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 清《事物異名錄》有所诉：“如意者，古之爪杖也”。释：手持如意的人就好比古人手抓棍棒一样。让人有安全感 安心。当人遇到危险时首先是第一反应握拳。当手握空拳与手握器物时自己感受一下就知道“如意”的顾名思义了。时魏晉南北朝時期，如意得到了普遍的使用，成為了帝王及達官貴人的手中之物。最初原型結合如意的頭部呈弯曲回頭之狀，有如锄头 以示武器能保护自己.有平安吉祥寓意。爾後又因“君子比德如玉”，玉如意的出現，將玉的堅潤不渝美德與如意的吉祥寓意結合，成就了具有中國特色吉祥文化的如意器物.意指君子德行如玉.以德服人.先礼后兵.
 乾隆皇帝尚古、博古，對於古玉尤為重視；除了搜集之外，更善於“古為今用”。最特別的便是在古玉器中遴選材質精良或紋飾華美的珍品，裝嵌於造辦處受命督造的精緻竹木器物之上，或製成屏風，或製成各式擺件，完成之後呈奉御覽審核，呈核後再經修改，直至乾隆皇帝稱旨滿意為止（旷世齐玉和氏璧所造的《传国玉玺》也未遭幸免被再次分解改携）“详释请关注上文所述”。乾隆皇帝因尚古而發展出來的獨特工藝設計創舉“龙龟令符”。“龙龟令符”以首、尾两只飾柄套件.精選縝密堅實、紋理含蘊温润.與首尾銜接，其嚴絲合縫，渾然一體，以漢代器型相仿器身俯視成圭式形，腹部以漢代獸面鉤雲紋白玉劍璏，尾部套嵌漢代白玉劍格；“龙龟印玺”正面餘地滿飾淺浮雕變形雲龍紋，此紋飾用延續及擴展自玉劍璏上的獸面鉤雲紋，與其相呼應及映襯。“龙龟印玺”背面光素無紋，中脊弧度略高，圖章“比德”、“朗潤”二枚   本件印玺造型雍容而端莊，曲線婉轉而流暢，結構嚴謹而和諧，工藝嫺熟而精湛，彰顯出至尊無上的皇家氣息；製作完成於乾隆朝二十年（1755）。這一年，清廷初度平定伊犁的回部叛亂，准喝爾部歸降；內務府造辦處適時的將本件印玺呈奉御前欽覽，乾隆皇帝鑒賞之後，喜悅有加，於是乘興濡墨揮毫，寫下了集頌功、紀事、寓戒的佳作《詠如意詩》，來歌頌本件印玺，並命內府將原詩文銘嵌於器表，且收錄於《御製詩全集》之內。 因《禮記》中有：“君子比德於玉焉”，而《周書》中，亦曾以“光彩朗潤”形容石質自然散發出來的光澤。乾隆皇帝頌揚玉器，常以“玉德恒溫潤”（《周玉赤刀》），以及“比德皆君子”（《詠檀玉蓮朵如意》）等，陳述美玉象徵君子之德。故此處歌詠陶瓷所加鈐之“比德”和“朗潤”兩枚鈐印，自是透過溫潤玉質與沉穆紫檀的體驗，表達此物亦能傳達君子之德的含義。 如意的歷史可上遡唐代以前、與佛教相關。“如意”的最初的實用用途為搔杖，搔癢可如人意，故而得名。一說指原為古印度的爪杖、因常見被執於諸菩薩手上、遂成祥瑞之徵。其造型亦隨時代演進，至中、晚唐時、佛衰道盛、如意亦成道教法具，原本近似杏圓或心形的初始形貌，自此多塑作靈芝狀、以取其長壽之瑞意。加以如意未有實質用途，其造型材質遂可隨意變化以表各式意趣寓旨。作為佛教的持器之一，僧人講經問道時傳遞如意以表示授權主講，後來逐漸演變為貴族豪門在掌中把玩的裝飾之物，其作用有如六朝時最時興的“麈尾”。貴族士大夫在清淡時手執如意直指四座，既助談興又增風雅，瀟灑肆意，故又稱“執友”、“談柄”，因常不離手而又稱“握君”。 明代以來，文人階層出於好古的心態，將如意逐步納入書房文玩的系列，如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箋》裡就把如意列在《起居安樂箋》，這無疑為如意的進一步發展準備了條件。