这样一个把铸币视为“王信”，把铸币权视为皇帝最主要权柄之一，严禁任何人染指铸钱事务的国家内，只有可以行使皇帝权力，在自己辖区内既有铸钱机构、熟练工匠，又有丰富铸钱材料的东丹国主，才有权力和能力铸造出与宗主国行用钱文不一样的进献钱。

契丹帝国开国皇帝阿宝机是一位深谙金属铸币，在巩固政权、传达王信、显示皇威，以及发展经济方面所具有独特作用的君主。他曾巧妙地运用铸币获得大多数契丹人的拥护和平地夺取了政权，又通过铸币宣布实行中央集权世袭制和天授皇权的王信，孤立并平息了叛乱的诸弟，顺利地实现了世袭制皇朝的奠基。基于对铸币事务的重视，在耶律帝国建立前，阿宝机就设立五冶、五坊专事铸币原料开采冶炼和钱币的鼓铸，并制定了严格的只允许钱币朝廷官铸和坚定打击私铸的规定。通观契丹二百多年历史中，除耶律倍的东丹国外，任何时代、任何直属国、任何组织、任何王公大臣、任何特权阶层，都不曾获得铸币权。

反观东丹国，不仅国主是个具有皇帝权力的君主，自己就有铸币权（据《辽史·列传》载：东丹立国后“岁贡布十五万端”。契丹当时实行的是“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布帛和铜钱都是通行货币，布帛是主币，铜钱是辅币。岁贡币之事说明东丹有完全自主的货币铸造权。），东丹自己小朝廷内亦有对铸钱、储钱、进行管理的机构，如仿唐户部设立的“仁部”“主管……钱粮仓储……属于财政机构”，仿唐工部而设立的“信部”“主管……工匠营造诸事，属于生产机构”。东丹境内又多产铜斤。耶律倍想为父皇献钱助修山陵，在国内铸造点铜钱实是手到擒来不费吹灰之力的事。耶律倍这种权力和优势是契丹史上除当朝皇帝外，二百年中唯一人。

证据之四：钱名具有五代鲜明的时代特征，钱文蕴涵铸主个性特征，形制突现了有别于契丹早期钱的地域特征。

助修先皇山陵钱为什么取名“‘助国’元通宝”？证据之一中已谈到“助国”一词是五代时期最盛行的流行语，人人皆知其名，人人明瞭其义。耶律倍以具有五代鲜明时代特征的“‘助国’元通宝”命名东丹贡献给契丹朝廷的助修先皇山陵钱，目的大约有如下几点：其一、通俗易懂，人人皆知其义。五代人都知道“助国钱”，是五代特有的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进献的专用于某项事务的钱。耶律倍以“助国”命名东丹助修契丹先皇山陵钱，使人一见而知其是五代契丹钱，但不是契丹朝廷所造，而是东丹国政府向中央政府进献的，专用于助修契丹先皇山陵的钱。因为当时人们都知道除契丹朝廷外，唯有东丹政府有铸币权，能铸造“助国钱”进献的也只有东丹国。其二、强调并突出了“二丹（契丹、东丹）一国”爱国思想。以“助国”命名东丹助修契丹先皇山陵钱，既表达了边塞异乡契丹人对契丹祖国的自豪感关切感，同时也表达了东丹各族人民对契丹国家的认同感亲切感。其三、赋予了该钱“国际”流通货币的职能。以“‘助国’元通宝”命名该贡献钱，并遵循契丹铸币规定：元通宝双铸；旋读顺读双铸；金银铜铁四材同模同铸。目的就是让其可以在契丹境内外和契丹年号钱、行用钱一样地流通使用，以达到扩大东丹国政治经济影响的目的。

俗语曰：文如其人，字如其人。耶律倍所铸“助国钱”，钱文书体亦如铸主本人个性特征。《辽史·列传》称耶律倍，“聪敏好学，外宽内挚”，“博学多才，志趣卓绝”。助国钱文一改契丹钱半隶半楷之书风，独创了一种中国钱币史唯一的“外宽内挚”，宽窄充盈四方，笔画横平竖直，外形方正端庄有余，内敛拘谨舒放稍逊的，非隶非楷类似近代美术字样的书体，不仅在契丹钱文中独树一帜，既使在所有汉文钱中也属独辟蹊径的上乘之作。充分显示了耶律倍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和不同凡响的汉字书法的高超技艺。

形制上，助国元通宝既继承了契丹早期钱面深背浅，面缘郭中狭，背缘郭较宽阔的特点，又在契丹钱形制的基础上创制出广穿薄形，轮部整肃，面细郭背广郭的新形制。加上文字独特的宽窄充盈四方，笔画横平竖直，外形方正，内敛拘谨的书体，使得人们很轻易就能把助国元通宝钱从契丹钱中分离出来。人们喜爱它独创的形制，它一问世立即引起五代当时各国以及后来宋朝的仿制。当辽兴宗彻底撤销东丹国中台省，东丹国铸钱机构完全归并到东京钱帛司后，自重熙钱始，辽国亦铸造了大量仿助国元通宝类型的辽钱。这类仿助国钱形制的钱被日本钱币学家称为“助国手”（仿助国钱手法、形制铸造的钱币）。中国某些钱币学家根据助国钱与某些朝鲜钱形制相似（实为仿助国钱形制）加之助国钱中有部分薄小背平夷钱的存在（实为契丹人私铸翻铸钱），所以把助国钱称为“边炉”钱，实际上这种“边炉”说是片面，而不符合助国钱整体实情的。

