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 记忆·文远楼

 李亚明 朗乡溪园

朗乡溪园酒店开业一个多月

经常会有客人问，

酒店不错，这是谁做的？

钱钟书先生有关母鸡的那句反问

现在大家都很熟悉：

“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

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

其实可以换个思路

了解一下鸡笼长啥样

就知道母鸡下的蛋为啥那么不错了啊

这次分享的文章

作者李亚明博士

是【朗乡溪园】这一品牌的缔造者

他今天的事业

跟回忆中的文远楼

应该也有不小的关系吧！

记忆深处

舍不得随意启封

造梦

初来同济的第一次全系新生大会就安排在文远楼。走上楼梯就听到有女老师招呼大家来“liangyiaoliang”，后来反应过来就是212。或许每人的笑点不同，这样的数字读法一直到很久以后依然能让我莫名地快乐，直到客居闽南，我成了把2读成“两”的那个人。

在上海工作生活这么久，哪怕曾经身在上海社会的深处，与上访的百姓打过一年半的直接交道，也没能调动起学习语言的天分，反倒在离开以后，个别的发音不自觉地挂在了嘴上，成了对这段生活历程的纪念。或许，只因为那是初入大学的第一次正规场景，印象才如此深刻。这也正是我们格外珍惜生命中许多第一次的原因。

 

其实，那天记忆最深的是坐的位置。那天我坐在了最后一排的最左侧，一眼就能看全这一届建筑系三个专业六个班所有的同学。缺乏舍我其谁的霸气当然不能归因于来自孔孟之乡，事实上一个刚刚来到大城市的孩子气质里就带着先天的敏感，满身的触⻆最⼤限度地张开，感受着空气中每一个流动的细节——即便如此，我对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还是充满了好奇，期望这个位置意味着什么，至少可以让我成为一个特殊的人——的的确确，我当时希望自己能成为在座所有同学中最出色的那一个。 

其实，这种期望在许多年以后变得非常容易，因为在逐步成熟的价值观里，出色已经有了多重的涵义。真正的出色很难评定，但认识到出⾊的多重涵义，可能才是那个时代单纯的理想能够兑现的最具意义的现实。但无论如何，这种希冀哪怕只是瞬间的一瞥，就足以照亮此后许久的人生了。

 

先生

1985年的中国，先生一词的用途还不广泛，在孔孟之乡，意指医生，尤其是年老的中医。大二阶段给我们上《城市规划原理》的李锡然教授来自新加坡，上课时经常提问，而且每每提问女生必叫“这位小姐”，男生则是“这位先生”。起初当然是漾起阵阵笑声，老师的绅士派头让我们这些“先生”、“小姐”们好像受到某种触动——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接触到的极少的有点贵气的氛围。

李锡然先生

1930年出生于新加坡

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

中国人车分流、步行系统理论与实践的推动者

曾任上海市杨浦区侨联主席

当然，进同济不久，就已经领教了“先生”最令人仰慕的含义——只有德高望重的老师，才被称为先生。

入校不久，贝聿铭大师来同济。这对当时的中国建筑界绝对是大事，在相对封闭的时代，大师来中国远不像今天这样频繁。为帮助大家更多地了解贝大师的成就，系里通知在文远楼106搞一次讲座。

 

贝聿铭先生

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

2017年，是他百岁诞辰

那时我们都知道戴复东教授，一者他是系主任，二者知道他是戴安澜将军的儿子。戴先生每次见我们必称“孩子们”，引来善意的嘘声笑声后，再跟一句“我比你们父母都大”，然后再进正题。

戴复东先生(1928.4.25 -)

安徽无为县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1952年起任教于同济大学

先后担任同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

院长、名誉院长

戴安澜将军全家合影

右一为戴复东先生

  1986年4月，戴复东先生（右）访美

与贝聿铭先生共进茶点

那天主持人就是戴先生，他非常隆重地推出了另一位先生——罗小未教授。罗先生那晚对贝先生的解读至今记忆犹新，也是我认识建筑世界非常重要的开始，但那天另一个重要的收获是知道了“先生”一词还可以用在女性身上，而且带着非常特别的敬意。

罗小未先生

广东番禺人

1948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

建国后，历任同济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

曾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主编《外国近现代建筑史》

著有《西洋建筑史与现代西方建筑史》

《外国建筑历史图说》

罗小未女士是《时代建筑》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罗先生一上讲台，戴先生迎上前握手，更让我开启了对这个高知阶层特别的好奇心——他们是同事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客气？这些答案是慢慢找到的，但真正能够认识到那一代人的风采，是大三时李德华教授亲自带我们班设计课，而且是整整一个学期。我们或许成为了有一点点礼貌的人——我坚信大三的那个学期成为极重要的阶段。李德华先生的研究生赵广辉讲过一句特别的话，“李先生看我们，就像一位没落贵族看一伙街头艺人”。因为是原话，我必须把“没落”二字写出来，但广辉的原意是充满敬意的，先生当然与大多数人一样过着清苦的日子，但他们的精神始终还在那样的高处，从未妥协。

