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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昕孺:余光中诗歌缩短两岸心理距离 但局限也明显

 边城0 2017-12-14

前言:据报道,今天午间,诗人余光中在台湾高雄病逝,享年90岁。2001年,我应诗兄江堤邀约,写了一篇《我读余光中》,选入他主编的《余光中:与永恒拔河》一书中。不料,第二年7月,江堤兄遽然病逝,迄今忽忽已近15年。想念诗兄,哀悼诗人,特发旧作。

我读余光中

1985年我上大学之前,几乎不知道分行的文字为何物。进大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往岳麓山下那明亮的教室里一坐,对面是令人敬畏的教授手持发黄的讲义,用不知是塑料普通话还是塑料方言讲着课,每日竟在昏昏欲睡中度过。这时,校园里发生了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几乎所有的文娱晚会都会出现一个诗朗诵的节目。那时诗歌火爆得很,声情并茂的大学生更是不乏其人,来点诗朗诵不足怪;奇怪的是,全国各地的高校,各种晚会上,让人心潮澎湃的竟是同一首诗,一首小小的诗——《乡愁》。它的作者就是余光中先生。

80年代的内陆青年中,有多少是因为余先生的一首《乡愁》爱上文学的呢?恐怕难以统计了,就像70年代,人们都会背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和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

对于新时期的文学来说,上世纪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基本清明,经济略有复苏,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焕发出前面几代人所没有过的生机与活力,视界宽敞了,胸次开阔了,心灵清纯了。这时候,文学的每一道闪光都能把人们的眼睛擦亮。

大陆在“运动”中倾轧了十多年,从来没有如此地渴望宁静;文学的花朵却随之而萎谢,从来没有如此地渴望争妍斗艳;两岸暌离数十年,鸿雁绝,音书杳,从来没有如此地渴望沟通与交流。这时候,从新文学早已走在大陆前头的海峡彼岸,缓缓传来一个宽厚、凝重、极富穿透力的男中音。那声音有着古典的底色,宛如幽静的湖面逸出一枝翠柳;抑扬顿挫则仿佛绵延着的九曲回廊,一波三折;你看那眼神,与庄周、嵇康、李白、苏轼一脉相承,旷达中蕴含深邃的忧郁,智慧里展开无尽的单纯。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随着这声音在海峡的上空久久回荡,中国历史上亲隔友绝的辛酸一幕徐徐降落,两岸三地的亲人,已渐渐在飞速的文化融合中凸现出血浓于水的深情。

余光中的意义就在这里。他的作品是鹊桥,是邮票,是蚌病之珠,是时间之箭,是万渊之月。大一点,从文化意义上看,余光中诗歌里浓郁的抒情意味大大缩短了海峡两岸的心理距离。哦,打了那么久的仗,分隔了那么多年,原来我们说的是同一种母语,唱的是同一首歌!小一点,从文学意义上看,余光中渡海而来的身影让大陆文学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哎,原来我们不仅被世界文学越拉越远,而且连祖宗留下的文学精华也差不多被我们糟蹋殆尽。在与永恒拔河的队伍中,大陆十多亿芸芸众生又有几人站得稳脚跟,而不是“连人带绳都跌过界去”(《与永恒拔河》)?

中国文学的重新崛起真的要感谢那个弹丸小岛上的先行者,像白先勇的小说,余光中、李敖、张晓风的散文,洛夫、余光中、郑愁予、罗门的诗歌等,可以说,他们在同一语种里的探索与实验,为大陆的各种文体革命做了充分的准备。

当然,余光中的局限也是明显的。虽然他以其在诗歌、散文、评论、翻译上的杰出成就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但他并不是一位集大成者。他是优秀的诗人,还算不上大诗人;他是独具风格的散文家,还不是散文大师。他有成熟稳重的智慧,但还称不上哲人;他有无与伦比的才气,对,他的本色就是才子,一名卓越的现代书生,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才子。

他的风格有些像30年代的林语堂,博学而幽默,只是他比林语堂观察更细致,表达更精致,因而也就少了林语堂文字中那一份更堪玩味的旷达。才气与学识并具,却铺张在无节制的日常叙述与风景描写中,一篇文章常常妙喻迭出,令人忍俊不禁,但整篇的理念却清浅单薄,读者好比去了一趟修饰一新的公园,而并没有真正涉足自然的山水风光。如:“我像一棵树,天长地久在这里立了多年,风霜雨露,样样有份,换来果实累累,不胜负荷。而你,偶尔过路的小子,竟然一伸手就来摘果子,活该蟠地的树根绊你一跤!”(《我的四个假想敌》)这样的比喻,其机辩灵范,足可进入“喻林”之类;可所说的事儿,不过让人一笑了之,仿佛下重油炒一盘酸菜,味道可能会不错,营养到底有限。

