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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演绎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上的“甲金篆隶草楷行”七种字体称为“汉字七体”。 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至黄帝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叫仓颉，黄帝就让他负责史官的事。 仓颉做了史官之后，由于事情太多了，他的记忆力就不够用了。他开始采取结绳记事的办法，后来绳子不够用了，仓颉又用刀子在木竹上刻符号作为记事。 仓颉造出种种不同的符号，并且定下了每个符号所代表的意义。 汉字的发明在当时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传说仓颉造字时，天空下着像粟一样的密雨，地上的鬼神感到自己的尊严被冒犯了，并为此整晚地失声痛哭。 其实，汉字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它产生的确切年代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周代时期，周武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成王继位。成王当时年幼，周朝就由帮助周武王推翻商纣统治的周公旦辅佐成王主持朝政。 西周开国之初，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调。这套制度之所以为后世所称道，因为它是以道德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并由此确立了道德在治国理念中的主导地位，这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青铜器作为礼器在“礼乐”制度中的普及促使金文迅速走向成熟。 西周初期金文尚保留着殷商晚期图案化，工艺化倾向，典型的肥捺笔触还广泛存在，结构松散，文字符号不固定，在审美风格上还未形成独特面目。 西周的书法以铸于礼器之上的金文为代表，种类纯一而蕴涵无尽。早期的西周金文在字形的形态、线条的意味、书写的行款上都保留了商代晚期铭文的特征。但是渐渐地，都呈现出西周金文特有的风范，最终使得西周书法独具的品性凸显出来。 西周金文首先是在书写的行款上进行了调整，把商代甲骨金文所开创的有行无列的书写规则纳入到有行有列，并在井然有序的框架里面加以规约。 西周中晚期金文则逐步摆脱商金文的影响，以“篆引”为审美象形基础，开始形成自家风貌，装饰性的肥捺笔触渐消而走向纯粹线条化。 齐宣王花费重金，在齐国都城临淄修建了闻名天下的稷下学宫。 随着稷下学宫成为天下名士趋之若鹜的神圣殿堂，整个中原的文化也被他们带至齐国，在这里各国文化融会贯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稷下学宫中不但有儿说、告子、宋钘、尹文、彭蒙、季真等文人名士；而且还有儒家大师孟轲，孟轲长住稷下30多年，给齐国的儒学传播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不但如此，集百家大成的荀卿，也来至齐国，是稷下学宫中资格最老的一位导师，曾三为祭酒，充任学宫最高领导。 秦系书法。秦系是区别于其他各系的特殊而独立系统。在书法上表现出对西周正统的继承，相对保守稳定。金文如《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商鞅方升》、《新郪虎符》，一脉相传直至小篆。 秦汉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有着明确记载的书法产生时期，在这个时期书法获得了长足发展，并且形成了日后四大书体：篆、隶、真、草之中的篆书与隶书。书法从秦汉时期正式进入艺术殿堂，成为我国文化历史上不可或缺的瑰宝。 秦始皇东巡封禅的过程中，让李斯书写雕刻了很多碑，其中最有名的包括《泰山刻石》、《琅玡刻石》。 《泰山刻石》字体是小篆，字形工整瘦长，笔划圆健古厚，是秦代小篆书法的经典代表，体现秦代书法艺术风格。 小篆的特点是对称均衡，略为修长，它也容易板滞，但是《泰山石刻》却没有这种毛病，它在对称中蕴含着飘逸秀美，如仙子临风，仪态万方。 《泰山石刻》虽遭磨难毁损但终究留存而光照千古，李斯因此成为书法史上第一个有书迹留存下来的书法家，古今第一小篆书法家。 《琅琊刻石》是秦始皇东巡，群臣请立石刻铭，为李斯书。后来清代光绪中期尚存于山东诸城海神祠中，后沉于海，仅存残石一块。《琅琊刻石》篆书13行，每行8字。字迹多剥蚀模糊，但仍可于此揣摩到秦篆的笔意。 琅琊台刻石字迹规正，但笔致婉转玲珑，不是一味地刻板齐整。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的表现手法与魅力，深深受到后人喜爱。 我国书法真、草、隶、篆四大书体之中隶、篆占其半壁江山，李斯之功，功及千秋。 