综合以上证据，可以知道“助国元通宝”钱，是在特殊的五代时期，由于契丹特殊的国之大事，促使具有特殊地位的契丹附属国东丹国主耶律倍，利用手中可以铸币的特殊权力，特别铸造的以当时流行语“助国”铭铸钱文的，贡献给契丹朝廷助修天皇帝山陵的东丹国钱币。这应是“助国钱”目前唯一经得起推敲和考证的解释。

对二钱铸造时间和规模的分析，笔者是根据《辽史·太祖纪》的记载与祖陵规规模严密推算而来，应较为准确。

《辽史·太祖纪》详细记载了阿宝机患病、病故、停灵、上谥、建陵、入葬等事项的准确时间：天显元年（公元926年）秋七月甲戌（农历七月二十日，即公元926年8月30日），契丹军从东丹国班师至扶余府，天皇帝阿宝机忽患急病。“是夕（农历七月二十日，即公元926年8月30日夜），大星陨于幄前。辛巳平旦（农历七月二十七日黎明，即公元926年9月6日晨3-5时），子城上见黄龙缭绕，可长一里，光耀夺目，入于行宫。有紫黑气蔽天，踰日乃散。是日（公元926年9月6日），上崩，年五十五。”“壬午（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元926年9月7日），皇后称制，权决军国事。”“八月甲午（农历八月十日，即公元926年9月19日）皇后奉梓宫西还。壬寅（农历八月十八日，即公元926年9月27日），‘尧骨’奔赴行在。乙巳（农历八月二十一日，即公元926年9月30日），人皇王倍继至。”“九月丁卯（农历九月十二日，即公元926年10月19日），梓宫至皇都，权殡于子城西北。己巳（农历九月十四日，即公元926年10月21日），上諡‘昇天皇帝’，庙号‘太祖’。”“（天显）二年（927年）八月丁酉（农历八月十一日，即公元927年9月7日），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军’节度使以奉陵寝。”“‘太祖’所崩行宫在‘扶余城’西南两河之间，后建‘昇天殿’于此，而以‘扶余’为‘黄龙府’云。”

通过对阿宝机丧葬时间表的分析，可以大致推算出助国钱的铸造时间。阿宝机死于天显元年（公元926年）秋七月辛巳平旦（农历七月二十七日黎明，即公元926年9月6日晨3-5时），死后第十四天（9月6日-9月19日期间，举丧，安排梓宫，分别派人给皇太子和大元帅报丧。），“八月甲午（农历八月十日，即公元926年9月19日）皇后奉梓宫西还。”大元帅皇二子耶律德光在其父死后21天赶赴西还行在。皇太子人皇王东丹国主耶律倍也于阿宝机崩后第24天赶到行在。西还队伍经过32天，“九月丁卯（农历九月十二日，即公元926年10月19日），梓宫至皇都，权殡于子城西北”。死后一年零一天，“（天显）二年（927年）八月丁酉（农历八月十一日，即公元927年9月7日），葬‘太祖皇帝’于‘祖陵’，置‘祖州天城军’节度使以奉陵寝。”

据《辽史·志·符契》载：银牌使者“昼夜驰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报丧属紧急国事，报丧使者应按“昼夜驰七百里，”速度，自扶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前往天福城（如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报丧。两地相距不足两千里，使者三天三夜应该跑到。耶律倍在天显元年八月一日或二日（公元926年9月10日-9月11日）就应接到丧信。但他直到二十天后（公元926年9月30日）才赶上西还队伍。扣除行路时间14天，还有六天（自天显元年八月一日或二日至七日或八日）时间在天福城。这六天时间，按笔者臆测就应是“助国元通宝”钱的始铸时间。耶律倍在赶到西还行在时最少应带去部分样钱。

关于铸造规模，笔者认为数量不会很少。这从阿宝机山陵的面积和所费人工可大致推算出。做为契丹最大的陵墓，方圆达十数里的陵区建筑，按当时的物价和人工费，最少耗资应有百万两白银，即百万贯铜钱。东丹如要承担三分之一的费用，大约也要三十万两白银即贯铜钱。约等于东丹国两年的贡额。建国两百多年的渤海国灭亡，基本属和平解放，是以国君的投降落幕的，国家府库并未受到战火的伤害，其积蓄的财富应还是可观的。所以三十万两白银（贯钱，匹帛，端布）对东丹国并不是很大负担。如按白银、布帛、铜钱各三分之一计算，助国钱铸额应在十万贯左右。这个铸量即应是助国钱为什么比同时期契丹钱（神册、天赞、天显、会同诸钱）都较多，都较易获得的原因之一。东丹国百年国主历代都有续铸，亦是助国钱与契丹早期钱相比数量较多的另一原因。

