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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铜铭中，＂断代工程＂认为有关成康时歷日资料有五条，即<召诰>（包<洛诰>）<毕命><顾命><庚嬴鼎>和<小盂鼎>。且认为<毕命><庚嬴鼎>和<小盂鼎>属康王世材料。哲以“大、小盂鼎”歷日结合《顾命》考证出了成王去世日，进而推溯出武王克商年正在公元前１０５０年，与哲从《利簋铭》中解读出来的武王克商在公元前１０５０年４月１１日，时为夏正三月初一甲子日，正是分毫无差。行文中也对<召诰><洛诰><毕命>的歷日作过具体分析，判读出了绝对年代和时间。进一步研读后，又发现古今学者对<毕命>所在王世认识有误，继而又作“周书《毕命》乃周成王时命诰之辞”一文以辨正误。于兹则惟剩<庚嬴鼎>未能作深入研究。 近日有暇，反复对<庚嬴鼎>歷日作演算推定，终于有个重大的发现，即<庚嬴鼎>非断代工程学者认定的是康王器，亦非前辈如郭沫若、陈梦家、刘启益等先生所说的是康、昭器或穆王器，而是成王器。且庚赢鼎歷日揭示了一个重大的史实，即周人既没有将武王去世次年作为成王元年，亦没有将《今本竹书纪年》所称的成王八年亲政作为成王元年，而是将《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作为成王始年。这个发现虽然亦令哲讶异，但亦不算是意外，因这亦恰恰反映了成王间纪年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断代工程改<庚嬴鼎>的年份以曲就历谱是最被人诟病的地方。庚赢鼎铭文保存完好，清晰可辨为二十二年器，可是工程简报将之改为二十三年，因为不改，就不合工程所定的康王二十二年（公元前９９９年）的朔日干支。很明显，这一年是不会有四月既望已酉的。只好曲解为铭文刻错，实际是二十三年（前９９８年）。于是工程定：“四月壬辰朔，已酉十八日”。没想到这样的学术恶习竟会出现在堂堂国家工程中，哲简直无言以对。 出土铜铭中的歷日材料是最该信服的古人真实年月日记录，我们不该轻易怀疑。就拿<庚嬴鼎>来说，有学者怀疑铭文“衣（卒）事，丁子”干支为“丁巳”误刻恐怕也是无稽。哲以为，“丁子”或是“丁巳日子时”的俭省写法。因为前有“隹（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朢己酉”王客于周王宫的时间交待，则“丁日”对熟知干支历法的古人来说就是当月廿四日。而农历廿四日恰恰是文献铜铭材料中频繁出现的“既死霸”日，即月不见日。但凡王举大事始于既望日而卒于月之不见日亦符合古人祭祀的观念。 哲以前曾经说过，给你一个完整的铜铭歷日，你是完全可以推算出它的绝对年代的。外国人不相信中华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因为他们根本理解不了华夏先民采用的纪日、纪年法是多么的奇妙和精准。天时即天道，天道即天时。在古代，干支主要用于循环纪日。以“王公在位数”纪年，月以序数，辅以干支日月相，则时间指向确指无疑，体现了“时不二指”的唯一性原则。 出土铜铭中比较棘手的是铭文歷日所在王年问题的界定，即铜器的王年断代。前辈学者归纳出了许多断器方法，如器形类归法、书体风格判断法、铭文用字遣词法、歷日干支推溯法、铭文内容解读法等等，哲以为对铜器断代都有裨益，不可或缺。然哲还是认为用铭文歷日干支判断王年更为准确。器形类归法是依据器型或纹饰时代特征来判断的，相邻王年的时代特征并不会因为王年不同而截然有别。甚至周代铜器都有承继参考商代纹饰延用的可能，所以断代结论也应该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器形类归法造成王年判断错误的例子很多，书体判断法亦类之，故哲并不大愿意取用这两种方法。 相对来说，铭文用字遣词法倒会带有时代特征，哲以往将其比作文字ＤＮＡ，对铜器王年的判断还是有相对高的辅佐作用。如有学者将西周早期铭文中拜谢用语“赏”、“对扬王休”等金文作了一番统计归纳，认为“对扬王休”的有无可以作为西周早期铜器的一个断代的标准。在与赏赐有关的铭文中，有“对扬王休”的年代应在成王末年以后，无“对扬王休”的时代则在成王世。