秦统一六国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大一统后的政治格局，“书同文”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统一文字，秦命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这3篇通称“三苍”。 秦狱吏程邈花费10年工夫改造篆字，创造了隶书，为秦始皇所肯定和推广。程邈所创隶书情况已不可尽知，但从《睡虎地秦简》直至汉武帝以前那种带有若干篆书意味的隶书也就是“古隶”可以想见程隶的大致情况。还是由于这种隶书比大篆和小篆都简便易写，所以后来取代了篆书，成为汉末、三国以前的主要书体。 汉代是碑刻的第一个繁荣时代，但大部分优秀作品都集中在东汉晚期桓帝、灵帝短短的40年中。桓帝以前也有个别很有特色的作品，但与典型的汉隶风格有所不同。 著名的汉碑有《五凤刻石》、《袁安碑》、《祀三公山碑》、《石门颂》、《乙瑛碑》、《礼器碑》、《曹全碑》、《张迁碑》等。 汉代早期的刻石，或仍采用篆体，如《袁安碑》、《祀三公山碑》、《少室石阙铭》等；或虽属隶书，但仍带有若干篆书笔意，如《五凤刻石》；或字形比较稚拙，如《莱子侯刻石》等。 真正成熟的汉碑，应从《石门颂》、特别是《乙瑛碑》算起。《乙瑛碑》系汉桓帝永兴元年立。此碑笔画丰腴、结法严谨、波磔分明，标志着汉碑成熟期的到来。 《礼器碑》又称《韩敕碑》，永寿二年立。后来保存在山东曲阜孔庙。这是汉代最完美的碑刻之一。笔画之瘦劲、风神之典雅，都达至极高的程度。 曹操于205年下令禁止立碑，晋代和南朝重申此令，故从汉末直至南朝陈亡的400年间，碑刻极少，只有少数皇帝特许者例外。 汉末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家甚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张芝、钟繇、皇象、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等人。 “魏晋风流”不仅仅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放眼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魏晋名士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风度不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应，对于一定的社会阶层来说，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 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 这是在魏晋玄学大背景下出现的，魏晋玄学的形成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时尚、价值观念。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其外在特点是：颖悟、旷达、真率，代表人物是：陶渊明、王羲之、“竹林七贤”以及“兰亭名士”为代表的魏晋名士，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而著称。 王献之在书法上不仅仅继承了家学，而且还创造了完全属于他的书体，那就是“破体书”，改变王献之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所以得至后人的重视和崇拜。 王献之作品传世不如父亲王羲之多，但也有百帖上下。著名的有《廿九日帖》、《洛神赋十三行》、《鸭头丸帖》、《十二月帖》、《中秋帖》等。 《廿九日帖》原载《万岁通天帖》，勾摹精良。字形略扁，有些字和北朝碑刻相近。《洛神赋十三行》小楷。原墨迹早佚，现只存有刻本。此帖艺术性极高，笔画精严挺健，字形或大或小，萧散逸宕，章法亦顾盼有姿。 《中秋帖》，曾被乾隆皇帝列为“三希”之一，视为献之真迹。实际那是米芾的草临本，米味甚重。《中秋帖》的原本是《十二月帖》。该帖曾为米芾所藏，刻入《宝晋斋帖》。比较起来，还是《十二月帖》更能反映王献之书法的本来面貌。 当时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直至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 但是北宋书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献之学习。也有人认为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 东晋大族“琅琊王家”也出现了另外3位被后人推崇的三个赫赫有名的文学家。这3个人就是王羲之，王献之与王珣。他们被后人称为“王氏三英”。 王珣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导之孙，是著名书法家王洽之子，是“书圣”王羲之的侄子。因为他与王羲之同出一门，深得王羲之书法的精要。 王珣为了练好字，离开自己的家来到王羲之的家，与王献之做伴，一面倾听王羲之的教诲，一面与王献之在一起认真练字。 王珣的代表作《伯远帖》。 