而隨著世俗化的觀念開始滲入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吉祥用語、吉祥圖案等應運而生，如意憑其嘉名也滿足了這種社會心理需求，贏得越來越多的喜愛。至晚明時期，除金屬質的如意之外，還有一種以天然竹、木為材料製成的如意流行一時，如明成化皇帝朱見深《歲朝佳兆圖》軸中所繪。《遵生八箋》“如意”條：“近得天生樹枝摩作如意，精巧入神，複得竹鞭，樹枝屈結，如意肖生，柄亦天成，不事琢磨，無一毫斧鑿痕，執之光瑩如玉，其堅比鐵”。其實，這類天然竹木如意也是仿古之風的產物。早在唐代李德裕所作《竹如意賦》中就有“彼用玉之為寶我則不謝其貞，彼用鐵以為固我則利在手輕”，“素質或輕於流俗，貞姿或重於高賢”等語，將竹木如意被知識階層愛重的內在原因講得很清楚了。天然竹木如意的主導位置一直持續至清代初期，雍正時期很多宮廷繪畫中，可見大量的竹木如意，大都逸趣橫生，別具風姿。 清代如意基本擺脫了實用用途，因具有稱心如意與平安祥和的美好象徵，如意被視為吉祥瑞器，成為朝賀、祝壽、喜慶時不可或缺之物，宮禁之內，寶座、臥榻、案頭等方方面面都少不了如意的形影。如英國使節馬戈爾尼當年在《乾隆英使覲見記》中即載：“所經各宮或各屋，必有一寶座，寶座之旁，必有一如意”。 如意在清宮中得以盛行，無疑是因為皇帝的推崇，但若論對如意之鍾愛程度及收藏數量、乾隆絕對令其父瞠乎其後，乾隆三十年後，歷次進貢中無不有如意。臺北故宮博物院《吉祥如意》展覽目錄.現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各式如意近三千柄，但凡屬清宮皇家御用物品，以銘刻御題詩文者為最高。由此可知，最遲在乾隆年間，如意已成為宮廷的時尚陳設或把玩之物，無疑已是不爭的事實。不過如意的製作材質多樣，持於手中的如意一般以竹木為之；而擺放在寶座一旁的如意則多以玉石為貴，因為一柄白玉如意據聞在清代的價值就高達四千兩白銀。 乾隆前期，因玉路阻塞、玉材匱乏，使得清代宮廷玉器經歷了緩慢成長的時期。在乾隆二十四年平定準噶爾、統一新疆後，玉路暢通、玉貢不絕。玉料充足為清玉的鼎盛期奠定了物質基礎。每年玉貢四千斤，特貢無計，正所謂“於闐采玉春複秋，用作正賦輸皇州”。自此之後才有“盈尺和闐玉，良工琢曲瓊”，大量的清乾隆時作玉製佳器。 乾隆帝最愛並竭力推崇的是高古玉，他對遠古和前朝的古玉器非常喜愛，興趣不減於書畫、銅器，一旦遇到有各地官員上貢朝廷的他所鍾愛的高古玉器，必定摩挲把玩，愛不釋手，從高古玉中尋求靈感，並題詩吟詠。據查，乾隆一生御製詩文共4萬餘首（篇），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達800餘首（篇），記錄了他對古玉的描述考證，對時作玉的品評褒貶。乾隆帝對古玉的研究態度頗為嚴謹，尤為注重璧、圭、擁頭、佩以及彝器等禮製玉器的鑒考。但當時朝野上下對古璧的認識頗為膚淺，從進單可知，古至上限不過漢，所以進到內廷的玉璧不論光素，不分蒲穀，一律統稱為漢璧。乾隆癸未（二十八年；1763年）《和田漢玉欲》亦雲：“今之古玉率稱漢，和田玉古稱漢名”。这里又一次提到了《传国玉玺》和氏璧。今时这里的古玉全部称为漢玉.可这和田玉在古代称为一个漢人名子（和氏璧）