但哲研读过后，认为该学者思路是对的，但结论或许需要点修正。哲认为无“对扬王休”的时代多在武王初定天下时，有“对扬王休”的应自成王时即肇用。哲是以铭中有无王年作为成王早期器的判断依据。 具体到庚赢鼎，铭文用字遣词不会超过穆王以后，而铜铭中“对扬王休”“蔑某历”等遣词用法基本能框定铜器大致是在成康昭穆之间。而铜铭中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琱宫”，这个词是西周早期形成的。武成时期铜铭中常见有“王＋文”、“王＋武”的合字作为文王武王的专名——玟王、珷王。哲相信“王＋周”为“琱”这样的专名亦大体出现在同时代，是周人自行所研创的字。所以基本可以判读铜器不会迟至昭穆时期。《古本竹书纪年》称昭王唯在位十九年，古今学者基本没异议。故而庚赢鼎的王年基本在成康之际，前面已经说了，断代工程给出的康王二十二年根本不合历。即使放宽到康王世也没法找出一个合乎歷日的王年。 以断代工程给出的昭王元年（公元前９７６年）往前查，只有公元前１０１９年４月１３日合历。在张培瑜先生《史历表》中，该年冬至日为公元前１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干支为乙丑。哲以前就提出过，周人建子既然是以冬至日为一年之始，则当以冬至日为子月之始。学术点说就是周人月分法不是由定朔确定的，而是采用平气确定的。如夏正是以立春日为寅月之始，以立春日前一日为丑月。这样一来张培瑜先生《史历表》的周王月和实际之间存有数天之月差。如庚赢鼎歷日，既望干支在己酉，则朔日干支在甲午。查张培瑜先生《史历表》中恰在该年的王五月，而实际正是周王年的四月，正和铭文歷日合。该年的４月１３日，农历五月十六，就是铜铭歷日的绝对时间。如果铭文歷日认读无误，那么可推知公元前１０４０年方为周人眼中的周成王元年。 这个结论应该是出乎大多数学者的意料之外的，就连哲自己也吓一跳。因为这个结论不光颠覆了断代工程的结论，并且似乎和我判定的成王年也有出入。哲曾撰写《周公摄政与周成王的绝对年代》一文，详细考证出了成王即位于公元前１０４４年，是为成王继位元年；周公摄政始于公元前１０４３年，反政成王于公元前１０３７年；共计七年。成王亲政始于公元前１０３６年，薨于公元前１００８年５月１日，时为成王三十七年夏正四月初六乙丑日，年寿约４８岁；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含成王继位１年，周公摄政七年，成王亲政２９年）。经过一番仔细的对比后发现，原来庚赢鼎歷日表明，周人是将《竹书纪年》所记“成王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作为成王始年的。且和我的成王年代考证结果没有任何冲突，反而更加丝丝入扣，能够互为补征。 《礼记正义》卷２０《文王世子第八》记载：“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祚而治。”既然王能始朝庙，则可知是成王已始祭祖祀，可见周人是以能践祚祭祖看作是成王已能为王标志的，这也是符合当时人观念的。《书·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孔颖达疏：“郑玄以为武王崩，周公为冢宰三年，服终，将欲摄政，管蔡流言，即避居东都。”而《今本竹书纪年》记：“（成王）元年丁酉春正月，王即位，命冢宰周文公总百官。夏六月，葬武王于毕，秋，王加元服。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毛注，柬地，东是字误）。”考察周初情势，哲以为，“武庚以殷叛，周文公出居于东。”二事皆应是跨年以后。唯有经过年底大祭祀，成王因幼不能践祚、周公摄政当国方能成为事实，管蔡群弟亦才有流言的口实，武庚据殷以叛才会发生。故哲以为，周公摄政１年是从成王继位次年方算，这个也符合史家用笔惯例。 以古人讲年数皆含当年的惯辞，则确实是如郑玄以为，周公是在武王崩后三年始居柬地准备平叛之事。《今本竹书》记：“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秋，大雷电以风，王逆周文公于郊。遂伐殷。”则从周公居东到成王返迎回宗周正式伐殷，居柬二年亦不假。