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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美人墓志》，亦称《美人董氏墓志铭》。隋开皇十七年（597）七月，隋高祖杨坚之子蜀王杨秀之妾董美人故去，年仅十九岁，为了悼念爱妾，杨秀本人亲自撰写了墓志铭，刻于石上，无书者姓名，不知是否为杨秀本人书写。志文感情真挚，饱含无限哀思，楷书工整秀丽。石方二尺，小楷21行，行23字，多六朝别字。 这块墓志直到1200年后，于清嘉庆、道光年间（1795—1850）出土，原石出土的准确年代无考，关于此墓志最早的记录，是清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丁酉七月购得拓本。”“丁酉”为道光十七年（1837），由此可推测应在嘉道间。墓志出土后，关于其真伪曾有很大的争议，以汪鋆的《十二研斋金石》为代表，曾提出四点怀疑，但以张廷济、杨守敬为代表的学者又提出驳斥意见，俱以为真。就其书法而言，该墓志布局整齐缜密，结字工整严谨，笔法精劲含蓄，字形多扁方，尚存晋人小楷、北朝墓志之古韵，在笔意上已脱尽隶意，和隋初的《龙藏寺碑》（开皇六年，586年）相比，虽仅晚11年，但楷法已成熟了许多，堪称隋志小楷中第一，属历代墓志的上品。 原石在陕西省兴平县出土后，很快被兴平县令上海陆耳山副宪第五子君庆（剑庵）所得。陆氏以淡墨精拓，薄如蝉翼，笔画丰润，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原碑的风貌，后世称“关中淡墨本”，流传极少，最为珍贵，世以得此本为荣。 陆剑庵卸任后，将墓志原石带回沪上，当时上海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徐渭仁得知此事后，斥巨资从陆氏手中购得。徐渭仁（1788—1853），字文台，号紫珊、子山、不寐居士，上海人。早年善书，尤长汉隶，少时及见梁同书，继与陈鸿寿、张廷济、王学浩为书、画、金石友。收藏碑帖甚丰，并精于鉴别，当时人称“巨眼”。在得到这方《董美人墓志》后，甚珍爱，遂自号“隋轩”，珍秘不示人，且“不轻毡拓”。据说徐渭仁得到此志后，曾磨去一层，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称：“徐紫珊载归上海时拓本，拓墨乌黑，字划较关中初拓瘦细，相去甚远，骤视之似非一石，细细勘之，石花字划均合，乃同出一石无疑。” 这方墓志的流失，一般都称毁于兵燹，与徐渭仁之死一样，史料记载多语焉不详。原因是：1853年至1855年，上海爆发小刀会起义，徐与此事有牵连。徐对起义首领之一潘小金枝有恩，其次子徐震加入小刀会并被封为元帅。于是徐渭仁被加上起义军“伪参谋”罪名，遭清政府通缉。起义失败后，徐在苏州伏法。身负“谋逆”之罪，“平素知交将其昔日诗文赠答，悉行删剃”，而其家中所藏古物书画碑帖亦不知其踪。 《董美人墓志》从最初的出土到最后的不知所终，仅不到五十年的时间，“惜当日徐氏缜密过甚，拓本不多。兵燹后，其石不存，遂如星凤。”光绪时期，能够看到原石拓本就已非常不易，当时就有称“隋董美人墓志出土关中，原石已佚，关中隋唐志石出土甚多，每出一石，取文字之佳者即重摩数本置之故处，而售其原石，于有力者挟之以去，积习相沿已成俗例。