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酒文化

中国的酒文化历史悠久，然而到了宋代才出现了《北山酒经》，作为第一本制酒的专著。酒所具有的独特文化魅力，已经与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文人骚客的精神寄托。

早在商周时期，酒文化已经相当盛行。汉末政局动荡、儒学式微，文人深感朝不保夕，于是酒与文学紧密结合，并开始在此盛行，魏晋继承了此流风余绪，士人更多借酒浇愁，抒写悲凉的生命之歌。

曹操的《短歌行》中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流年易逝，壮志未酬的感慨。但是这样一位伟人渴求的却是“周公吐辅，天下归心”的壮志，希望圣贤辅佐一统天下。

到了曹丕主持建安文坛时，设宴饮酒就成为团结文人的重要途径。在《与吴质书》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是建安文人日常生活的写照，因此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诗文中都有写酒的篇章。至此，酒与文人及诗歌联系更加紧密。

阮籍生活在曹魏向司马氏一朝过渡时期，因为骨子里“忠魏”的思想，很难接受打着“以孝治天下”而疯狂屠杀异己的司马氏政权，所以他的诗中更多的是逃避当权者的压迫。当司马昭向阮籍提亲时，为了不与司马氏发生正面冲突，于是大醉六十日，让司马昭没有了开口的机会。阮籍的《咏怀诗》“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当然是想发而不敢发的忧闷压抑，于是只有如王忱所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借酒浇愁、借酒避祸成为魏晋酒风大炽的重要原因。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更是嗜酒如命。山涛“饮酒至八斗方醉”、嵇康“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阮籍“遂纵酒昏酣，遗落时事”、阮咸“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阮籍“阮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七贤嗜酒一方面与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有莫大关系；另一方面则是挑战礼教，酒精的麻痹可以“遗落世事”，寻求暂时的心灵的宁静。

汉末以来，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深知时运艰难，人生短暂。阮籍《咏怀诗》中有：“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死之悲哀的主题始终贯穿于士人的心中，并且与酒紧密结合在一起。东晋的陶渊明承续玄学之风，在《形影神》中：“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寻求长生之道的方术，已经在此失去意义，然而酒文化却愈益确立其坚固的地位。

同是饮酒但是意义却不尽相同，境界异趣，尽管魏晋士人都是“肆意酣畅”的，但是此时的文化特质却不同于往代，此期的个人精神觉醒的色彩被强化。而酒作为单纯的物质层面的意义也已经改变，在魏晋时期酒更成为一种挑战封建礼教，及时行乐，躲避灾祸的独特文化价值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