故哲以为，《今本竹书》所记成王初七年之事，皆是以周公摄政年为纪，当为可信的史家记录。晋代学者不察，将其目为成王纪年而梳理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今本竹书》应是考释本。 哲曾撰文考释出武王去世时，成王方十一岁。而郑樵《通志》中引述郑玄的观点是这么说的：“郑玄曰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后三年，成王生十三年矣；居东二年，成王年十四矣；迎周公返而居摄，成王年十五矣；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矣。”和我的考证惟一年之差，大概就在周公摄政一年非成王继位年之别。以庚嬴铭文歷日结合《今本竹书》记载可知，至周公摄政四年王始朝庙，成王已然十六岁。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虽还不具备亲政的能力，但以王的身份举行祭祀仪式是应该完全能胜任的。故在此年初朝庙亦是符合情理的。 从《今本竹书》记载可知，成王始朝庙后，“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夷，遂入奄。”所以不用怀疑成王曾在周公摄政期间已率王师伐奄，次年“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周公摄政六年，“大蒐于岐陽” （《左昭四年傳》：「成有岐陽之蒐。」）虽然这些都在周公的辅助下完成的，亦看出成王确实已然参与到王政中。至周公致政成王时，成王已十九岁矣。次年亲政已廿十岁，显然已经具备亲政能力。出土铜铭荆子鼎也刻录了成王在次年曾 “王大祓”，且有“王（赏）多邦伯、荆子丽”等政举。 哲以前曾撰文考释《毕命》歷日是在成王世，而非康王时。在《毕命》中，成王肯定了周公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显然是把周公摆在周王的位置。就算庚嬴鼎铭文透露的史实是周人目周公摄政四年春成王始元祀为成王元年，自武王崩年到周公摄政四年尚有四年之久没有纪元。此四年不但令后代学者困惑难解，就算当时的人们也是确实不好把握该如何纪年。故出土之成王早年铜器铭文中基本上没写王年，这大概是当时的真实反映。 哲以前曾撰文考释了周初“年、祀”纪年有别的结论，文献记载的文王十三祀就是武王十二年事。《尔雅》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这个说法基本正确，但周初确实有过“祀、年”纪年同时运用的事实。如著名的何尊，铭文中的“成王五祀”考证难道一大批学者。现在看来就简单了，何尊的“成王五祀”就在公元前1036年成王亲政元年。铭文中“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歷日，就在该年的农历四月十四日，是周成王在望日或既望日祭祖前对宗小子们的一番告诫之词。又如武王时期就年祀通用，文献也多见不须赘言。需要指出的是武王是以文王去世周年为祭祀纪元，知文王去世在春三月，则与武王王年有数月的年差。而武王去世在“乃岁十二月”，则成王祀父周年和王年基本重叠，故周人以成王元祀纪年则基本不差。哲甚至怀疑“周曰年”盖在成王定鼎洛邑天下安定时才开始的。从庚嬴鼎器主是赢姓少昊氏一族来看，做器者盖出自商人后裔，以其文化习称成王二十二祀为二十二年，亦是可能的。至少目前存世成王铜器中带有王年的铭文非常稀少，有待今后发现更多的成王时期带王年文字铜铭出土作进一步比较研究。 同人所作之器，另有庚嬴卣。庚嬴卣铭文为：“隹（唯）王十月既朢，辰才（在）己丑，王□（格）于庚赢（嬴）宫，王□（蔑）庚赢□（嬴历），易（锡）贝十朋，又丹一□（管）。庚赢（嬴）对□（扬）王休，用乍氒（作厥）文姑宝□（尊）彝，□（其）子子孙孙，□（万）年永宝用。”此卣亦是月日干支月相齐全的铜器，与庚嬴鼎稍有不同的是没给出王年，这表明应该比鼎作时间稍早。既朢日在乙丑，则朔日在庚戌。查张培瑜先生《史历表》，公元前1043年10月17日，周十一月朔日在庚戌。既望在公元前1043年11月01日乙丑。修正月差，得实为周正10月，实证此卣歷日合。