 

李德华先生

1924年生于上海

194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土木工程系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首任院长

他主持编撰高校教学用书《城乡规划》、

《城市规划原理》

是我国城乡规划专业教学的经典教材

李德华与罗小未伉俪

能被称为“先生”的大概十几位，最亲民的“先生”就是李锡然教授，因为他是我们规划原理的老师，上课提问时还叫我们“这位先生”。当然，凡是被称作先生的大都很难见到，比如金经昌先生，比如冯纪忠先生。高山仰止，这是多少年来对他们唯一能有的评价。

文远楼，就是我们最有可能见到这些先生的地方。因为在这里，足够幸运的话可以听到他们的讲座。

金先生做了一个摄影讲座，成为记忆深处最难忘的讲座之一。此时此刻，一连串的记忆清晰地涌上来——首先是关于他的第一张摄影“作品”——金先生在摄影界与规划界都是泰斗级的人物，就社会影响来讲，摄影界“金石声”的名气更响。他做银行家的父亲买了第一部莱卡却拍不出影，少年却一拍成形，就成了这部莱卡的主人。

金经昌先生

中国城市规划教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1910年12月26日生于武昌

1947年起任教于同济大学

1978—1984年为同济大学

建筑系城市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

金经昌还是国内著名的摄影艺术家

也曾参与编辑《德汉词典》 

翻译过电影《贝多芬传》

二是先生提到最能看功底的是拍摄静物。先生大量的静物作品通过幻灯放出来，虽不能真的看懂，但知道那就是美的标准。

金经昌先生1938年在威尼斯的自拍

右为好友，后任同济大学校长的李国豪

三是器材并不重要，海鸥DF已经足够。先生这句话自是云端水准的不经意流露，但对于我们这些有部最普通的海鸥KJ1就已很知足的同学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增加信心的暗示。

当然，第四件才是记忆最为深刻的——讲座期间，先生若无其事地告诉我们，他得了绝症。在崇拜的氛围里足以让人动容的话，却被先生平静的表情修饰得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或许，只有在那样的修养之下，才能拥有如此淡定的面对生死的态度。许多年以后，李锡然先生数次与我提到要把他在同济新村的住处在他身后卖掉，一半留给照顾了师母多年的保姆，另一半就捐给金经昌基金会。 

 

金经昌先生摄影作品

为上官云珠1950年代的剧照

第一次见冯纪忠先生也是在文远楼。见他之前，我们听说他在很早就提出过类似新陈代谢的理论，内心的景仰非同小可。那天冯先生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仙风道⻣，这或许应验了后来听到的关于陈从周先生与冯纪忠先生的细微区别——陈先生是文人，冯先生是士。在讲述了方塔园的设计之后，冯先生流露了各种无奈——说了句“机会太少了”。那些人杰刚好遇到了荒唐的时代，我们失去了现当代社会变迁过程中理应出现的新的文化浪潮。冯先生的方塔园既是这代大儒为数不多的修为的见证，更是那个时代在建筑艺术领域可能达到的高度的简约注解。

 

冯纪忠先生（1915—2009.12.11 ）

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

我国城市规划专业以及风景园林专业的创始人

我国第一位美国建筑师协会荣誉院士

曾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

后来李锡然先生把冯先生送他的书留给了我，书中⻅到冯先生三十年代在意大利时的留影——一袭的白西装，帅气的翩翩少年。真的，我几乎不能相信那时的中国竟然拥有如此令人骄傲的现代儿女。

冯纪忠先生资料

当然，对冯先生的评价里，最早，印象也最深刻的来自班主任包小枫老师——冯先生虽然70多岁，但他的思想永远走在所有年轻人的前面。这是原话，不能忘却。

 

包小枫老师漫画

85级城市规划专业一班同学

一个学科的地位表述，其实正是这些先生们影响力的物化。文远楼，就是我们认识先生们的地方，那是即便时代交替却形成基因传承的杏坛。

橱窗

我的好友沈益人是卢济威先生门下的硕士与博士，本科则毕业于苏州。如果说一个本科生能够引起十几届学弟的景仰，可能非益人兄莫属。原因很简单，他们建筑系的橱窗里，一直挂着他那个阶段的作业。文远楼二楼的橱窗里，就挂着这样的作业，与其说那是示范，不如说那是本科学生最高级别的勋章了。

