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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在位的11年里，清朝再度遭遇鸦片战争以及长达10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此外，因宠信慈禧等原因，间接导致了咸丰在清朝皇帝中口碑一直不好，甚至将其形容成一个贪酒好色之徒。那么历史上的咸丰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本文从多个侧面角度力求还原一个立体式的历史人物。 一 奕詝20岁这年，从道光帝手里接过大清206年帝国航船的接力棒，成了咸丰皇帝。 登基后，这位新皇帝完全遵守道光帝的节俭传统，遵守其父留下的“大凡人君之治一国也，必先以节用爱人为贵”的训诫，以期“永守淳朴家风”。上书房的门坏了，官员请求换新门，咸丰不许，只准让人修一下。这种事情，对于费用浩繁的皇家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也不显眼。谁也想不到会被咸丰注意。咸丰一看，修个门竟然报销5000两银子，明显存在滥报问题，大怒，传旨问责。结果回复报50两，不小心写错了。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糊弄惯了，没想到这位新皇帝如此精明心细。 还有一次，咸丰不小心，衣服被烧了一个窟窿，贴身太监说不要再穿了。咸丰却说：“物力艰难，弃之可惜，宜酌量补缀之。”感动得身旁太监说：“古贤君衣有经三浣者，主子俭德，殆犹过之。”登基的第一年，咸丰多次下发诏书，整顿吏治、海防、漕运、盐政、财政、学务、刑务，几乎涉及所有的政治范畴，要求“上以实求，下以实应”。面对整个官僚系统的乏力，这位新皇帝感叹说：“弊习相沿，几难挽救。一经官手，百弊丛生。日趋日下，何时才可挽救？”（《清文宗实录》） 然而，这位新皇帝的运气实在太差，登基的第八个月，黄河于江苏丰县北岸决口。口门始陷四五十丈，继塌宽至数百丈，汹涌的黄河水一泻千里。丰、沛两县顿成泽国，60州县受灾，邻近的山东各县亦被水冲，田庐被淹没，房舍坍塌，淹毙人口不计其数，无家可归者更不知多少。此前在四川发生7.5级地震，导致两万余人死亡。1851年初，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咸丰二年（1852年），这位新皇帝向天下下发罪己诏：“自登基二载以来，无日不以敬天爱民为念，兢兢业业，夙夜不遑，何敢稍存满溢之志，致开逸欲之萌。然因循疲玩，法令废弛，以致盗贼横行，重烦兵力。劳师糜饷，未能迅就荡平，皆吾罪也。而南河丰工漫口，至今尚未堵合，灾民荡析离居，更为可悯。均朕薄德，惟有自省愆尤，倍深刻责而已。” 面对势如破竹的太平军，清军屡战屡败，同年四月，新皇帝在惶恐不安中再度下发罪己诏：“朕以薄德，敬承考命，抚育万方，兢兢业业，已三年矣。深惭治理乖方，愆尤丛集。溯自道光三十年秋，逆丑跳梁，征调频仍，迄无成效……期与军营诸将士，共奋安民之志，扫荡此贼，以苏民困。因志吾之过以自警焉。”随即将罪己诏刊刻发行，宣示中外，可见这位年轻人对于帝国的责任心是相当强的。 咸丰皇帝画像 然而，随着局势不断恶化，这位年轻人越发变得焦虑起来，前线的溃败战报不断传来，让他不得不开始向祖宗家法回归。他努力研究《三朝圣训》的每一句话，也对雍正提出的“勤政亲贤”多次品味，连同乾隆的“自强不息”和祖父嘉庆的“如在其上”，希望这些曾经对大清帝国发生重大影响的精神家法能够再度焕发生机。 “不孝承继大统，临御万邦，缵列圣重熙之绪，际四方多事之时。即位以来，无日不以敬天法祖为念，孜孜求治，夙夜不遑。无奈贼患、水患交相叠来，需款孔亟，而库款拮据。岁入奇缺。各省欠款甚巨，久催不至。自广西用兵以来，迄今三载，经户部奏拨军饷及各省截留筹解，已至二千七百余万两。其中移缓救急，提后尽前，罗掘之方，实已无微不尽……眼下户部存银仅余二十余万两，下月应发兵饷，尚多不敷。在户部十余年的老臣，亦从未见此窘迫情形。”这个年轻人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如此努力，大清的问题却并未得到丝毫解决？自己登基三年下发两次罪己诏，无奈这次再度向列祖检讨，希望能够挽回天意。 虽然形势恶劣，但是咸丰并未因此懈怠，相反他非常勤政，半夜处理军务更是常态。 曾国藩幕僚周腾虎通过与张集馨的交流，得到了咸丰帝勤政的许多真实的信息。“张公极言皇上勤政，知人事，无过举。凡军机大政，有急报，虽深夜，必令内监就榻前跪读。其大者，即炳烛披衣而起，御榻之内列小几一，上设笔砚文具，率凭几批答，或朱笔宣召大臣，无不立时施措，无片刻延缓者。其寻常小事，讫后，即将原折置几，黎明临御时，宣付军机。大率如是。承平日，积习相沿，良非一旦所能振作。如皇上之不刚不柔，无偏无党，不声色，任天下以至公，实守成之令主也。”（《周腾虎日记》） 二 道光在选择储君时，对咸丰的确定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偏好。道光“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道光与鸦片战争》）。