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得法，就如雾里看花，不知所云，或者如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古代名人读书方法值得借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与思结合，才能相得益彰，这是孔子的经验之谈。清哲学家焦循晚年总结读书经验时说：“学贵善思，吾生平最得力于‘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焦循的读书公式是：读书——寻疑——深思——再读——再思——求解。
诸葛亮读书与当时大多数人不一样，不是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可谓最得会心。《魏略》载：“诸葛亮在荆州，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观其大略即提纲挈领地领会精神实质和要点，不纠缠在细枝末节和文辞风格，跳出书本，带着思考把握书中的精义。后来分析天下大势也跟他看书的态度相类，仅概其大略，这与陈平分割天下如宰肉一样的气势恢宏。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曰：“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读书追求会意，不死抠个别字句，不被书中某些琐碎的、枝节的材料所左右，而是有目的、有辨别、有分析地读书。
韩愈读书注重“提要钩玄”，其《进学解》中有两句话概括了他的读书法：“记事者为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所谓提要钩玄，就是抓要点，明主旨，以便直探本源，提取精粹的内容。对书中的浓郁之处和精华部分，必须反复涵咏，不断温习，才能把文章的妙义要道化为己有。
苏轼读书提倡一意求之，他在《又答王庠书》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勿生余念。”这种读书法最大特点是“求一”，即阅读经典著作，每读一遍不可毫无指向的、模糊的随意读，应有特定目的，每读一遍只围绕一个中心，侧重一项内容，抓住一条线索，解决一个问题。这样的读书做学问，好像打仗一样，把敌人化整为零，各个击破，为了避免精力分散，在阅读中凡与“求一”、“主攻”对象无关的，一概不加涉及。
三国时期魏国著名儒宗董遇提倡利用“三余”时间读书，有人问“三余”的意思，董遇说：冬天是一年的空余时间，夜晚是一天中的多余时间，下雨的日子随时有余。”谢绛一次对欧阳修说：和宋公垂同住在史院的时候，他每次如厕一定带上书，读书之声，清脆响亮，远近都能听见，好学竟到了如此地步。”欧阳修说：我平生所做的文章，多半在‘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好好构思罢了。”三余”和“三上”都是珍惜光阴、见缝插针、忙里偷闲的读书方法，从而达到一种日积月累的效果。
南宋理学家朱熹读书有“三到法”：口到、眼到、心到，其中心到最为关键。他说：读书之法无他，惟是笃志虚心，反复详玩，为有功耳。”朱熹又提出读书必须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纵观朱熹的读书主张，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专心致志，循序渐进，持之以恒。
南宋陈善读书提倡“入书出书”，他在《扪虱新话》说：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所以入，终当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唯知出入，得尽读书之法也。”意思是说，读书要知入知出。入，就是要读进书中去，读懂吃透，掌握书中的内容实质；出，就是要从书中跳出来，能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开始读书时要求入，读书的最终目的是要求出。如果读书不能读进去，那就不可能理解“古人用心处”，不能体会书中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明的文学技巧；倘若读书不能跳出来，那就要“死在言下”了，思想被书本束缚住，成了书奴、书呆子。只有懂得入又懂得出，这才是读书的好方法。陈善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总结出来的出入读书法，实际上是告诉人们要活读书，而不能死读书。既要读书认真钻研，消化吸收书中营养，又要将书本知识为我所用。
明代张溥提倡“七焚”读书法。他的读书法分为三步：第一步，每读一篇新文章，都工工整整地将它抄在纸上，一边抄一边在心里默读。第二步，抄完后高声朗读一遍。第三步，朗读后将抄写的文章立即投进火炉里烧掉。烧完之后，再重新抄写，再朗读，再烧掉。这样反复地进行七八次，一篇文章要读十几遍，直至彻底理解、背熟为止。张溥借此苦读成名，给自己书斋取名为“七焚斋”，也叫“七录斋”。
读书是一件苦差事，如果做到用心，并掌握一定的方法，也能成为一件快乐的事。古人的读书方法，尽管历经岁月的变幻，但他们那种认真刻苦、勇于钻研、持之以恒的精神，对于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着启迪与教育意义。
来源: 南阳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