沈益人博士

1969年出生于苏州

曾任北京绿城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为AKIN DESIGN董事长兼设计总监

虽说搬到系馆以后依然有这样的橱窗，但真的记不清在什么地方，记不清什么人的名字曾经挂在那里。可能是气场不能同日而语，可能是个人的注意力已经转移，也可能在新系馆呆得太久，记忆里的物与事过于繁杂。就在文远楼二楼的橱窗里，我记住了吕品晶与黄裴裴的名字。

这种不经意的记忆，至少让我在后来看到中央美院建筑学院院长吕品晶的名字时，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并一直非常在意当年的那个黄裴裴是否已经有所成就——当然，另一个原因，就是她的父亲黄仁老师就是那个带我们参观系馆工地的人，他也是系馆的主要设计师。

至今记得二楼橱窗白炽灯的亮光——当然可能是记忆编造的；甚至记得橱窗散发的铅画纸的味道——当然可能是思念青春的幻觉。当然，文远楼之于每一个莘莘学子，都会有诸多的元素被深深怀念，因为它们构成了最为重要的成长过程。

数学

大一的数学课是大课，六个班的同学一起上，在文远楼最大的阶梯教室106——就是贝聿铭先生来同济前一天罗小未先生给我们做讲座的那个教室。有一天，记不起是上午还是下午，反正天色昏暗，教室里开了灯，张宜瑄老师正在讲课。在所有的课程里我最讨厌数学，这种讨厌得到的回报就是大学的第一个期末考试就亮了红灯——而且作为本专业两个班唯一的代表参加补考。但我对数学老师却一点不反感，至今能记得住名字的本科期间的副科老师也就张老师了。后来硕士博士阶段经常在校园见到坐在轮椅上的张老师，因为数学不及格，一直不好意思去问候，但每次见到，总能想起那天的场景。张老师正在讲课，突然从教室大门走进来一个长者——好像不是单纯走进来，而是走得很深。张老师的声音自然停下来，只听长者操着浓重的口音说，同学们，外边有自然光的时候不要开灯，两个方向的光线会伤害你们的眼睛。长者说完，向张老师示意了一下，出去了。

这种关心是暖心的，但多少有些不合时宜，毕竟这是课堂，老师还在讲课。但张老师表情没有任何的不悦，甚至还有些小得意——其实从这样的过程里，我们已经猜出这长者应该是个“人物”！

“同学们认识这位先生吗？”

在瞬间的沉默后，张老师一脸尊敬：“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从周先生。”

陈从周先生（1918-2000） 

杭州人，原名郁文，晚年别号梓室，自称梓翁

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著名的古建筑、古园林专家，散文家

被贝聿铭誉为“一代园林艺术宗师”

 1978年，赴纽约为大都会博物馆设计园林“明轩”

著有《说园》、《苏州园林》、《园林谈丛》等

相对于关心我们的眼睛，大家多么希望陈先生更关心我们的课程。他走进教室如果说出让系里停掉数学课的话，相信一定会掌声雷动。对学设计的来说，的确找不到喜欢数学课的理由。到底有没有价值本来还是件悬案，因为总有被设定的理由，哪怕说为了提高智商你也得接受。但系领导的一次解释，地地道道地说明了我们的“冤屈”，也说明误解在任何层次、任何时代都曾明确地存在。

说话的是戴先生，就是当时的系主任——孩子们，你们以后要学计算机的，没有数学怎么行？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计算机应机与数学没有多少关系，编程是个别偏执狂的事。如果说大一人傻，开个数学课就算了，但后来越来越不像话——我作为城市规划专业的学生，从本科到博士，分别学了三种计算机语言，一个数学不及格的人竟然被迫学了《c语言》，与其说浪费了宝贵时间，不如说浪费的是大学难得的教学资源。

80年代的中国大学，哪怕是学科内中国最好的专业，一方面太多课程没有意义，另一方面有多少涉及人文修养的课程却无故缺席。偶有特别的选修课，却因为人数限制报不上名，比如音乐欣赏——上课地点就在文远楼。

当然，有些公共课就不是某个大学能决定的了——政治课就一直从本科伴随到博士，而且博士阶段的分量更重——一年级每周有一个下午上《马列理论》课，好像是单周四节双周三节，远远超过任何一门专业课程。当时的马列老师是个红光满面的人，其实我记得他的名字。老师格外宽容，教室里明明只到了一半人，但点名时都到了也从不追究，即便大家都在忙活自己的事，丝毫不耽误老师慷慨陈词，依然的红光满面。唯一的遗憾，是一次我缺课时，老师与后来的普利策奖获得者王澍在课堂上有一次辩论。与其说辩论，不如说是一边倒的搏击。当然，这种搏击多少有些不公平，他只能在绳圈之内出拳，而且必须使用固定的拳法。据说老师大败，有点不高兴。

