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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存支遁集属明人据《高僧传》等辑出支遁诗文的重编本，明嘉靖间杨氏七桧山房抄本和皇甫涍刻本是存世较早的两种版本。两本在篇目、卷第和正文文字等均存在差异，遂形成支遁集的两种版本系统。冯氏抄本和刘喜海味经书屋抄本总体而言不具备杨氏抄本之外的版本校勘及文献价值。明末吴家騆刻本据刻自皇甫涍本，又经校订而存在底本不误而误订之例，不宜作为底本使用。校勘整理支遁集，应以皇甫涍本为底本，以杨氏七桧山房抄本为参校本，似不必考虑现存支遁集的其它版本。 关键词：支遁集；成书；版本系统 （《神骏图》中的支遁） 支遁集是传世僧人集中最早的诗文集，也是六朝时期僧人集的仅存之集。清吴仰贤跋明末吴家騆刻本《支道林集》云：“晋代沙门多墨名而儒行，若支遁尤矫然不群，宜其以词翰著也。”《高僧传》即明确称编有支遁集，除支遁外，南朝宋僧人如慧远、慧琳、释昙谛和释慧净等的诗文均编有集子（参见《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是当时僧人操笔文翰而文士化的表现。支遁集大抵散佚于唐末，今存者乃明人重编本，主要有明嘉靖间杨氏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和皇甫涍刻《支道林集》两种版本。两者均据《高僧传》等典籍辑出支遁诗文而重编成书，由于校订方式的不同而存在诸如卷第、篇目和正文文字等方面的差异。上述差异又为此后的支遁集抄本或刻本基本遵循，遂形成两种判然有别的版本系统，两本也分别成为各自系统的祖本。因此支遁集的整理应以上述两本为底本或校本，而张富春先生《支遁集校注》选择《邵武徐氏丛书初刻》本《支遁集》为底本，也未参校此两本，似不宜。兹将存世支遁集的重要版本略加梳理，目的是确定支遁集各本的源流和文本地位，从而为整理支遁集在选择版本上提供依据。 一、支遁集的成书 支遁集至迟南朝梁时即已编定，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四《晋剡沃洲山支遁》称：“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1]164此为支遁诗文结集的最早记载。又《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引《支道林集·妙观章》，《隋志》小注称支遁集“梁十三卷”，则注所据者当属此十三卷本，而非《高僧传》所载的十卷本，知梁时有两种卷第的集本流传。《文学篇》又注引支遁《逍遥论》，不言出自《支道林集》，似非十三卷本集中所收（或载于十卷本集中），推知梁时传本支遁集不惟卷第不同，收文亦间有出入。 支遁诗文见载于《高僧传》、《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等典籍中，如《弘明集》所收者为《与桓太尉论州符求沙门名籍书》（卷十二）。《高僧传》所收者为《法护像赞》（卷一），以及《座右铭》、《还东山上书》、《与高骊道人论竺法深书》、《于法兰像赞》和《于道邃像赞》（上述诸篇均在卷四），此外《释藏迹》卷八载《大小品对比要钞序》，以上诸篇应本自十卷本支遁集。《广弘明集》载《释迦文佛像赞》、《阿弥陀佛像赞》、《文殊师利赞》、《弥勒赞》、《维摩诘赞》、《善思菩萨赞》、《法作菩萨不二入菩萨赞》、《閈首菩萨赞》、《不眴菩萨赞》、《善宿菩萨赞》、《善多菩萨赞》、《首立菩萨赞》、《月光童子赞》（上述诸篇皆在卷十五），卷三十载《四月八日赞佛诗四首》、《咏八日诗三首》、《五月长斋诗》》、《八关斋诗三首》、《咏怀诗五首》、《述怀诗二首》、《咏大德诗、《咏禅思道人》和《咏利城山居》，当亦本自十卷本。