此志重刻本流传于世者极多，颇难辨识，余求之数十年，所见拓本不下十余种，最后始得张叔未解元所藏一原石剪本，而又失其第二页。” 《董美人墓志》的原石拓本，在晚清民国间成了士大夫竞相追捧的对象，甚至不惜斥巨资购买。民国初年袁克文曾有手札云：“《董美人》不得，食不甘，寝不安！兄能致之，当以文徵明山水小帧为报，且立践唐佛之诺。原主亦决不无相偿之酬也。盖弟梦想此拓已十年矣！踽厂道兄文白。”不过这本令袁克文日思夜想十年的《董美人墓志》现在已不知去向，现存各种拓本上，并未留下袁克文的题记。 张廷济等人题跋的《董美人墓志》被著名报人林白水以五百两购得，后来为得到张耕汲所藏鱼队儿青花砚，又曾将《董美人墓志》和所藏黄任、董其昌两砚作为交换。 当年潘祖年女潘静淑归嫁吴湖帆时，就以《董美人墓志》作为陪嫁，吴湖帆夫妇对此志极为珍爱，特辟专室储存，并取名“宝董室”。吴湖帆本人亦经常拥志入衾，每临睡前还摩挲不止，还自谓“与美人同梦”。 由此可见，《董美人墓志》在民国时期可谓是风靡一时，美人的身份引发文人墨客无尽的遐想，而才女名媛们也以模仿“董字”为荣。因此碑帖商贾们摹刻出许多翻刻本流行于坊肆之间，以致如今各种版本混杂。 卷轴装。（见图一）经张廷济、林白水、陶山等递藏，有伊立勋题签及陶山跋，文云：
钤“嘉兴张廷济叔未甫”“眉寿老人”“钧初所得古刻善本”“树镛私印”“雁湖世家”“五柳人家”“陶山珍藏”“陶昌善印”“白水珍藏”“严复”“陆恢私印”等印。 图一：国家图书馆藏本 国家图书馆藏本（局部） （1）吴湖帆藏本（见图二） 剪裱册页装，共计十二开，碑文九开，每开八行，行七字。民国十六年（1927），吴湖帆获得此册，民国二十一年（1932）转赠潘景郑先生。楠木面板有民国二十一年吴湖帆题签：“壬申秋日奉景郑兄鉴赏。”首页有吴郁生题款，下页有民国十六年秋日冯超然所画《美人香草图》。此外内页还有王同愈、赵尊岳、陈承修、陈斝、张钟来、程文龙、张士彤、翁长芬、蒋祖诒等人的观款。帖尾吴湖帆题识：“董美人志有复刻本，肥瘦不同，若此丰神绝世，修短适中者，方是原石真本。”全文记441字。另还有一段题跋记述得《常丑奴》与《董美人》二志之欣喜之情，镌“既丑且美”之印。吴湖帆藏本流传有序，品相良好，且有众多题跋。 图二：吴湖帆藏本 （2）陈景陶藏本（见图三） 卷轴装，淡墨拓。此本为仲威先生1999年在上海图书馆整理碑帖时无意发现，对照清方若《校碑随笔》，此拓四行“顺以承亲”之“承”字完好无损，仲威先生定为关中淡墨初拓本，上方书堂有陈景陶题款“董美人墓志原石初拓本，丁亥二月八日，悫斋题”五行十九个大字。卷中钤有七方印章，其中五方为陈景陶藏印，另两方模糊不可辨认，左侧绢边处又钤有陈景陶藏印三方。仲威先生认为当时上海徐渭仁拓本亦分浓淡两种，然徐氏淡墨拓比之关中蝉翼淡墨拓则有霄壤之别。现在看来藏家手中被谀为“关中淡墨拓”多是“上海淡墨拓”。 图三：陈景陶藏本
陈景陶藏本（局部） 剪裱册页装，碑文计七开，每开八行，行八字。任杰、余邵宋藏拓。封面题签“隋董美人墓铭觉庵珍藏原石本”。钤印：“仁觉庵所得金石文字”“西神长寿”“越园长寿”“余绍宋印”“任觉宜”“余大”“任杰之印”“觉盦任杰收藏金石书画”。（见图四、图五）
2001年、2013年上海书店出版社曾影印此拓本，经过比对，笔者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有一个严重的问题，第八开第二行应为“寂寂幽夜茫茫荒陇”，而此本却为“寂荒陇陇幽夜茫茫”。（见图六）因未见到原拓本，不知是否为剪裱的问题。