之所以选择咸丰，在道光看来，咸丰更听话、稳当，这样的人做他的继承者更有利于守成。遗憾的是咸丰的才能确实难堪大用，甚至最终连“守成”也未能做到。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了晚清官员进京被咸丰皇帝召见时的几次对话。从对话中看，咸丰记忆力非常不好，而掌控帝国政务需要高度精明的君王，这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巨大劣势。咸丰六年（1856年），他见张集馨时问了一些问题，到咸丰九年（1859年）再见张集馨时，问的居然还是这几个问题。 此前咸丰对镇压太平军也是下足了血本，血气方刚的他对太平军咬牙切齿，为此他命令向荣和琦善成立江南、江北大营对天京进行合围，并以威胁、恐吓的语气对二人下发谕旨说：“咸若能迅速克金陵，则汝功最大，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对江北大营主帅琦善则威胁道：“琦善老而无志，如再不知愧奋，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然而，二人的大营还是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四处溃散。 “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气质庸弱、资质脆劣，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和担当。咸丰就是这样的人。事实证明，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而已。等这股冲劲过去了，他就疲软下来。在应诏陈言问题上，咸丰就已经表现出他有始无终的性格特点。刚开始求言的时候，咸丰确实是诚心诚意。大臣们的奏折一道道汇集上来的时候，他还能很全神贯注地一篇认真阅读。但是几个月后，一个是大臣们的建议多有重复之处，再一个是他的精神头已经耗光了，所以再有奏折，一般他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到一边，再也不理了。”（张宏杰：《曾国藩传》） 起初，面对太平军的汹涌来势，咸丰帝一口气任命了几十位团练大臣，希望通过国家正规军和民兵组织对抗起义，并说过相当务实的一句话：“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从无满汉之分。”（《清文宗实录》）咸丰治理清朝11年，敢于出重拳，在局势未恶化的情况下，他在即位不久就处置了数位地方大员。广西巡抚因镇压太平军不力被发配新疆，大学士赛尚阿被判斩监候，山东巡抚张亮基被发配军台，此外受到撤职的高级官员多达几十人。为了改变官场积习，他敢于将大学士柏俊处死，前朝老臣耆英自尽，这些都说明他登基之初就将权力牢牢掌握，且相当铁腕。咸丰继承了清朝皇帝较为勤政体恤民生的一面，上任之后，面对内忧外患，他指挥军务，批答奏折，未曾荒废；每遇到重特大灾害，关于他批示救济灾民和豁免钱粮的旨意随处可见。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攻占扬州，清军久攻不下，于是打算挖开高邮湖大堤，不惜让百姓与太平军陪葬。当作战方案上报咸丰时，他立刻予以否决，并批示说：“扬州可缓取，无伤吾百姓。”（《朗潜纪闻》） 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清军一触即溃。咸丰帝也在上谕中说，清军主将“尽皆怕死贪生，敌未临境先有退志”，“或苟且捏饰以偷生，或仅一死以塞责”。事实证明，大清国家正规军已经烂透了，毫无战斗力。这样的军队派出去，如同沸在火上的热油，前往的军队越多，太平天国的势力反而越盛。 从《清实录》可以看出，咸丰四年（1854年）起，皇帝对战争已经失去信心。他不再像一开始那样天天费心琢磨如何用兵用人，“虽说每日依旧勤奋地批阅军报，但下达的谕旨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公式化文章，一看便知军机处例行公事，所做的朱批只是痛骂加催促，看不到先前在命将、调兵、战略乃至战术上的果敢的大动作”。朱批上充满了对大臣们没头没脑的痛骂，谕旨中到处都是悲观绝望之词。他不再细心制定新的作战方略，只是一门心思忙着派人去挖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韦昌辉等人的三代祖坟，并明确指示将坟后“坐山后脉概行凿断”，以坏太平军领导人的“风水”，破其“地气和龙脉”，以为如此就可以不战而胜。作为帝国最高人物，竟然用如此办法，可知咸丰已经到手足无措的地步。 三 更为严峻的是，大清不仅面临内乱，而且还遭遇了外患，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面对这样的重大危机，咸丰帝依旧摆出一副“天朝上国”的高姿态，而对于如何化解危局却茫然无措。他认为外国国王“竟自称朕，实属夜郎自大，不觉可笑！”“如欲亲递国书，必按中国礼节，跪拜如仪”，否则“唯有与之决战”。与其说咸丰重视“天朝上国”利益，毋宁说他已经焦头烂额，不知所云。这一时期的上谕经常可见“战抚两难，遗患无穷”“从此兵连祸结，迄无了期”“后此作何了局？”