考虑到支遁在佛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推测十卷本或类比释藏，主要在僧众中流传；而十三卷本属秘阁整理本，以世俗本的面貌流传。按《高僧传》卷七《宋江陵琵琶寺释僧徹》云：“遍学众经，尤精《波若》。又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1]277卷八《梁剡法华台释昙斐》云：“制作文辞，亦颇见于世。”[1]342又卷十一《宋京师庄严寺释僧璩》云：“总锐众经，尤时《十诵》，兼善史籍，颇制文藻。”[1]430东晋南朝僧人除精研佛经外，尚熟稔诗赋诸体文章创作，具有明显的文人化、世俗化倾向。推断十三卷本支遁集溢出之三卷，大抵主要载其无过多关涉佛理的诗咏文辞等篇什，如《文选》孙绰《天台山赋》李善注引支遁《天台山铭序》等。 《隋志》著录晋沙门《支遁集》八卷，至两《唐志》均著录为十卷（《新唐志》乃照抄《旧唐志》，不宜作为北宋时尚有十卷本支遁集之证），吴士鑑先生称：“《高僧传》四遁有文翰集十卷，盖为《唐志》之所本。”[2]宋代以来史志未见著录，而宋高似孙《剡录》卷五著录《支遁集》八卷，疑抄自《隋志》，并不意味着宋代实有其书。推测支遁集唐末散佚，徐榦跋《邵武徐氏丛书初刻》本《支遁集》称“久佚弗传”，傅以礼称“散佚由来久矣”（《华延年室题跋》卷中《支道林集》）。又或称：“诗文佚于唐宋之间”[3]158，“惜其集赵宋时已亡”[4]。今传支遁集乃明人辑自《高僧传》等的重编本，不存在据宋元本重编或重刻的问题，恰如孙星衍所称“是后人掇拾之本”[5]。现存支遁集最早的版本是明嘉靖十四年（1535）杨氏（即杨仪）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二卷（以下简称“杨氏抄本”），该本无序跋交待据何本而抄。沈津先生称此本“或是后人缀集丛残而成”[3]158，杨氏抄本确属明人重编本。即据《高僧传》、《弘明集》和《广弘明集》辑出支遁诗文重加编次而成，主要表现在下述两方面： 第一，杨氏抄本中的支遁诗辑自《广弘明集》。据杨氏抄本目录，收诗十八首，篇目为《咏怀诗五首》、《述怀诗二首》、《土山会集诗三首》、《咏利城山居》、《咏禅思道人》、《四月八日赞佛诗》、《咏八日诗三首》、《五月长斋诗》、《咏大德诗》。即辑自《广弘明集》，以该书明万历刻本为据（万历本虽晚于嘉靖间杨氏抄本，但作为《广弘明集》文献本身而言篇次和篇题应基本属原本之貌）略作说明。《广弘明集》所载支遁诗的次序是《四月八日赞佛诗四首》、《咏八日诗三首》、《五月长斋诗》、《八关斋诗三首》、《咏怀诗五首》、《述怀诗二首》、《咏大德诗》、《咏禅思道人》和《咏利城山居》。杨氏抄本的次序有调整，且诗题略有改动，即《四月八日赞佛诗四首》去掉“四首”两字。按《咏八日诗三首》即含在此四首诗中，而《咏八日诗三首》既已单独作为篇题，不宜再称“四首”。又将《八关斋诗三首》改题为《土山会集诗三首》。再者支遁诗重编时也经过校订，故与《广弘明集》相校存在异文（同时校以皇甫涍刻本），如： 《八关斋诗三首》其三“从容遐想逸”，杨本“想”作“相”，涍本同《广弘明集》。 《咏怀诗五首》其一“中路高韵益”，杨本“益”作“溢”，涍本同。 《咏怀诗五首》其一“寥亮心神莹”，杨本“莹”作“塋”，涍本同《广弘明集》。 《咏怀诗五首》其二“眇罔玄思劬”，杨本“玄”作“忘”，涍本同《广弘明集》。 《咏怀诗五首》其二“萧萧柱下迥”，杨本“迥”作“廽”，涍本同《广弘明集》。 《咏怀诗五首》其二“几忘映清渠”，杨本“几”作“机”，涍本同《广弘明集》。 《咏怀诗五首》其三“髣髴岩堦仰”，杨本“堦”作“階”，涍本同《广弘明集》。 《咏怀诗五首》其三“缥瞥邻大象”，杨本“大”作“人”，涍本同。 