在《乾隆御製詩》中收錄了不少乾隆帝題詩篇，如“柄是竹之介，朵呈玉則溫。搘頤豈騰口，代語不須言。總謝雕鐫跡，雅符淳樸原。指揮侍臣聽，那識意中存”。從乾隆皇帝數十首御製詩中可知，他不僅視令符為可供陳設的吉祥之物，還視之為一種“代語不須言”的代言之物。在臨朝或與諸臣議事之時，不須言語，通過手中的令符便可表達己意。在臨朝或與大臣談話時，有令符在手，便可心情舒暢、妙語迭出。宮中各種儀仗過於威嚴，只有令符才可自由閒適地發揮自我，“指揮侍臣聽，那識意中存”便形象地反映出乾隆手持令符和群臣議政或閒談時的自豪之情。因此，乾隆皇帝視令符為“鉴古”。
作為一位傑出的帝王，乾隆帝不僅運籌帷幄，指揮千軍萬馬一統山河；又能詩會畫，情操高雅，是封建帝王中具有較高文化素養和藝術天賦者。令符對其而言，不僅可“雅合談元執”，於清談或靜默時增添風雅的佳器；亦是“那堪臨陣麾”，展現帝王手握令符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的風采。乾隆帝在盡為君之責的同時，手持心愛的“龙龟令符”，感歎“心澄何所事，腕動盡相隨”。 该件器身使用缜密坚实的上等紫檀木料， 木柄背面光素无纹，中脊弧度略高， 历史上与“铁木令符”有关的典故不少，这两条是表现六朝名士风范的。唐玄宗的两条佚事则都关乎神仙道教传说，与六朝名士风范相迭加，使铁木令符成为高士之象征。这一观念在元代已经形成，明清日益流行。如明初宋濂对唐高士洪崖先生的记载，即以铁“如意”为道具，又如明末文震亨《长物志》描述的理想化室内陈设亦少不了铁令符，品味倒在金玉之上，清代志书中则记有仙山高士执铁如意的故事。 古代的军事家以名士风流自任者，也常以铁木令符临阵指挥，令人于千载后读之，仍生无限向往： （《新五代史》卷六十四《后蜀世家》） 又一例传说中，文昌帝君曾自称儒士谢艾，与十六国时期的姚秦开国君主姚苌为友，“后苌以龙骧将军使蜀，至凤山访予，予礼待之，假以铁如意，曰‘麾此可致兵’。苌不信，予为一麾，旗帜蔽天，戈盾戎马，万余列之平坡，今试兵埧是也。”（［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十九《文昌神事迹·文昌化书》） 乾隆帝的木制仿铁如意对上述三层象征意义进行了综合与改造。镶嵌汉玉已经不是简单的装饰手段，而参与了主题的表达。道教与高士方面的含意被置换成儒家的修身、比德与治平。“比德”、“朗润”两方印章，前者出于“以玉比德”说，后者出于唐太宗御制《大唐三藏圣教序》中对玄奘的赞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本指人品清高，性情和悦，恰好符合了儒家对君子的理想，又符合玉的质感。这两方闲章常常用于乾隆帝的玉器题咏之后，尤为恰当。 军事方面的含意则被大大加强，腹部与尾部所镶之玉直接来自武器。本器主旨实在于此， 这柄如意上镶的三块玉皆是汉代古玉，分别为谷纹玉璧、兽面勾云纹白玉剑璏、素面白玉剑格，颇有杂凑之嫌。而且细看玉色并不一致，玉璧为青玉，腹、尾则是白玉。然而本器御题诗文采用错嵌银片工艺，印章错嵌金片，档次高于阴刻填金和错嵌金银丝，可见乾隆帝对其高度重视。一向对玉器讲究到了苛刻的乾隆帝，为什么会对这样一件“杂凑”之作情有独钟？ 通过查阅《清高宗御制诗全集》，我们知道这首御题诗创作的时间，也是这柄如意制作的时间是在乾隆二十年，一切就似乎有了答案。这年二月，清廷发兵五万直捣伊犁，生擒准部新汗达瓦齐，不久又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从康熙帝以来对西域天山以北准部的长期战争，已经露出了胜利的曙光。