才情二字,是衡量一个作家的通用标准。余光中于情拘谨自守,于才则纵横驰骋,是名副其实的“德才兼备”。由于是一位大才,因而每写一篇文字,均极尽铺排之能事。有时在阅读中,他的天纵之才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移步生珠,眼花缭乱,你的笔不停地在那些佳句下划着红线,甚至直想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去。然而,当你合上书,你眼前浮现着的全是一段又一段的余氏妙语,却不见他的文章。也就是说,不是文章兼并了句子,而是文章被句子淹没了。钱钟书先生“以紫夺朱”之谓也。幸而,余光中手里握的虽不是一支巨笔,却也是一支巧笔,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少数几位可以挥霍才气而不伤元气的作家,他的文字极富阅读快感,让人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也让人舒服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不一气呵成读完那一段,你是不忍释手的。

余光中先以诗名。他的诗歌的确很有特色,在那里似乎没有古典与现代之分,你读的是新诗,感受的却是古典情怀。余光中的诗吸取了唐诗宋词的全部神韵,在现代生活与当世情怀的冶炼中,更是翻出了别一番风味。看上去剑走偏锋,实则直指命门,要说的东西,七弯八拐,九曲回肠,但总能说得那么妥帖自在,说得那么赏心悦目。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寻李白》)这是余氏诗歌标本式的句子,像是从词演化过来,其实是余光中自出机杼,句子的枝头摇曳着灵气与才华。

“一颗星悬在科学馆的飞檐/耳坠子一般地悬着/瑞士表说都七点了。忽然你走来/步雨后的红莲,翩翩,你走来/像一首小令/从一则爱情典故里你走来”(《等你,在雨中》)

可以说,余光中是那种天生的诗人,他不再需要为写诗准备什么,他是锦心绣口,书生肚肠,咳唾都成华章。与散文相比,他的诗歌更有历史感,更表现出他对文学的自信,因而也更有价值。许多初出茅庐的校园诗人,曾经都以模仿余光中的风格作为自己的“敲门砖”,我早期的诗作中就有一些余诗的不可磨灭的痕迹。

不过,他的诗歌作品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明年的情人节,下不下雨,明年?/谁知道呢?谁知道/去年的情人节有没有下雨?/谁记得当时谁哭得最潮湿?/下一次情人节,谁是你情人?”(《诀》)不仅拖沓,而且浅薄,不断地反复,却把诗的节奏打得稀乱。一本诗集中如果有几首这样的作品,那要当一个大诗人,便为时尚早。

余光中可以无愧的是,他拥有一个诗意的人生。他的才气和余秋雨的才气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他对自己身上的才气没有太多或太高的认识,他自然、质朴、率真、快乐地活着,读着,写着。他虽然追求永恒,但他从不直接跟永恒套近乎,他不想在永恒面前做自我介绍,他希望有一天永恒会叩开中国文学史的大门,怯怯地问道:“请问,余光中是谁?”

而余秋雨则对自己身上的才气有着足够的认识,他生怕单凭这一点才气还不能叩开永恒之门。于是,他采取了强行推门而入的办法,对着空洞洞的里面大声喊道:“永恒在吗?我是余秋雨!”他不断地在电视上亮相,到处发表演讲,总是处在新闻和热点的中心……他企图在热闹中引起永恒的注意,而永恒听到了他的声音,却掩住了自己的耳朵。

挪用一个余光中的比喻来比喻余光中和他的文学——像一首唐人小令。一首精致、优美、玲珑圆转、无懈可击、不胜低徊的唐人小令,它没有乐府那样朴素,没有李杜那样深湛,也没有苏辛那样豪迈,但他是自己的。在文学的星空中,它稳稳地,有自己的位置。那些亮丽的文字中所包含的独特体验和精彩表述都只拥有一个名字:余光中。

【作者简介】

吴昕孺,湖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书评委员会理事、湖南教育报刊集团编审。出版有诗集《穿着雨衣的拐角》,长诗《原野》,散文集《声音的花朵》,随笔集《心的深处有个宇宙》《文坛边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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