《咏怀诗二首》其一“惚怳迥灵翰”，杨本“迥”作“廽”，涍本同。 《咏怀诗二首》其一“息肩棲南嵎”，杨本“息”作“自”，涍本同《广弘明集》。 《咏怀诗二首》其二“穷理增灵薪”，杨本“薪”作“新”，涍本同《广弘明集》。 《咏利城山居》“捲华藏纷雾”，杨本“华”作“笔”，涍本同《广弘明集》。 《咏利城山居》“长啸归林岭”，杨本“岭”作“领”，涍本同《广弘明集》。 第二，支遁文辑自《高僧传》、《弘明集》和《广弘明集》。杨氏抄本收文五篇，即《上皇帝书》、《座右铭》、《释迦文佛像赞》、《阿弥陀佛像赞》和《诸菩萨赞十一首》。其中《上皇帝书》、《座右铭》均辑自《高僧传》卷四，以该书永乐北臧本为据，云：“遁淹留京师涉将三载，乃还东山，上书告辞曰（云云）。”编者辑出拟题为“上皇帝书”。又云：“僧众百余，常随禀学，时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铭曰（云云）。”编者辑出，照题“座右铭”。《释迦文佛像赞》和《阿弥陀佛像赞》均辑自《广弘明集》卷十五，编者所题同《广弘明集》。《诸菩萨赞十一首》亦辑自《广弘明集》同卷，所异者编者将十一首赞文系于“诸菩萨赞十一首”之称的总题名。但编者所辑不全，遗漏《高僧传》中如《法护像赞》、《与高骊道人论竺法深书》，以及《弘明集》中《与桓太尉论州符求沙门名籍书》等。故该本辑录尚未赅备，就文献价值而言反不及清人辑刻本（如清光绪间徐榦《邵武徐氏丛书初刻》本《支遁集》），傅以礼即称：“集中诗文全见《弘明集》（笔者注：不完全准确），若《古清凉传》所载《文殊像赞序》即未采及，是仅就一书钞撮成编，曷贵有此辑本乎？”[6] （《支遁集》杨氏抄本） 杨氏抄本之后，有嘉靖十九年（1540）皇甫涍刻本（以下简称“皇甫涍本”），略补杨氏抄本之憾，但也仅增辑《与桓太尉论州符求沙门名籍书》一篇（“桓太尉”改为“桓玄”）。另外支遁诗篇目顺序同《广弘明集》，但篇题有差异，如依据《广弘明集》作“四月八日赞佛诗四首”，而将《咏八日诗三首》合于此诗中，以“其一”至“其四”相别，不再另题“咏八日诗三首”。又将“咏利城山居”改题为“咏山居”。按皇甫涍《支道林集序》云：“庚子（1540）之秋，予既淹迹魏墟，旋迈江渚，徜徉西山，乃眷考卜，颇悦幽人之辞而玩焉。往岁或觏支篇，时复兴咏，自得于怀，并拾遗文附为一集，刊示同好。”涍所见“支篇”属何人所编不详，所谓“并拾遗文”也不过增辑一篇而已。以支遁诗为例，涍辑录时亦作校订（校以《广弘明集》和杨氏抄本），如： 《八关斋诗三首》其一“三界赞清休”，涍本“休”作“攸”，杨本同《广弘明集》。 《咏怀诗五首》其三“神疎含润长”，涍本“疎”作“蔬”，杨本作“踈”。 《咏怀诗五首》其三“缥瞥邻大象”，涍本“大”作“人”，杨本同。 《咏怀诗五首》其四“惔怕为无德”，小注称“惔怕”两字“一作澹泊”，涍本作“憺怕”， 杨本同《广弘明集》。 《述怀诗二首》其一“萧萧猗明翩”，小注称“猗”字“一作椅”，涍本作“椅”，杨本同《广弘明集》。 《咏利城山居》“动求目方智”，涍本“目”作“自”，杨本同《广弘明集》。 《咏利城山居》“玉洁其岩下”，涍本“其”作“箕”，杨本同《广弘明集》。 推断杨氏抄本和皇甫涍本中的支遁诗，虽均辑自《广弘明集》，但在校订文字的取舍上存在差异。即杨氏抄本采用底本文字者，涍本反而不取而改订它字，反之亦然（基本上）。皇甫涍本除增辑一篇支遁文外，尚有两处不同于杨氏抄本。即杨氏抄本所题《上皇帝书》，涍本题《还东山上书》，属直接截取自永乐北藏本《高僧传》“乃还东山，上书告辞曰”句。又杨氏抄本中的《诸菩萨赞十一首》，涍本据《广弘明集》逐一照题篇名，无拟题总名。两本的差异如辑录的篇目、篇题不同，以及与所辑底本的文字并不相一致，印证并非援据同一底本的支遁集重编本，该底本是否即黄省曾本也不宜遽然断定。