图四：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封面）
图五：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部分）
图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局部） 自《董美人墓志》出土以来，其拓本一直成为收藏者竞相追逐的对象，石毁后，原拓本更是难得，翻刻本又往往有失原貌之精髓，因此民国时期出现了几种原石拓本珂罗版印本，较好地保存了原拓的面貌，且这些珂罗版原本已不存，更显珍贵，特列举如下： （1）《初拓董美人墓志铭》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 剪裱册页装，此本为陈敬伯收藏，前题“最初拓本董美人小湖题于静娱室”，钤有“陈氏霭亭”“江州陈氏珍藏”等印，后有王孟迪跋文一段，称：“此拓纸墨黟古，毡臈甚精，虽似双拓而黑气不重。” （2）《隋董美人墓志铭初拓本》艺苑真赏社珂罗版印本（见图七、图八） 剪裱册页装，共计六开，碑文四开半。拓本后有道光二十年（1840）张廷济跋文一段及徐渭仁索诗一首，钤有“金石奇缘”“张叔未”“廷济”之印。 此本最为重要的是第二行“汴州”之“州”字完好，《增补校碑随笔》《碑帖鉴定》等都称原石拓本“州”字末一笔微损，又据上海图书馆仲威先生发现之关中淡墨拓本，“州”字末一笔亦有损，此本是目前笔者所见唯一“州”字未损本。（见图九）
图七：艺苑真赏社珂罗版印本（封面）
图八：艺苑真赏社珂罗版印本（部分）
图九：艺苑真赏社珂罗版印本（局部） （3）《原石初拓隋董美人墓志》味道腴斋藏本 此拓本神州国光社、上海有正书局都曾印行，但神州国光社为精印，质量更高，以此为例介绍（见图十、图十一）： 剪裱册页装，共计十开，碑文七开半，每开八行，行八字。前有吴昌硕、磊盦、张謇、罗振玉题签，后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罗振玉、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鸣珂、庞芝阁跋文。庞芝阁在跋文中记录了得此拓本的情况：“余渴想有年，今岁二月忽得诸无意，不胜忻幸，适友人藏有嘉兴张叔未跋本，并几互校，此册略肥，尤属初拓，铭心绝品也，原册零落，重付装池，因考其略，以志墨缘。” 此册亦存在剪裱错乱之谬，第五开第四行与第六开第一行应为“开皇十七年二月感疾至七月十四日”。（见图十二）
图十：味道腴斋藏本（封面）
图十一：味道腴斋藏本（部分）
图十二：味道腴斋藏本（部分） 故宫博物院亦藏有三本《董美人墓志》，更为难得的是，都是原石拓本，一直罕为外界所知，现将这三种原石拓本之情况列举如下： 此墓志册名《隋五女墓志》（见图十三、图十四），共分上、下两册，剪裱装，封面为楠木夹板，签题“铜山葛邵静珍秘”。共收集了《董美人志》《元公夫人姬氏志》《陶贵志》《张贵男志》《尉富娘志》这五种隋代女性墓志，并附属《元公志》。前有张伯英题“六朝志墓之书极工至隋已失古意，而女性志往往绝妙，董美人姬夫人之妍丽既无复加，峻利如张贵男，端凝如尉富娘，各有异趣，陶贵少弱矣，然其韵度宁唐人所能到耶？今合五志为一帙，太仆夫妇虽一家之书，一时之榻（搨），不析而二之，并屈太仆为附属矣。辛酉勺圃。”由此可知张伯英于1921年之前，就已得到了这些墓志，且认为其书法水平高于唐人。
