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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士将恶由浅至深分为四个层次：人性之恶，制度之恶，文化之恶，信仰之恶。这个区分颇为独到。
其实信仰与也属于文化，制度则背靠文化，即制度背后必有相应的文化支持。这里说的文化，包括各种学派宗派各种思想、主义、学术、意识形态等。
文化问题首先需要文化解决。高优正善的文化，是对治和去除包括信仰之恶、制度之恶、人性之恶在内的所有人类之恶的最高端武器。尤其是政治恐怖主义和宗教恐怖主义这人世间两大恶的背后，都有相应的文化作祟。文化去恶，是最根本的去除和解决。
文化有高优正善和低劣邪恶之别。高是高级，优是优秀，正是正确、正义，善是善良、完善。弘扬高优正善的文化以遏恶扬善，是文化人的第一责任和天赋使命。遏恶与扬善相辅相成，辟邪遏恶就是最好的扬善。如果说政治家的职责是通过义刑义战惩罚罪恶，文化人的的职责就是通过义理批判清算邪恶。
历代圣贤君子，无不以批判邪恶为己任。“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就是因为孔子在《春秋经》中明辨是非善恶、严批邪说恶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意谓《春秋》一书，上以宣明三王之大道，下以辨察人事的纪律，分别嫌疑，明晰是非，判定犹豫，表彰善人，痛斥恶人，尊敬贤人，贱视不肖，存留已亡之国，继续已绝之世，敝者补之，废者起之，这些都是实施王道的重大事项。
不良的、错误的、邪恶的文化，统称邪说。很多恶制恶法、恶行罪行包括政治和宗教恐怖主义的背后，都有邪说的支持。故邪说的泛滥往往会造成巨大的人道灾难。邪说堪称人世间最大的灾难源。
孟子指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在这里指出了邪说泛滥之后果的可怕，以距杨墨、放淫辞、辟邪说为己任。在《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也提及詖辞、淫辞、邪辞、遁辞等四种言论的深度危害：生发为思想，就会影响政治；落实于政治，就会危害到政事。即使圣人重生，也无法否定这个判断。
孟子充分认识和高度评价自己辟邪说的重要意义，在《孟子·滕文公下》中，将自己距杨墨、辟邪说的努力与大禹治水、周公兼并夷狄驱赶猛兽和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他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后来韩愈称赞孟子“功不在禹下”，其实是孟子的自我赞肯。
对于杨墨的错误和流弊，宋儒有过中肯的评判。《近思录》记载伊川先生语：
“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差必至于是也。”
二程认为圣学无偏。若过或不及，就会出问题，甚至流为异端。杨墨也并非全然无父无君，但其流弊就会无父无君。
其实，杨墨虽非正学，有违中道，流弊深重，但本身不无可取之处。墨家“摩顶至踵以利天下”，利他主义非常真诚；杨朱派“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后面是“杀一人而得天下不为也”，利己而不损人，利己主义很有底线。而今世易时移，比杨墨之道错误得多、邪恶得多的邪道恶道不少，我们这个时代的儒者，比孟子的责任大得多，沉重得多。
注意，中国古代诸子、西方现代百家中，高优正善者不少。但高优正善之最，非儒家文化莫属。因为儒家的世界观、生命观、人性观、价值观和政治观最为正确，大中至正。也只有儒眼，才能对古往今来各种文化体系的错误和不足洞若观火。 理由和证据何在，请听下回分解。2017-11-26余东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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