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哲学是健康而无需羞愧的，孤独、片面而又圆满。尼采却在它的终点说：哲学成为深渊，哲人则是令人惊恐而吉凶难定的彗星；漫长的哲学史里，哲人常常背离自己的国家，流离失所，或令国家流离失所。如今，人们更以为哲学的纯粹是世间良药。但已成市场的世界聚集了太多海浪般的人群，而人群本是生长万物的土地。“药”成了海中的鲸鱼（或海中等待炸裂的岛屿），喧嚣躁动，成为遍地沉疴的文化。这般文化色彩绚烂，如平原一望无际，柏拉图讥其为“色彩缤纷的披风”，尼采比拟为“彩色的奶牛”，至于“红色”，不过其中一种单调的色彩，尤其是，红色不再是因羞愧而脸上呈现的色彩。 但开端之处也的确是不需羞愧的。泰勒斯是西方哲人之始，世人辱其贫穷，讥讽哲学无用，他便作了一次子贡的举动，“亿则屡中”，通过观察天象，低价购入而高价出售，做了一次成功的橄榄油生意。泰勒斯既不以哲学为羞，也不以这种商业世俗之举为羞，更重要的是，泰勒斯以其意志塑造了后世根本的哲学词汇“开端”（ ρχή）——这或是他的骄傲而非羞愧。“ ρχή”的基本含义是开端和统治，甚至2000 多年以后，海德格尔依旧在诉说开端即统治。据亚里士多德分析，“ ρχή”的含义至少有7 种，比如运动的开端和终结、生成的最佳开端、事物生长或建筑物的开端部分、统治、理解的基础等等。而当泰勒斯说“水是一切事物的 ρχή”时，这个“ ρχή”就融合了开端、统治和基质诸种含义，这种尝试综合，并以“一”对世界进行本质描述，便是“一切皆一”的理念论的最早形态，因此，尼采说，“有鉴于此，泰勒斯就有资格被看作是第一位希腊哲人”。 “一切是一”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真正确立，则是克塞诺芬尼的功劳。柏拉图在《智术师》里明白地说：“埃利亚那派人，从克塞诺芬尼，甚至更早，就开始说出这个寓言，一切都是‘一’。”亚里士多德进一步确认，克塞诺芬尼是这种一元论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忒奥弗拉斯托斯则直接申明，帕默尼德的老师克塞诺芬尼认为本原是单一的，所有的存在都是“一”，这比先前的自然哲人更进一步。埃利亚派的集大成者帕默尼德断言“唯一的一，是唯一的存在”，至于那句“对于非存在，我们无可言说”，经过他另一名言“思与存在是同一”，便可生成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中著名的发问：“为什么在者存在而无不存在？”“一”由此而从基质而成为存在和思想本身，成为无所不包的根基性的、笼罩性的存在。 可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纯粹的红，或者红色的物体，如何由水构成？或者如何由某种作为“一”的本体而形成？ 尝试对此进行回答的希腊哲人是阿那克萨哥拉，他甚至抛弃了泰勒斯开创的基本术语“ ρχή”，而另外创造性地使用“σπέρμα”（种子）的复数“σπέρματα”。使用复数而非单数表明，“一”被抛弃了，而“一切”才是一切。据辛普里丘记载，他在自己的《物理学》开篇就说，“一切事物同时存在”。存在的不再是“一”，而是“多”，是“一切”。“红”之存在，是由于红本身的存在，而不是由于唯一的“一”。阿那克萨哥拉以多化解“一”带来的哲学困境。“红”本身作为种子可以生成红色之物。但是，红色的花朵呢？红色的木头呢？尼采认为，阿那克萨哥拉想必不敢谈论“红”对于别的“种子”的作用——如此繁复无限的一切，并不能彻底解释自然。 早期希腊哲人虽然只有残章断片存世，但尼采的判断依旧非常准确，他们各自皆有其“系统”，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萨哥拉，乃至其后的德谟克利特，代代相承。所谓系统，倒未必一定是康德黑格尔之间相因、相歧的系统，而是说，作为一种整体理解世界的方式、一种生活和看待人事的方式，但是，只有以为自己的观察已经是整体性的查看，才会成为“系统”。 这大约就是：红、世界、自然。所谓前苏格拉底哲人是后世德意志哲学史家的粗俗命名，亚里士多德称他们为“自然哲人”。据说阿那克萨哥拉将他们的自然哲学带入雅典并大肆宣扬，但这却形成了自然哲学的终结，因为出现了将哲学从天上拉到人间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要扭转自然哲人探究的方向。红色不仅仅是自然界的颜色，是自然的基质，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红色更与人有关，与“羞愧”有关。一言以蔽之，哲学首先与人、与政治有关，而非与自然或者形而上学有关。柏拉图在《斐德若》中著名的灵魂马车神话里，塑造了羞愧、生活与哲学的关系。 灵魂中有一个部分被比喻为白色的马，它懂得节制和“羞耻”，还有理性（λό γος），正是凭借这份力量，“思想中那些更为优秀的东西占了上风，引导他们走向有秩序的生活、走向热爱智慧（注：哲学），那么他们在这世上就会过上幸福而且和谐的生活。”苏格拉底比喻的关键之处有两点。其一，灵魂的羞耻和节制首先和最后都与人的生活有关，起初的羞愧既是灵魂中的一部分，也出自习俗，而灵魂最终要达到的目的依旧是生活的秩序和和谐，既是自己灵魂的秩序，也是政治生活中的秩序。其二，追求哲学并不是为了某种“系统”，或者制造一种对于自然的解释，而是灵魂和政治生活的秩序。正是由于后一点，苏格拉底截断了自然哲人之路，转而开启了古典政治哲学之途。 但是，总有哲人不喜欢羞愧，或者说，他们的羞愧更与某种知识有关，而非与灵魂有关。《理想国》里的智术师忒拉旭马霍斯因苏格拉底所激而脸涨得通红，但他的羞愧是知识性的羞愧，他力图以言辞说服苏格拉底（以及说服城邦中的年轻人和政治家），或者说他有一套更具知识性的说辞，某种意义上，这与近世以来的知识论（而不是哲学）更为接近。比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便如此定义“羞愧”：“发现能力上的某种缺陷而悲伤，此之谓羞愧。”羞愧与整体的秩序和政治无关，而是一种能力，尤其是知识上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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