王京州称：“皇甫涍序刊本与七桧山房抄本渊源相同，其中七桧山房抄本与祖本面貌差似，而皇甫涍序刊本则经过了重排与重辑，因此面貌发生了较大改变。”[7]26实则两本篇目基本相同，皇甫涍本倒是更多地保留了所辑底本的面貌，面貌发生改变的是杨氏抄本。 按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二十四《支道林文集序》云：“仆是流观内典，辑萃尚文…则安般四注，漆旨千言，皆可该妙于此集矣。序而藏之，以传好者。”所编似在杨氏抄本和皇甫涍本之前，但难以确定两本乃依据黄本传抄或传刻，现亦未见有黄省曾编本支遁集传世。总之，杨氏抄本和皇甫涍本代表了明人两种不同的支遁集重编本，此后的诸本支遁集均直接或间接源自此两本。 二、支遁集的版本系统 杨氏抄本和皇甫涍本是明清诸本支遁集的两种祖本，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恰如有学者所称：“明抄本与明刻本是以两个不同的版本源流并存的。”[8]杨氏抄本系统包括明末冯氏抄本（以下简称“冯氏抄本”）、清东武刘氏味经书屋抄本（以下简称“刘氏抄本”）和李盛铎木犀轩抄本（以下简称“木犀轩本”）等，皇甫涍本系统主要是据涍本重刻的明末吴家騆本（以下简称“吴家騆本”）。冯氏抄本和刘氏抄本均保留杨氏抄本的篇目，不再作支遁诗文的增辑，就连习见于皇甫涍本和吴家騆本中而未载的《名籍书》也视而不见。同样吴家騆本也置《高僧传》等所漏辑者不顾，悉数照旧保留皇甫涍本篇目，形成判然有别的两种文本谱系。 （一）杨氏抄本系统 1、杨氏抄本 此属两卷本，现藏上海图书馆。其行款版式为十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上镌“嘉靖乙未七桧山房”。卷端题“支遁集卷上”，次行低七格题“东晋沃州山沙门支道林”。卷首有《支遁文集录目》。卷首副叶有莫棠朱笔题跋，云：“此明嘉靖中吴郡杨仪钞本，光绪辛亥（1911）得于苏州，顷又获嘉庆十年（1805）潘奕隽序支硎山僧寒石刊本，盖即从此本转写者。阮氏进本乃据汲古旧抄，篇卷相同。近人有藏叶石君钞本者，亦据此本校过。然则此盖吴下最古最著之钞本也。无意遇之，欣赏曷已！”次傅增湘墨笔题识，云：“丙辰（1916）八月影钞二卷毕，江安傅增湘谨誌。”该本为存世最早版本，以致有学者称是“后世抄本与刻本的祖本”[9]，但非皇甫涍刻本系统的祖本。 杨氏抄本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书眉处贴有浮签，如《咏怀诗五首》其四“孤哉自有邻”句之“有邻”两字，原本作“小字偏写”（借用冯氏抄本中的专称术语）样式，浮签校语称“二字照样移中些”；按冯氏抄本此两字样式同杨氏抄本，皇甫涍本和刘氏抄本均作正字。《述怀诗二首》其二“恢心委形度”句之“恢”字有涂改，在地脚处补抄此字的正确之字，浮签校语称“板框外字移入板中，框外勿再刻”。《土山会集诗三首》其一“蔼若庆云浮”句之“云浮”两字亦作“小字偏写”状，浮签校语称“二字照样移中些”。按冯氏抄本、刘氏抄本均同杨氏抄本，万历本《广弘明集》作“小字双行”，皇甫涍本作正字。《咏利城山居一首》“渎涌荡津”句原本漏抄“四”字，补抄此字在旁侧，浮签校语称“此字排入行中”。综合诸条浮签内容，推断杨氏抄本曾作为刊刻支遁集写样的底本，写样更正了杨氏抄本中如“小字偏写”的情况。在刻支遁集的过程中，又据写样和杨氏抄本核校，而在杨氏抄本中留下了上述浮签。所刻支遁集不详，但从皇甫涍本与杨氏抄本存在的异文及篇目不同（详下文所述）断定并非涍本。 杨氏抄本另一个特色是保留了明人删字的标识特征，《咏利城山居一首》“捲笔华藏纷雾”句，“笔”和“华”两字有一字为衍入，杨氏抄本在“华”字旁有“ 综上，杨氏抄本不仅属现存支遁集最早的版本，还曾作为刊刻支遁集写样的底本，从此角度而言确亦属此后抄本（如冯氏抄本、毛氏汲古阁抄本、叶奕抄本、叶石君抄本、刘喜海抄本等）和刻本的祖本。