王澍博士

1963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

普利策建筑奖首位中国籍得主

现为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博导

图为王澍与爱人陆文宇

陆文宇女士是王澍同学

也是他“业余建筑工作室”唯一的合伙人

协会

文远楼规模不大，系馆建成之前，我们的专用教室在北楼，文远楼更多是一个上大课的地方——没有谁有事没事往老师的办公室跑。因为号称喜欢文学，一年级下学期就被推荐到刚刚恢复的校刊《同济人》杂志做小说编辑，因为这个原因，二年级时，《未来建筑师》杂志的主编杨贵庆邀请我到杂志社帮忙。

就在他们文远楼的办公室了认识了赵广辉——青年建筑师协会的会长。人的一生总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广辉就是那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第一次见他的记忆就在文远楼的走廊里，十米开外就会伸出右手，嘴上喊着“哥们儿”，于是我非常乐意地做了他的哥们，并且在此后的一年做出了巨大的改变——大三时，我做了这个协会的第三任会长。

第一任创始会长叫王新，是83建筑学五年制的师兄。认识他是因为在《未来建筑师》杂志上发的一篇写西安的文章，开头就是：只要这个城市比北京小，我心里就有底了——尽管那时上海还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但这种霸气已经让我至今不能忘记。

协会经常组织活动，有时也会代系里接待前来做讲座的老师。有一次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总建筑师刘开济先生来同济，在文远楼的正门，与前来迎接的建筑系卢济威先生寒暄。

卢济威先生

1936年出生于浙江省临海

1960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后

一直在同济大学任教

受聘《中外建筑》、《时代建筑》编委

刘先生西装笔挺，拿出精致的名片夹，抽出一张名片递给卢先生。卢先生显然准备不足，忙从夹克衫里掏出钱包，翻了许久，从一堆纸币中捻出一张名片来。从那以后，我格外地喜欢随和的卢先生，后来我的许多好友都做了他的弟子，从听到的有关卢先生的故事来看，两年级之前，我就具备了很毒的观察师长的能力。刘先生开始讲座，我就坐在卢先生边上聆听。当北京昆仑饭店出现在屏幕上时，听到卢先生说了句：他们的审美有些特别。真的，从顶着旋转餐厅的电梯井的⻆度，我看到的是一个伸长脖子拉开架势准备决斗的巨人。的确，在文远楼这样圣殿级别的建筑里，讨论设计必须小心翼翼才行。

名楼

在1980年代的同济建筑系，“包豪斯”是最早的专业教育内容。而包豪斯在中国播下的第一粒种子，就是文远楼。读书阶段，曾经在类似于《文摘报》的媒体上见到“中国十大现代建筑”，其上赫然写着“上海文远楼”——相对于其他九大建筑的体量与知名度，文远楼显然是靠绝对的内在价值上榜。在中国的建筑与城市规划教育体系之中，同济的特点一直是多元而富有活力，这自然与当年院系调整时各路老师齐聚同济有关，更可贵的，是院系调整以后的文远楼的建设，把这种多元而富有活力的精神固化为基因。一个专业、一个学校走出的人的气质取决于他的成长环境，文远楼，正是那个时代能够提供的育人情境中最好的典范。

一年级的某一天，在文远楼二楼的阶梯教室，“建筑概论”课的沈福煦老师给我们讲西方古典建筑史。沈老师描述巴黎凯旋门价值的收尾激情洋溢，直接掀起了六个班热烈的掌声。这时，无论是作为老师还是学生，相信一定体会到了极完美的角色互动。 

沈福煦教授

浙江绍兴人

主要从事美学、艺术文化和建筑理论研究

 著有《建筑艺术文化经纬录》、《人与建筑》等

凯旋门是古典主义建筑的集大成者

巴黎12条大街都以此为中心

向四周放射，气势磅礴

这种掌声，这种氛围，

在我11年的同济学生生涯里，

从未停止，

而且延续至今......

2017年3月

文远楼

同济大学校园内的文远楼，建筑设计师为土木系科教授黄毓麟和哈雄文，建成于1954年，总建筑面积5050平方米，是我国最早的典型包豪斯风格建筑，被载入《世界建筑史》和《中国建筑史》。1993年获得“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1994年被列为上海市市级保护建筑，1999年10月获“新中国50年上海经典建筑”铜奖。

文远楼的设计显示了设计者对于现代建筑精神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它不仅娴熟而恰当地运用了这些现代建筑的手法，更主要的是它真正从建筑理念到空间、功能的布局、处理，以至构件、细部的设计都贯穿了现代建筑思想。

可以说，文远楼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造的一批具有明显现代主义思想、观念和风格的建筑的重要代表作之一。文远楼是建国初期建筑活动的重要见证之一，对于研究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发展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黄毓麟先生与哈雄文先生

  李亚明  

生于1966年10月

1985年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专业学习

1992级城市规划专业硕士

1995级城市规划专业博士

现任厦门朗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阅读 563

22投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