其中《董美人墓志》拓本共七开，每开八行，行八字。此志被排在第一位，可见张伯英的重视。拓本墨色浓重，字口清晰，完整无缺。钤有“笙鱼秘玩”“邵静经眼”“嘉福宝藏”三方印，拓本后粘有铜梁王瓘题记一段（见图十五）：
王瓘喜好金石收藏，光绪三十四年（1908）就曾在秣陵（今江苏南京）见上海估客携关中旧拓《董美人墓志》一本，于该年中秋曾有题跋：
从王瓘这两段关于《董美人墓志》的题跋可知，光绪末年原石拓本已很难见到，尤其是全本，张伯英为金石收藏大家，在墓志鉴赏方面尤为精深，启功先生称“勺翁尤好六朝墓志，每得拓本一幅，必手临一再”。张伯英先生所收的这五通隋代女志都是他认为的上品真拓，为此张伯英还专门撰写一段文字考证了隋代“美人”之官制与墓志中所出现的六朝别字问题。 此外，册中还有张伯英题跋数段以及壬戌（1922年）秋七月梁鸿志受张伯英之托所题绝句，另有单页夹纸，为癸亥（1923年）正月祁世倬初稿。 此墓志册被张伯英收藏以后，转赠于外甥葛维纲，他曾在见到《尉富娘志》初拓本时提及“予曾以董美人、姬夫人、张贵男、陶贵及此种合装《隋五女志》，皆佳拓，精美绝伦，今在葛甥维纲处，此整幅未剪裱者，墨色浓甚可爱，见此颇忆我五志也”。后该墓志不知如何流转，故宫博物院于1963年从文物商店以260元购得，品相完好。
图十三：张伯英藏本（部分）
图十四：张伯英藏本（部分）
图十五：张伯英藏本（题记） 卷轴装。朱翼盦先生旧藏。（见图十六）《欧斋石墨题跋》记载：“董美人墓志开皇十七年。一轴。”拓片上钤有“天津孟氏”，拓片下粘有题记三段，侧边粘有一段，皆出自同一人之手：
根据印章判断，题跋人应为天津孟继埙，前两段题记抄录张廷济《清仪阁题跋》，第一段全录张廷济跋语，第二段朱锦琮书只截取一部分。后两段题记为孟继埙所书，从题记提供的信息，孟继埙在光绪十六年（1891）时已看到此拓，后认为此本为关中陆氏初拓本，且为翁叔均旧藏，他指出光绪时期已经是重刻本流行，而此本更属珍品。且为整幅拓，原拓本未经剪裱者尤不易得。 孟继埙，字治卿，一字志青，天津人。清同治十二年（1873）举人，光绪年官御史，出守贵州石阡府，善书，工画兰，富收藏，精于碑帖鉴别。著有《绿庄严馆诗存》一卷、《夜郎吟》一卷、《试茗吟庐诗稿》不分卷、《黔行水程记》一卷。文献记载较少，有称“笃嗜金石，往往获一瓦、拓一碑，即以诗歌纪其事。”其大部分收藏现存于吉林大学图书馆与台湾图书馆，许多墓志碑帖上都有其藏拓题跋。 这本拓本被孟继埙收藏后，三十余年后被朱翼盦先生收入囊中，朱家所藏的碑帖目录中记载了购买此墓志的时间和价格：“丁卯购于隶古斋，价百二十元。”隶古斋是琉璃厂中历史悠久、影响比较大的经营碑帖拓本的店铺，著名碑帖学家张彦生1915年到琉璃厂时就在隶古堂学徒，当时隶古堂已开设六十多年，由清末著名书法家祁隽藻题写匾额。据统计，朱翼盦先生曾在隶古斋购买碑帖47件，120元购买的《董美人墓志轴》是除了两部明拓外的最高价，例如在隶古斋辛未购《李孝同碑》花费20元，《八关斋报德记》八轴24元，可见《董美人墓志》在当时的碑帖市场价格已属高昂。 不过可惜的是，朱翼盦先生并未在上面题跋，也未留下印章。1952年，朱家后人秉承遗志，将朱翼盦先生所藏一千余件碑帖无偿捐赠，这件《董美人墓志轴》也随之一起入藏故宫博物院，被妥善保管。2014年值朱翼盦先生四子朱家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欧斋墨缘——故宫藏萧山朱氏碑帖特展”，此件《董美人墓志轴》也被展出。
图十六：朱翼盦藏本