只不过据杨氏抄本传刻之本，不详其实，亦未见有传本存世。 2、冯氏抄本 此本原系国立北平图书馆旧藏，现藏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版本著录为“明末冯氏抄本”。据所钤“知十印”，知当为冯知十抄本。其行款版式为九行二十字，黑口、左右双边，单白鱼尾，黑格。版心中镌“支遁集”和卷次及叶次。左栏外题“冯氏家藏”四字。卷端题“支遁集卷上”，次行低八格题“东晋沃州山沙门支道林”。卷首有《支遁文集录目》，篇目同杨氏抄本。王重民先生称该本内容“与阮元进呈本同，阮氏据汲古阁本过录，而冯、毛有姻娅之联，则两本或同出一源也”[10]，或称该本“当从七桧山房抄本而来”[7]26。按韦力先生《批校本》著录的冯氏抄本《支遁集》，有清顺治四年（1647）冯武跋，云：“太岁丁亥臈月望夜取校汲古阁本，与此本同。”[11]印证所谓的“源”当即杨氏七桧山房抄本。兹以冯氏抄本校以支遁集各本，如： 《述怀诗二首》其一“自肩棲南嵎”，涍本“自”作“息”，杨本、刘本均同冯抄本。 《述怀诗二首》其一“萧萧猗明翩”，涍本“猗”作“椅”，杨本、刘本均同冯抄本。 《述怀诗二首》其二“穷理增灵新”，涍本“新”作“薪”，杨本、刘本均同冯抄本。 《土山会集诗三首》其一“三界赞清休”，涍本“休”作“攸”，杨本、刘本均同冯抄本。 《土山会集诗三首》其三“从容遐相逸”，涍本“相”作“想”，杨本、刘本均同冯抄本。 《咏利城山居一首》“动求目方智”，涍本“目”作“自”，杨本、刘本均同冯抄本。 《咏利城山居一首》“峻无单豹代”，涍本“代”作“伐”，杨本、刘本均同冯抄本。 《咏利城山居一首》“长啸归林领”，涍本“领”作“岭”，杨本、刘本均同冯抄本。 推断冯氏抄本确属抄自杨氏七桧山房抄本，而刘喜海味经书屋抄本则属此杨氏抄本系统。冯氏抄本也有校订，如《咏怀诗五首》其二“反鉴归澄漠”句之“反”字，冯本改作“及”；《土山会集诗三首》其三“解带长陵岥”句之“岥”字，杨本有涂改，可辨右半部为“皮”，断定为“岥”，冯本改作“岐”；《咏利城山居一首》“讬好有常因”句之“讬”字，冯本改作“记”；又同诗“捲笔藏纷雾”句之“笔”字，冯本作“华”；“振褐拂埃尘”句之“振”字，冯本改作“震”等。冯本也有漏抄，如《咏怀诗五首》其三“晞阳熙春圃，悠缅叹时往。感物思所讬，萧条逸韵上”，冯本“韵上”诸字未抄。冯本校语称“韵上应空八字”（实际是十八字），不详其故。刘氏抄本亦未抄，印证据冯氏抄本而抄。冯氏抄本还存在误抄之处，如《咏怀诗五首》其二“萧萧柱下廻”，“柱”误作“桂”。总体而言，冯氏抄本只是七桧山房抄本的再抄本，并无太多版本及文献价值可言，校勘整理支遁集似不必参校该本。 3、刘氏抄本 此本现藏国家图书馆（编目书号10177），行款版式为十一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边，单绿鱼尾，绿格。卷首有《支遁集录目》，篇目同杨氏和冯氏抄本，但在正文中漏抄《咏八日诗三首》。或称该抄本“盖从冯氏家藏本转抄”[7]28，据其与冯抄本均漏抄《咏怀诗五首其三》“韵上”诸字推断确据冯氏抄本而抄。但也略有异处，如《咏利城山居一首》“捲华藏纷雾”，刘本“华”作“笔”，同杨氏抄本；《四月八日赞佛诗》“恬伯五所营”，刘本“伯”作“泊”等。该抄本的版本及文献价值基本等同于冯氏抄本，不必作为参校本使用。 4、木犀轩本 此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书号LSB/3241），《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著录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木犀轩传录明崇祯三年（1630）抄本”，云：“末录谢安《与支遁书》，后题‘崇祯庚午三月一字主人记’，盖从明抄传录。”