“一劳永逸之举”“永息干戈”等等。表明他完全清楚时局的可怕，只不过他早已没有振作的精神气力。 当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军抓住，成了替罪羊后，咸丰才如丧考妣。这位年轻气盛的皇帝命令把上海、天津和南京的外交事务移交给叶名琛，他后来被英军俘虏并成了清朝的替罪羊，曾被朝野所推重的“死不交涉”，也被讥笑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总督”。尽管英军步步进逼，此时咸丰羞愧难当，还在痛斥已经被抓走的叶名琛：“刚愎自用，办理乖谬，以致夷人激忿……实堪痛恨。”（《清文宗实录》） 咸丰八年（1858年），由于《天津条约》在签订地点发生严重分歧，又再次导致一场战争，虽然这次清政府小胜，却由此引来后面英法联军进京的惨剧。30岁生日的这天，咸丰在悲喜交加中度过，他深知，外国人不会就这样罢手。在洋人眼里，这个皇帝也颇为狡猾顽固，当时的上海一家报纸对此曾描述说：“在惊慌失措之际，这个皇帝可能什么都答应。但是，当压力消散，舰队离开的时候，他的‘法老之心’定会又故态复萌，那种中国人的狡猾一定会肆无忌惮地用在回避条约的义务方面。” 正当英法联军把咸丰一步步逼向回天无力的苦难深渊时，太平军的攻势越来越凶猛，贵州白莲教的各支队伍猛增数十万人，紧接着，南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击垮，这时的清朝几乎就要垮掉。在接见翰林院编修郭嵩焘时，咸丰甚至绝望地问他说：“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显然咸丰已经把大局想到了最为恶劣的沉船结果。 咸丰十年（1860年），江南大营第二次溃败，英法联军第三次北上，至此他所有的辛苦挽救都化为泡影。 二万余人的英法联军开始在北塘登陆，虽经全力抵抗，古老帝国的血肉之躯最终败给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过度自尊的咸丰根本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不想屈膝求和，更怕像叶名琛一样被俘押往他国。于是在大臣僧格林沁的建议下，咸丰帝去“木兰秋狝”。这无非是仓皇的逃跑而已，一路北上，一路绝望，大清国200余年从未有过如此的慌张。 在北逃前，咸丰帝抱着5岁的儿子（爱新觉罗·载淳）痛哭流涕：“今日无复有是矣！”在临走的时候，咸丰自觉愧对祖宗，竟然趴在地上叩头，直至鲜血满面，在场人员无不为之动容。咸丰北上后，清朝甚至萌生了迁都的念头。 赵烈文对当时要迁都西安也记述了自己的看法：“北京闻已与议和，尚未时分融洽，夷酋欲见恭王不得，因火烧圆明园，宫殿尽毁，又必欲如前约，驻兵京都。车驾尚在热河，朝议欲迁都西安避之。然夷法国都俱驻公使大臣，各邦皆有，不过欲通知风俗国政，初非恶意，如欧洲俄与英、法世仇，而兵事一息，即互置公使，不独行之中国。”赵烈文可以说对西方外交体系颇有见地，与此同时，他分析西方用兵北京不过几千人，而北京的军队“禁旅如云，何必畏之若此，而出此迁都下策，殊不可解，且彼所欲驻兵国度，以空城畀之，岂能塞其意？我能往，寇亦能往，西安岂天上邪？”最后，他感叹“朝廷聩愦若此，闻之且愤且谈”（《能静居日记》）。 可见清朝决策层的眼界和能力已经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笑柄，而咸丰终于也没再活着回北京。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最后一年里，这个执掌古老帝国10年的皇帝越来越虚弱，与此同时，这个年轻的皇帝却大肆饮酒、听戏纵欲。面对留守北京的大臣的催促，咸丰帝基本没了兴趣，他害怕事态陡然变化，他对眼前的一切心灰意冷，帝位已经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这么多年的苦难，他受够了，不打算再度经受折磨：“本年天气见届严寒，朕拟暂缓回銮，俟明春再降谕旨。”（《清文宗实录》）在过度饮酒纵欲后，咸丰帝的身体状况日益衰弱，终于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七月十六日，死在了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走完了他异常痛苦的人生，留给孤儿寡母一片昏暗残局。 得到咸丰帝去世的消息后，曾国藩在日记中悲痛地写道：“痛悉我咸丰圣主已于七月十六日龙驭上宾，天崩地坼，攀号莫及！多难之秋，四海无主，此中外臣民无福，膺此大变也。二更三点睡，不甚成寐。伏念新主年仅六岁，敌国外患，纷至迭乘，实不知所以善其后。又思我大行皇帝即位至今，十有二年，无日不在忧危之中。今安庆克复，长发始衰，大局似有转机，而大行皇帝竟不及闻此捷报，郁悒终古，为臣子者尤深感痛！”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7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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