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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与不公平对决三:清朝与英国的思维究竟有多大差距?

 零壹贰012 2017-12-09

“著耆英、伊里布遵照前奉谕旨,开诚晓喻,设法羁縻,有应便宜从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此事但期有成,朕亦不为遥制。”(《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

这道发自1841年7月下旬的圣旨,表明道光皇帝此刻急于停战谈判。此时,中英战争已近两年,清廷耗银3000万两,财政已然枯竭。

早在1840年9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爱新觉罗·伊里布就面临双重压力。英陆军上尉安突德(P.Anstruther)等30多名英军被俘,总司令兼全权代表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照会伊里布:若不立即释放战俘,将视清方已经开始“敌意行动”,必将报复。另,因一再推迟执行“武力收复失地”的谕旨,道光皇帝决意另授裕谦为新任钦差大臣“专办攻剿事宜”。伊里布在失宠和英军威胁的双重压力下,根据其仆人前与英军商谈的情况,他心生一计,决定背水一战。1841年2月22日,遂派仆人张喜等3人领部分战俘前往舟山与英军交接,3000名清军伪装其后,试图借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突击,一举收复舟山。岂料安突德中途被英军劫走,又顺势放弃了舟山,最终造成伊里布仅用原计划千分之一的兵力,成功收复舟山。张喜由此在主子伊里布心里,留下可比张仪的贤能大才之深刻印象。

1842年7月21日,英军攻陷镇江后,紧逼南京,同样给钦差大臣爱新觉罗·耆英、两江总督牛鉴以及副都统伊里布,这江南三大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处于英军和皇上的夹缝中求生。一面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天朝大皇帝不肯低头谦让,一边是怀揣极大野心不可一世的英国侵华远征军不肯善罢甘休。当璞鼎查在吴淞发布公告时,他们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英军在公告中声称只要大清做到赔偿烟价军费开支、两国实施平等外交和割让海岛三项,其他事都不难商定解决。这里面并没有涉及皇帝视为最后谈判砝码的通商事项。对此,道光皇帝秘密下旨耆英等:银两广州已给,赔偿烟价之事不予,战费彼此均有,不能议,平行礼可以通融,贸易之所已许香港赏借,闽浙暂准通市。

道光皇帝将英军要求的“割让”岛屿,视为英国贸易之需要“借”。至于战费赔偿,皇帝辩论更是离奇,什么“彼此均有”?维多利也女王不派你们举兵万里来犯,你会有这项开支吗?这种远离英军强盗思维不着边际的“君子之辩”,自始至终都在发生,也同样发生在江南三大员身上。

8月初,英军兵临南京城下,要求清廷交纳300万元赎城费。慌乱中的两江总督牛鉴两天内给英军发去数道照会,讨价还价。霸道的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不愿像买菜一样,立即发布公告准备进攻南京。负有守城之责的牛鉴,更是心急如焚,再次照会璞鼎查,意思是说,这次和好通商之事,江南这些个大员都不敢奏请皇上,只有我再三冒死陈奏,幸得皇上允准,你们又大军来犯,让我一番好意竟引来战端,你们的国信何在?

这与此时璞鼎查代表的英国国家野心相比,牛鉴不着边际的申辩逻辑,显然极不靠谱。他指望从“诚信”的角度说服璞鼎查退兵南京,也与道光皇帝上述谕旨有关。道光皇帝要求耆英、牛鉴和伊里布江南三大员果断对英军适时怀柔,不必上奏。现在眼看战端又起,南京危在旦夕,“羁縻”一事无从谈起,情急之下,与强盗来了个将心比心,岂不滑稽?

予非所求,表明“天朝上国”的儒家思想强盗思维天壤之别的差距,这种谈判注定不会有什么结果。面对英军咄咄逼人的态势,江南最繁华最大的城市恐陷揉虐,三大员紧急磋商,要利用伊里布之前善待并送还英军俘虏的“恩情”,重新启用与英军高层有过接触的、堪比张仪的贤能仆从张喜。至此,致使大清财政枯竭、耗银近3000万两坚持了近两年的战争,折腾了一圈后又回到了起点,还是仆从出马,还是割地、赔款。他们会有什么进展?下文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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