朱翼盦藏本（局部） 整张托裱。（见图十七）由于折痕破裂及裱纸破损，残缺十四字。拓片钤“西冥审定金石书画记”“井观道人鉴藏”“张振纲”三方印。拓片背后题记：
经查张振纲为晚清时辽宁人，号石船，生平不详。西冥与井观道人未查出为何人。此拓片为故宫博物院于1965年购藏。
图十七：张振纲藏本
张振纲藏本（局部） 由于《董美人墓志》原石存世的时间很短，且传拓有限，因此要依据石花、断纹、字迹磨损等传统考据来判断拓本的先后时代比较困难。《董美人墓志》的原石拓本主要分为关中拓本和徐渭仁拓本，且又分浓墨拓和淡墨拓两种。学界一般认为关中拓本属于淡墨拓，亦谓“蝉翼拓”，但从民国时期的珂罗版印本来看，都号称原石初拓，但艺苑真赏社所印墨色浓厚，并未有蝉翼拓之痕迹，相比较神州国光社印本的墨色较淡，属于淡墨拓。 关于关中初拓本和徐紫珊拓本之间的区别，只有王壮弘在《增补校碑随笔》里提出，称“关中初拓本，皆用淡墨作仿宋蝉翼拓法，字划较肥，拓工精细。徐紫珊载归上海时拓本，拓墨乌黑，字划较关中初拓本瘦细”。而故宫所藏三种拓本，字划笔道未有明显差异，无肥瘦之别。经过仔细比较，朱翼盦藏本和张振纲藏本，无论从墨色、擦法等都非常接近，似乎为同一批所拓，且与国家图书馆陶山藏本也基本相符，只可惜张振纲拓本由于纸张破损和折痕处断裂，字缺损较多。张伯英藏本墨色较重，与其余两本拓法、拓工相距较大，整体最佳。 故宫博物院所藏三本拓本，经考据比较，均符合原石拓本之特征，但其余少数几字也有差别。 通过目前所见之《董美人墓志》拓本比较，笔者对于原石拓本尚有不明确之处，在此提出： 1.关中原石拓本是否都为淡墨蝉翼拓？据国家图书馆陶山藏本题跋称，除此本外，陶山曾见过林白水所藏又一蝉翼拓本，这所谓的蝉翼拓本是否就是与上海图书馆陈景陶藏本同属一种，是最初关中拓本。但据现藏原石拓本判断，国家图书馆陶山藏本及故宫朱翼盦藏本、张振纲藏本虽不属于浓墨拓，但是亦不能划为淡墨拓，介于浓墨与淡墨之间，而故宫朱翼盦藏本题跋中孟继埙又自称为陆氏原拓，因此单纯以浓墨、淡墨来判断拓本的捶拓地点与时间是不准确的。 2.“州”字未损本是否存在？除了艺苑真赏社珂罗印本外，其余原石拓本中“州”字末笔皆有损。上海图书馆陈景陶藏本亦有缺笔。 3.是否如王壮弘先生所说徐渭仁将原石磨去一层，使得后来的拓本字口变细？经所见拓本比较，除翻刻有字口较肥外，其余原石拓本未见明显笔画粗细差别。 这方墓志沉睡一千多年，如同当年不幸早早离世的董美人一般，出土后仅不足五十年便毁于兵燹，甚为可惜。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因为这些拓本的流传，使我们得以重见这方墓志的原貌。尤其是原石拓本，流传稀少，故宫博物院得以保存三种，实属罕见。特别是经过名家收藏，多段题跋的留存，使我们得以窥知拓本的流转渊源，且朱翼盦藏本与张振纲藏本都有明确的购买价格记载，对于我们认识民国时期碑帖市场交易情况多有裨益。由于这三种原石拓本一直深藏库房，外界并不知晓，因此之前关于《董美人墓志》的研究和拓本介绍中并未提及，本文希望将故宫所藏拓本公之于众，以飨学界同好。（本文节选自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鲁颖《故宫藏三种<董美人墓志>原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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