隋唐时代出现了两种重要的复制古代书法的方法：摹和拓。这使得古代经典不再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有可能走向更大的范围，被更多的学书者所师法仿效。 这个时期出现了智永和尚、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唐初四大书法家和李邕、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家。草书方面，前有孙过庭，后有张旭、怀素。特别是张旭和怀素，在前代草书基础上创造了全新的“狂草”，并达至相当完美的境地，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智永禅师，名法极，姓王，会稽人，善书法，尤工草书。是东晋时期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七代孙。 智永禅师的《真草千字文》，完全得笔于乃祖王右军的真传。但此帖每格一字，每字独立，写起来循规蹈矩，而不似乃祖与张颠那样“笔墨飞舞”、字字相连呼应。 唐代的时候，欧阳询外出游览，在道路旁见到一块西晋书法家索靖所写的章草石碑，他看了几眼，感觉写得一般。但是他转念一想，索靖既然是一代书匠，那么他的书法定会有自己特色，何不看个水落石出呢？ 于是，欧阳询伫立在碑前，反复地观看了几遍后，终于在这座章草石碑上发现了索靖书法精深绝妙之处。发现了索靖书法妙处的欧阳询更是不忍离去，于是他坐卧于石碑旁摸索比划起来。谁知道欧阳询这一坐竟然长达三天三夜之久。欧阳询最后终于领悟到索靖书法用笔的精神所在，他结合自己的书法特点，进行了融合改造，从而使他的书法也更臻完美了。欧阳询正是因为这种对书法的痴迷，终于让自己成为了楷书四大家的领军人。 欧阳询不仅是一代书法大家，而且他还是一位书法理论家，他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总结出了练书习字的8个注意事项，简称八法。 如高峰之坠石，如长空之新月，如千里之阵云，如万岁之枯藤，如劲松倒折、如落挂之石崖，如万钧之弩发，如利剑断犀角，如一波之过笔。 欧阳询的字体结构十分精严，并以“险峭”为人所称道。后人学书，多从临摹他的字开始。代表作是《九成宫醴泉铭》，刻于632年。另有《化度寺碑》、《皇甫诞碑》等。传世墨迹有《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等。 相传张旭的草书是从观察公孙大娘剑舞以及挑夫走路之中得到的灵感。 张旭，字伯高，后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他工诗书，晓精楷法，以草书最为知名，被誉为我国古代十圣人之一。 张旭的草书连绵回绕，起伏跌宕。所谓“张妙于肥”是说他的草书线条厚实饱满，极尽提按顿挫之妙。唐文宗时，诏以张旭草书、李白诗歌、裴旻剑舞为“三绝”。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他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亦被后人尊称为“草圣”。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 《古诗四帖》为张旭狂草之作，极为珍贵。《古诗四帖》墨迹本，五色笺，狂草书，共40行、188字。其内容，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 “颜体”是针对颜真卿的楷书而言的，他的具体表现为楷书结体方正茂密，笔画横轻竖重，笔力雄强圆厚，气势庄严雄浑。 颜真卿的作品甚多，代表作品，草稿书有《祭侄文稿》、《争座位帖》、《刘中使帖》；楷书有《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麻姑仙坛记》、《颜氏家庙碑》等。 柳体书法的特征，虽然不同于颜真卿字体丰腴雄浑，结体宽博，但是却形成了均衡瘦硬，斩钉截铁的特征。柳公权在借鉴前人书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字体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的韵味，创造出了新的字体，终于自成一家。 苏轼虽主张无法，但也有他自己的方法，只是主张对法要看得宽泛些。他的作品有《苏州寒食诗帖》、《黄州寒食诗帖》、《前赤壁赋》、《洞庭春色赋》、《桤木诗》等。 苏轼一生可用8字概括：历典八州，行程万里。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黄庭坚是当时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自号山谷道人。他崇尚杜甫，建立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文派别，是江西诗派的领袖。 黄庭坚的作品甚多，行楷如《寒山子庞居士诗卷》、《范滂传》、《松风阁诗》；草书有《廉颇蔺相如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等，俱是传世佳作。 