这柄如意，纪录了这一历史关键时刻乾隆帝的政治胸怀与军事胆略。 乾隆初年颇喜改造古玉，甚至将明代玉器改款加款作“乾隆年制”，除了表达好古敏求之志外，也是由于清初玉材资源不足的无奈之举。但是此件使用汉玉却别有深意。因为汉代是第一个凿空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中原王朝，乾隆帝虽为少数民族，却以中原正统、汉武帝的同道者自居，现在自己也将完成威服西域的伟业，怎不令人欣悦？ 玉璧为青色，取《周礼》“以苍璧礼天”之意，加强玉璧的威仪。器尾作钝三角形，拟另一种礼器“圭”之形。谷纹玉璧是天下、社稷的象征，而剑璏和剑格则是武力的象征。武力是开辟和保有天下的手段，这一帝王之术，通过这柄如意上的三块玉，深刻地表达了出来。乾隆帝一生“十全武功”，正是践行这样的理念。 再延至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彻底征服准部，并释放了被准部拘系在伊犁的南疆回部（维吾尔族）领袖大小和卓木兄弟，令其自领其部。但是回部后来又叛乱，经再次派军西征，至乾隆二十四年才被平定。清廷将天山北、南二疆统称为新疆，派驻大臣。这是继汉武帝和唐太宗之后，又一次把西域置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 新疆纳入版图之后，不但实现了统治疆域的巨大拓展，还意味着从明初以来中原延续三百多年的玉材荒终告结束。 中国古代治玉的主要原料为阳起石，属透闪石族矿物，产自昆仑山脉，新疆和阗、叶尔羌地区所产者被认为品质最佳，清代所用玉料主要就来自这两个地区。虽然乾隆帝一生并未去过新疆，但也向往像周天子一样采来昆仑之玉。清廷在新疆建立了玉石专采制度，严禁当地商民私自采集和贩卖玉石，每年秋季，叶尔羌办事大臣都要向朝廷呈报开采情况并进贡玉石。玉石产区的官员对朝廷的玉石呈贡分春秋两次，平均每年四千余斤（据道光元年堂抄记载：“新疆平定后，和阗、叶尔羌一处，每年进到玉子四千余斛”）。从乾隆二十五年到嘉庆十七年这52年间，仅入贡的玉石原料就多达二十余万斤。这还不算购买的成器进贡，以及清廷根据需要，派专员去新疆采办的玉料。 乾隆二十四年在乾隆帝玩玉的个人史和中国玉器史上都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一年。平定回部，不仅将和阗玉的产地纳入统治范围，也打通了伊斯兰玉器“入贡”的通道。从此，乾隆宫廷的玉器生产从小件变为大件，小批量变为大批量，从较为拘谨的仿古修旧变为大胆创新，借鉴的眼光从纵向的历史转向横向的西方（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伊斯兰世界），生产能力、创作水平、加工精度都有了飞跃式的增长。这件镶汉玉仿古如意处在清代前半期玉器生产的结束阶段，可以说是乾隆早期仿古趣味的一件总结之作。其上镶嵌的御制诗，记录了玉器史转折点前夜乾隆帝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充满狂喜与自豪的内心世界。放在整个中国玉器史上，它的意义都不可谓不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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