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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故宫博物院 「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与包装艺术」 特展是以清高宗（在位时间：1735-1795）的文物收藏和与之相关的包装艺术作为展览主轴，透过器物、书画及图书文献等各类精美选件，呈现乾隆皇帝鉴赏文物、经手把玩，不仅为之量身订制匣盒，妥适储藏；同时也从中衍生出别具时代风格特色的新品。 种种作为彷佛可以和现代人 开创新品、建立品牌 的概念相呼应，进而得以从乾隆品牌酝酿成形的视角，重新思索十八世纪出产的新样式和皇家旧藏文物之关联，以及通过各式令人赞叹惊奇的收纳方式，了解古代的包装艺术和蕴含其中的美学创意。 乾隆皇帝拥有各式各样的宝物，有些继承自前朝，有些是外国使节引进的舶来品，也有一些来自地方大臣进贡的特产，满室收藏堪称琳琅满目，无所不包。 特别因为他天性喜爱文物，日理万机之余，常常一边鉴赏、考证，一边整理、收纳；于是从中产生许多大小不同的「百什件」。 「百什件」又称「百事件」，是清朝康熙皇帝（在位时间：1662-1722）以来对文物组合的一种说法。 展出的这盒「百什件」，共收纳44件珍玩。透过古代玉器、当朝书画和东洋漆器、西洋名表，呈现出皇帝藏宝箱中文物的来源，以及 跨越古今、横贯东西 的特色。 由于嘉庆皇帝（在位时间：1796-1820）的御笔手书也收录其中，又反映出清朝皇室重视文物的收纳、组合，并加以传承的特殊现象。 乾隆皇帝坐拥满室收藏，有机会研读古籍，也能够充裕地鉴识古物、观览古书画，从中无论想要厘清文物生产制作的脉络，将之列入皇家礼仪规范，或纯粹赋诗题咏表达个人观感，透过个别诠释或公开阐扬的作为，无不让文物凭添许多收藏标记。 这批经手处理的古董，流露出一位帝王对「古代」的关注，以及意图通过和古人的对话与古代产生连结，甚至重新建构出前后呼应的历史轨迹。 乾隆皇帝格外珍视这件玉璧，做了两首 御制诗 吟咏此璧。从诗中可知他格外注意鉴赏质地、色泽及形式，并重视对时代的推断，一反众人的汉代说，认为此器古穆，应为虞夏时代的器物。通过拥有这样的远古礼器，可与心驰神往的上古时代交会。
我们看到他特别在意文物表象的肌理特征和款识内涵，不仅将之列为生产时间的判断依据，同时也据以考证相关的历史典故。 这是西汉时期的黑陶 茧形壶 。作品腹部两面刻乾隆御制诗，其中一首诉说皇帝的鉴赏观，另一首则记录首件茧形壶出土于十三世纪，当做花器使用的情形。
亦如同多篇御笔序文所言，崇儒重道讲求诗德教化，振兴礼乐以导民向善，是乾隆皇帝品评古董，以史为鉴的目的。 《珍陶粹美》 册及画中瓷器组合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是一组微型收藏。
这件题为“宋汝窑蟠龙洗”的器物，用现在的眼光看，实为南宋官窑蟠龙纹洗。当时的文物鉴赏水平与现在相比相差较多，而并非是乾隆皇帝本人眼光的原因。
图册不仅记录了每一件瓷器的尺寸和造型特征，也表达出乾隆皇帝的陶瓷鉴赏观。
相对于乾隆皇帝喜爱于其珍爱的古代玉器及瓷器上刻写御制诗文及玺印图形，铜器因质地坚硬，较难于其上刻写文字。
此件春秋时期的环钮钟，为春秋 邾国 之器。邾国位于今天的山东省枣庄市附近。乾隆皇帝为之配做亭式木架。
乾隆皇帝将其对铜器的观点及看法刻写于木座上。如此钟架上所示，架上诗堂有乾隆御题诗文，架栏上有八位大臣与乾隆皇帝 文会题咏 此钟的诗句。
乾隆二十四年（1759），江西出土一套编钟，共计11件，名为 者減钟 ，此为其中之一。时值乾隆皇帝平定回部，因而被视为 祥瑞征兆 ，故乾隆皇帝建筑 韵古堂 存放。
《吉范流辉》 铜器匣收集历代小件铜器十件，并配有铜器画谱，集成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
当时，认为这些铜器属于周、汉、唐等时代。现在看来，多数应该制作于宋代至明代。
清乾隆间写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其中有关于瓷器残缺修补和定窑瓷器的论述。
乾隆皇帝非常爱护他收藏的宝物，纵乾隆一朝不时要求工匠为文物制作各式各样的包装匣盒，甚至一再重新检视、加以调整，让皇家典藏与盛装古物的盒子相互辉映，形塑出美不胜收的 包装艺术与文化。
举凡书画类作品的装裱形式与用料，或搭配成套的别子、锦袱与木匣。
紫檀云龙木匣。
包首为 缂丝明黄地五彩如意云江崖海水天鹿锦 。
配玉轴，并刻有品名的玉别子。
经典和书籍类作品的装帧，或源于携带方便而新创的 宫廷袖珍版巾箱本。