[12]“一字主人”暂未考出谁氏，限于条件笔者亦未能经眼此帙抄本，疑此崇祯抄本同样出自七桧山房抄本。 （二）皇甫涍本系统 1、皇甫涍本 此本属一卷本，现藏国家图书馆（编目书号4249），其行款版式为九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中镌“道林集”和叶次。卷端题“支道林集”。卷首有皇甫涍《支道林集序》，云：“庚子（1540）之秋，予既淹迹魏墟……往岁获觏支篇，时复兴咏，自得于怀，并拾遗文附为一集，刊示同好。”次《支道林集目》，目录为诗凡八篇十八首，即《四月八日赞佛诗四首》、《五月长斋诗》、《八关斋诗三首》、《咏怀诗五首》、《述怀诗二首》、《咏大德诗》、《咏禅思道人》和《咏山居》，杂文十六篇，较杨氏抄本增《与桓玄论州符求沙门名籍书》一篇。根据冯氏抄本与皇甫涍本、杨氏抄本的比勘，涍本属支遁集的另一版本系统，篇目、正文文字和卷第均存在差异。准确而言，皇甫涍本与杨氏抄本辑自相同典籍重编支遁集，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校订方式而形成的两种文本谱系。 2、吴家騆本 此本现藏国家图书馆（编目书号11368），行款版式为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版心上鎸“支道林集”，下镌叶次和写工名。卷端题“支道林集”，次行、第三行均低十格分别题“长洲皇甫涍子安编”、“吴江史玄弱翁校”。卷首有皇甫涍《支道林集序》，序末墨笔抄录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支遁”条，次清人吴仰贤（牧驺）墨笔题跋、墨笔抄录梁会稽嘉兴寺沙门慧皎撰《晋高僧剡沃洲支道林传》，次《支道林集目》。附《外集》一卷，明史玄辑，首有《支道林外集小序》，云：“集故有八卷，子安所拾才十有三四。余更以道人雋语佳事，并而列之，附为别集。”次《支道林外集目》。《外集》末有吴家騆《读支道林外集后》，云：“支公集始于子安，《外集》则余友弱翁编辑，余请刊布以鼓风流也。”该本支遁诗文乃以皇甫涍本为底本而重刻，但也作了部分文字的校订，如： 《咏怀诗五首》其一“寥亮心神塋”，涍本“塋”作“瑩”。 《咏怀诗五首》其二“萧萧柱”，涍本“廻”作“迥”。 《咏怀诗五首》其四“石室庇微身”，涍本“室”作“宇”。 《座右铭》“空同五音”，涍本“音”作“阴”。 《释迦文佛像赞》“紵轸储宫”，涍本“紵”作“纡”。 《释迦文佛像赞》“资穷岩之襹褐”，涍本“资”作“贸”。 《释迦文佛像赞》“量褒太清”，涍本“褒”作“裒”。 《阿弥陀佛像赞》“恬智交湣”，涍本“湣”作“泯”。 《阿弥陀佛像赞》“缅路攸廻”，涍本“攸”作“悠”。 有的校订是错误的，如“五阴”作“五音”，“五阴”是五蕴的旧译（详参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又如改“贸”为“资”，按《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云：“太子自念：我已弃家，在此山泽，不宜如凡人，被服宝衣，有欲态也。乃脱身宝裘，与猎者贸鹿皮衣。”《像赞》即化用此典实，故作“贸”字为是。此外该本中还存在脱字（作墨钉），如《释迦文佛像赞》“美既青而□蓝”，涍本作“青”；《阿弥陀佛像赞》“学文噏□而贵言”，涍本作“兮”等。总之，吴家騆本不宜作为校勘整理支遁集的底本，建议还是以皇甫涍本为底本，以杨氏七桧山房抄本为校本，而现存支遁集的其它版本似不必考虑。