断代工程断武王在位4年（公元前1046年－前1043年），若庚嬴卣歷日推斷無誤，則依斷代工程年表则是年为武王。而司马迁说武王一病不起，是在“乃岁12月”崩。则看来不可能为武王，铭文中王应该是成王。两器间隔24年，则成王在位绝对大于25年之上，而断代工程给出的是成王在位22年，可见错的离谱。 成王年间的纪年确实复杂，在哲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得出，成王期间有成王继位一年，周公摄政始于成王继位次年的结论。也有成王亲政作为成王元年的史家记录（如《毕命》歷日就是以成王亲政纪元），而庚嬴鼎铭文歷日的研究揭示了周人还曾以成王始庙（周公摄政四年）作为成王元年的史实。而这些都与现有的成王间的记载高度的和榫合锲。彝铭作为第一手资料，其可信度不容怀疑。其实文献中的有关歷日材料，只要是未经后人误写误衍的原始材料，亦是可信的。哲以前撰文对<召诰>、<洛诰>、<毕命>的歷日都做过一番研判，今不惜繁复，引述于此以徵。<毕命>歷日庚午胐，则朔日在戊辰，查张培瑜先生《史历表》，公元前1025年6月2日（周正六月）正是戊辰朔，以成王即位于公元前1044年算，此年正是成王亲政十二年（继位二十年）。理正了<毕命>歷日后，我们往上推溯，就会发现，<召诰>、<洛诰>所述恰是成王亲政第一年事，这个结论与传统说法有别，可以修正人们对周初历史的模糊认知。传统说法，都认为<召诰>、<洛诰>所记为成王七年事，实际是成王继位后九年事（即周公反政次年）。 <洛诰>云：“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在十有二月。”从文意上可以看出，此年为成王亲政后第一次在东都洛邑主持祭祀。成王既在此年三月命召公相宅，又在年底主持祭祀，则右史显然不会将此年还作为周公摄政之年。《洛诰》篇后曰：“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是对周公于上年反政，共计摄政七年的简单史家说明。《汉书.律历志》说“是岁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哲以為，謬也。是刘歆对<洛诰>文意的理解有偏差。“周公以反政”若写作“已反政”则才是接近了史实。分析可知，<洛诰>的发布时间是公元前1036年11月27日，农历亥月三十日。查张培瑜先生《史历表》，该年有闰月。该年冬至日在B1037年12月30日，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丙申，固有岁差，固在周正十二月。戊辰日是太阴月月底，故在该日祭祖也不差。 《召诰》歷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既望在十六，越六日为“乙未“，则知既望日为”己丑“，朔日在”甲戌“。知“成王至丰”时在公元前1036年2月27日。《召诰》又曰：“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丙午为朏日（初三），则知朔日在“甲辰”，因该年一月也是“甲辰”朔，则右史加了“越若来三月“以示有别，知“太保朝至于洛”时在公元前1036年3月12日。 庚赢鼎歷日材料因断代工程专家的胡乱处理，俨然已成为学界中的一个笑话。一个重要的断代依据，就因专家们的疏忽和自以为是改铭文歷日以就历谱，而白白错失了发现周成王时期一个重大史实的机会，不能不说是件很遗憾的事情。相对来说，哲是属于捡漏者。而侥幸被哲发现的，周人既没有将武王去世次年作为成王元年，亦没有将《竹书纪年》所称的成王八年亲政作为成王元年，而是将《竹书纪年》所记“四年春正月，初朝于庙”作为成王元年这一结论，可以解开周初纷杂错乱的文献记载谜团，亦可以让更多的学者对西周王年断代有个正确的认知，庶几可以让更多的人能认可哲的西周王年断代结论。
毛家小子天哲写于浙江金华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谨以此文献祭文武周王、太祖泽东及历代毛氏族先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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