米芾除了书法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外，其书论也颇多。著有《书史》、《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评字帖》等。米芾传世墨迹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方圆庵记》、《天马赋》等，而翰札小品尤多 赵孟頫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后世有人将其列入楷书四家“颜、柳、欧、赵”之中。 赵孟頫信仰佛教，与夫人管道升同为中峰明本和尚的弟子。 赵孟頫书法早年学习宋高宗赵构“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书法，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 赵孟頫有很多关于书法的精到见解。他认为： 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生。学书能解此，始可以语书也。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 赵孟頫小楷代表作《道德经卷》、《洛神赋》、《汉汲黯传》等，结体严谨，笔画精到，疏密适宜，于稳健苍劲的笔势中，依然可见其姿媚、洒脱的书风特点。 他在《兰亭十三跋》中说： 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元代书法，除赵派主流外，长期无人问津的篆、隶书开始重现书坛，涌现出了杨恒、周伯琦等一批篆、隶名家。 以杨维桢、倪瓒为代表的隐士书法家们，开始有意识地避开或摆脱赵孟頫工稳秀逸的书风影响，转向欹侧、纵放、古拙，甚至怪异方面去另辟蹊径，不为时限，其任性恣情、表现自我的创作原则，对后世尤其是明代革新书派产生深远的影响。 明代像宋代一样也是帖学大盛的一代。 明代时期，随着吴门书派的崛起，被元代书风桎梏百年之久的明代书坛，才逐渐进入了最佳状态，从而揭开了书法史上颇为精彩的一幕。其代表人物是以祝允明为首的“吴门四大才子”。 “台阁体” “台阁体”貌似雍容典雅，平正醇实，实则脱离社会现实生活，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又少有纵横驰骋的气度，徒有华丽的形式而已。由于政治原因，人们纷纷竞相模仿传习，以致“台阁体”相沿成风，成为影响很大的一个流派。 祝允明、唐寅、文徵明与徐祯卿这4位吴中才子 祝允明的书法写得非常好，在当时非常的声明煊赫，他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号为“吴中四才子”，同时他又与文徵明、王宠、陈道复并称为书法界的“吴中四名家”。 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徽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 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 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董其昌有句名言：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 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3个概念划定晋、唐、宋3代书法的审美取向。 清代名人康有为推崇刘墉为清代帖学之集大成者。传世代表作有《苏轼秋阳赋》、《苏轼远景楼记轴》、《临米芾诗帖》、《桑林伐鼓酒如川诗轴》等。 郑板桥的诗书画讲究“掀天揭地之文，震惊雷雨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作为扬州八怪之一，他就是要不同于古人，不追随时俗，风格独创。他的作品有违人们欣赏习惯，人们觉得新奇，也就感到有些“怪”了。 正如郑板桥自己所说：“下笔别自成一家，长于诗文。在生活上大都历经坎坷，最后走上了以卖画为生的道路。” 郑板桥是清代官吏、著名的书画家、文学家。名燮，字克柔。他一生主要客居扬州，是“扬州八怪”之一。 乾隆本人擅长书法，尤推重元人赵孟頫。受其影响，清代帖学书法在乾隆中期发展至高潮，涌现出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永理、铁保等一批书法名家。此后，帖学书法便渐趋衰落。 关于清代碑学书法发展的脉络，丁文隽《书法精论》云： 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 其中郑燮，即郑板桥、金农、邓石如，皆为乾嘉朝人。而代表阮元贬帖尊碑观点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则是一个划时代的论著，它将以关于书法价值和审美观念颠倒过来，标志着碑学理论的确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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