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梳理，初步得出下述五条结论：（一）现存支遁集为明人根据《高僧传》等辑出支遁诗文的重编本，存在辑录不全的问题。（二）支遁集存世较早的两种版本是明嘉靖间杨氏七桧山房抄本和皇甫涍刻本，两者均属辑自相同典籍的重编本。但由于重编过程中校订方式的不同而使得两本在篇目、卷第和正文文字等产生差异，遂形成支遁集的两种版本系统。（三）明末冯氏抄本《支遁集》据杨氏抄本而抄，存在校订改字之处。清刘喜海味经书屋抄本又基本抄自冯氏抄本，两本总体而言不具备杨氏抄本之外的版本校勘及文献价值。（四）明末吴家騆刻本《支道林集》乃以皇甫涍本为底本而重刻，又经校订，存在底本不误而误订之例。（五）校勘整理支遁集，应以皇甫涍本为底本，以杨氏七桧山房抄本为参校本，辑录篇目可参考支遁集的其它版本。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上海图书馆沈从文学兄的指教，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1]释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2]吴士鑑.补晋书经籍志[M].二十五史补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55: 3893. [3]沈津.书城挹翠录[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4]张富春.支遁集校注·凡例[M].成都：巴蜀书社，2014:47. [5]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书籍[M].焦桂美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44. [6]傅以礼.华延年室题跋[M].主父志波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87. [7]王京州.支遁集版本叙录[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3). [8]袁子微.支遁集六种版本考述[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86. [9]陈先行.打开金匮石室之门：古籍善本[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222. [10]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93. [11]韦力.批校本[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13. [12]张玉范整理.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253.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2017年第8期封面） 作者简介：刘明，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组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古籍版本目录校勘学和汉魏六朝集部文献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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