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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2017年8月11日） 10版
□从维熙 ■随着额头皱纹不断加深，我对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社会，似乎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平心而论，今天，我在为人生而写作。当然，前者是文学，后者也是文学。 每天，坐在电脑前，其乐无穷。思绪在大地与天宇之间，在茫茫人海之间，在悲喜人生之间穿行。于是，有许多形象思维像涓涓之水，汇成了条条意象的河流——这些河流有个别名，叫作“文学”。 回眸少年时，常被文学弄得如痴如呆；待如痴如呆的状态过后，便有了勾勒某种意境的强烈冲动。随后，拿起笔来胡涂乱抹，简单地说，这就是我走上写作这条道路的成因。如果再仔细推敲一番，成因中含有内因、外因两大切入点。 内因，不外是指一个人自身所具有的文学基因。一块石板，天上的雨水再大，只能从躯体上流过；一块海绵，则能把雨露甘霖吸吮于怀。一片带电的云，当天空放电时，可以听到奇伟雄浑的电闪雷鸣交响乐；一棵与艺术绝缘的枯木，无论多么雄伟的大自然的乐章，也若子虚乌有。当然，石板与枯木，可以成为城市大厦的一块地基，或是高楼上的一扇木窗。不过，它们虽然美化了城市，却永远成不了文学自身的一个细胞，扮演的角色是与文学擦肩而过的过客。 外因，也是不能忽略的成因之一。比如，青年时代，我非常痴迷于钢琴，也喜欢打篮球。可惜，我学钢琴指骨太短，打球又是五短身材——外因制约了我的另外两大爱好。文学写作便成了无可逃避、唯一初恋的“情人”。这种彼此相吸，几乎没有经过理智的筛选，完全是出自本能驱使。 我最初的写作，只是抒发自己的一种心绪，脱了缰的感情之马，留下的足迹便成了最想表达的意境。之所以如此，不是没有来由的。年轻时，我喜欢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他的《白净草原》《猎人笔记》以及他的许多小说，如《罗亭》《前夜》和《贵族之家》等，也都形成屠氏所特有的艺术氛围。 在我看来，中国具有淡雅诗情的小说家，独有沈从文和孙犁两位先生。沈从文的作品，多以湘西风情为背景。我是北方农村长大的娃子，孙犁先生笔下的人物风情，对我来说都似曾相识，这又决定了我自然而然地向孙犁风格倾斜。初涉文学艺苑时，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开启了以抒情为文学创作宗旨的根源。 当然，这只是我最初涉猎社会时的文学追求。后来，我的生活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生活的巨大转型，不能不使我对文学的功能，做一次全新的认知。1979年之后，我的小说与散文所表现的题材领域有了很大的变化，从中能察觉出我已非我——文学青年时代的我，已然不再。随着额头皱纹不断加深，我对文学与人生、文学与社会，似乎都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平心而论，今天，我在为人生而写作。当然，前者是文学，后者也是文学。 文学的包容量，是非常广阔而博大的。不管文学的矿山有多少，作家只侧重于开采自己最熟悉、感悟最深的那一座。它像是作家的影子，召之即来，与你相拥，随后，浮现出欢乐的笑颜、悲情的泪水。于是，“大墙系列小说”从《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中篇小说开笔，接着，《逃犯》三部曲和长篇小说《龟碑》以及“大墙生活”二十年纪实文学《走向混沌》相继出炉。 就好像怀胎十个月了，作品诞生犹如自然分娩那样自然、顺畅。孕妇分娩时那个瞬间是痛苦的，生活脱胎成文字时，恰恰是快乐的极致。 那些年，我在一间只有八平方米的斗室里，居然创下了最高纪录，每天能写七千二百字。显然，那种状态没有痛苦，只有快乐。 其实，我非“天才”，却也并非“蠢才”。我的写作方程式是：我在，故我写；我写，故我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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