在分析助国钱种类及版别时，笔者是以自藏实物为借鉴进行分类的，基本作到了有的放矢。助国钱从钱文看，有助国元宝和助国通宝两种，元宝旋读，通宝顺读；从形制看，元宝有小平、折五、折十三等，通宝仅发现小平、折三钱各一种；从材质看，有金、银、铜、铁四种材质钱。金、银贵金属铸助国钱的发现，更证明了其是官铸钱身份。

助国元宝小平钱一般多为薄肉、广穿。形制版式：有内外郭整肃规矩的“正郭”版，当为初铸品；还有薄小背平夷的“边炉”版，当为契丹仿铸或民间私铸；钱文版式有阔助、狭助、方国、挑元、狭宝等。助国元宝折五、折十大钱风格与平钱迥然不同，面背深峻，轮郭肃然，厚肉中穿。面背郭缘，宽窄相近。钱文四字，上下左右，均与郭齐。书体方正，自然舒展，与平钱书体，既有渊源又有发展。其宝字之足写法，开辽大钱长足宝独特写法之先河。折五钱径一般在33-37毫米间，重量在10-18克间。折十钱径一般在38-42毫米间，重量在15-25克间。

助国通宝，钱文顺读（也称直读、对读）。民国大收藏家王荫嘉曾获助国通宝直读小平一品，是清代金石家张渭渔故物。据王荫嘉自己描述，该钱“赤铜铸，制度与‘大世’‘世高’及‘金圆世宝’‘定元通宝’‘金帯’‘宁民’诸品一脉。审之不过三百年前物，不若此两元宝之古，但皆具有东北钱风，可断言焉。”（见1941年1月《泉币》总4期王荫嘉《助国牡国钱考》）王先生说活很风趣，表面是否定自己的通宝钱，因材质、形制似琉球和日本钱，这些钱年代不过三百年左右，所以也暂定三百多年前铸造，还谦虚地说其钱不如助国牡国元宝古旧。接着一句“都具有东北钱风”却又把时代拉回了辽金，因为东北钱风就是辽金钱风格的代名词，最后竟斩钉截铁地说：“可断言焉。”不容置疑地断定其助国通宝是辽钱。王先生的助国通宝小平钱姿容如何未见披露，形制数据也不见公布。此助国通宝平钱是否还在人间？至今这些内容都只能是不解之谜，留待后人考证了！笔者收藏有一枚折三型助国通宝，钱文顺读，字文方正，书体非篆非隶，篆隶杂揉，通宝二字尤甚。形制与元宝大钱相似，面背深峻一致，轮郭整肃，地章平坦无铸痕。东北干坑黑漆古锈色，高倍放大镜下可见锈入钱骨的珊瑚礁景象。文字无任何挖补改刻痕迹，书法奇古，其手法似南北朝至隋唐间书人篆隶变革时的书写习惯，后世不谙此书道之人断断不会写出此种书体。综合看来，此钱信是其龙，聊补先贤之憾可也。该钱径31毫米，重10.4克。估计通宝钱也应有折五、折十钱铸造，只是不知可否现身人间，让我们拭目以待。

助国元通宝钱做为助修阿宝机山陵贡献钱，首批钱铸期应不足一年，故“正郭”初铸钱至今已很难见到，多见的都是薄小背平者，后者可能是东丹迁都到东京辽阳府后，在契丹人监管下所铸，质量较差。助国钱做为契丹钱一个独创品种，对五代契丹与周边国家，对后世钱币的铸造影响都是深远的。辽大康、大安和宋钱“助国手”钱的涌现，说明了助国钱形制是受到当时人们赞许和欢迎的，否则不会有如此长时期的摹仿。东丹国通过助国钱的铸造，在中国历史上为自己书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恐怕是耶律倍当年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泉痴山人2011/12/30于京东

附图：

1、助国元宝中穿粗字光背小平型钱；2、狭穿大字助国元宝光背小平型试铸钱；3、广穿细字助国元宝光背小平型头炉钱；4、广穿细字助国元宝光背小平型钱；5、广穿粗字助国元宝合背小平型钱；6、广穿细字助国元宝光背小平型初铸钱；7、广穿粗字助国元宝合背小平型银钱；8、广穿细字助国元宝光背小平型样钱；9、中穿细字长国宝助国元宝光背小平型银钱；10、广穿细字助国元宝光背小平型金样钱；11、狭穿方字助国通宝背下俯月折三型钱；12、中穿方字助国通宝光背折三型金钱；13、狭穿方字助国通宝光背折三型铜钱；14、广穿长国宝字助国元宝光背折五型铜钱；15、中穿细字助国元宝光背折五型铜钱；16、中穿粗字助国元宝光背折五型铜钱；17、中穿粗字开档元助国元宝光背折十型铜钱；18、中穿粗字夹档元助国元宝光背折十型铜钱；19、后晋地方官吏进助国银钱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