象征玉骨冰魂的 冰梅纹 自明末清初以来已成为流行的纹样，普遍出现于各类型工艺制品。至乾隆朝，透过《活计档》记事，也得知乾隆三年（1738）、九年（1744）皇帝连续降旨在白纸横批上画冰裂纹，同时乾隆朝制作的铜胎画珐琅器亦见以冰梅纹为饰者。凡此皆说明冰梅纹仍然是乾隆朝认可的官样纹饰，以此脉络看的 巾箱本《御制诗初集》 ，而可理解皇帝选用带冰梅纹绫布做为裱布的缘由。
青花梅花蝠耳瓶间绘白梅两株，花朵或含苞或绽放相间布满枝头。足壁及底施白釉，着地处露胎，底画双青圈。
乾隆御书 “好累” 依照玉器、铜器形制挖槽安置，或模仿书册、画卷和古琴样式，乃至于改造东洋漆器成为精美可爱的储物小盒等，各种细节与裱布精致典雅的纹样，呈现出乾隆皇帝鉴赏收藏，源由一份爱不释手，一看再看的情结，于是衍生出各种兼具观赏、陈设与收贮功能的包装形式。
乾隆皇帝为所藏铜镜包括《西清古鉴》及《宁寿鉴古》配册页匣，这是四十七年所做的《西清续鉴·乙编》可看到书画搭配的铜镜册页。
《玉英辉映》玉器匣由 董邦达 不同主题之通景式绘画装饰于内，凹槽可见原贮玉器的形状，形成玉器匣内别有洞天的书画世界。
此件高古玉钺置于一件书本式样的匣内，安卧于量身挖制的槽内，另一侧有乾隆皇帝按照倪瓒“云林法”御笔绘制的墨竹。
乾清宫 会根据藏品等第，配置相应的匣与袱。这是乾清宫收藏的一件木化石，是自然形成的文玩。
“龙香御墨” 于乾隆四十年（1775）重装，将四匣共同存放在有提梁造型的 雕龙漆匣，运用铜镜册页套匣类似的文物包装，却体现不同趣味。
莳绘在中国称为识纹描金，是先以稠漆堆起花纹，然后再用金彩描绘。它是受了中国描金漆器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艺术水平，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的描金漆器。
以金为彩的 莳绘，其艺术性极高兼具包装与美感。这件莳绘漆盒内，藏小书画卷、轴、册共七件，小巧可爱。
莳绘公鸡盒内，装有象牙微雕仙工船。
与历代多数帝王不同的是，乾隆皇帝特别喜欢亲近文物，他屡次发表各种题识感言，甚至于在加强维护的过程中，刻意留下品鉴、展玩的痕迹。
故宫旧藏的 南熏殿历代帝王像，尺幅巨大，此为明太祖朱元璋像和马皇后像。在乾隆年间进行过重装。
乾隆用 “落花流水” 锦，装饰历代帝王像册。花在流水江崖中漂浮，极富诗意，流行于明清两代。
这是宋英宗皇帝像。从人物开脸和质地考察，是宋代绘制的原件。绘画本身线条、设色品相完好，是乾隆时期重描过的。
珍玩类的文物，包括珐琅、服饰、文具、漆器、法器、雕刻、多宝格等项，种类纷繁，质量精良，且数量丰富，呈现清宫典藏的重要面向。
「珍」是指材质珍贵稀有、工艺技法高超罕见；「玩」则指造形构思巧妙、制作精到古雅，令赏玩者爱不释手。
乾隆时期以各种罩盒来存放扳指，扳指的材质和装饰工艺极为繁复，这是一件象牙雕刻镶嵌金银扳指。
2014年，一件 成化斗彩鸡缸杯 以2.8亿人民币（11亿新台币）的天价拍出，这个新闻至今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时间倒回十七世纪，这样的小杯，一对也有“十万钱”的身价。（此段文字来源于展览说明）
成化鸡缸杯，侈口微敞、卧足，器表绘两组子母鸡图。
乾隆皇帝命人配制的镂空木匣，匣面镌刻乾隆四十一年（1776）题的御制诗，反映乾隆皇帝收藏的经历，而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典藏号显示原来藏于紫禁城 养心殿 中的多宝格。
依据款识标记的「丙申」年（1776）对回《活计档》记事，可发现该年皇帝亦降旨 江西御窑厂 仿烧鸡缸杯。
相较于成化原型，乾隆朝仿鸡缸杯的器形较深纵，装饰纹样亦大异其趣，描绘儿童与公鸡，典出「斗鸡童」贾昌斗鸡的故事。乾隆朝鸡缸杯与前述盛装明朝鸡缸杯的木匣镌刻同样的御制诗，木匣落款「孟春月」和发生仿烧事例的十一月间仅差半年，透露皇帝以他收藏的古董为本，重新再规划设计出完全不同样式新品的可能性。
乾隆五十四年（1789）开始，从原本的石鼓考订，到重刻石鼓的复制，乾隆对 温古而知新 的热情，展现在不断复制各种材质的 重刻石鼓 之上。这是用青金石重刻的石鼓。
两件瓷灯造型相同，颈与流口之间书「大明宣德年制」青花单排横款，腹与颈各绘一周串枝花，皆下承圆盘。传世成组收于一个锦匣中，各附锦袱，匣面标记「宣窑青花灯一对」的品名。「天」字开头的典藏号说明两件作品原来陈设于 乾清宫西暖阁。
孙机考据带流灯具源自西方，而十五世纪始出现的青花花卉灯，其实与十二世纪伊斯兰青铜灯较相似，新疆喀什地区曾出土类似例子。明永宣两朝时与中西亚有所交流，无论经由陆路或海路，宣德青花花卉瓷灯的烧制应从该一脉络下来理解。 此类瓷灯辗转流传至雍乾两朝，雍乾两朝相继仿烧。乾隆十六年（1751）《活计档》也记事载皇帝为宣德年代的原品重新配制「锦匣、袱子」。这些活动反应乾隆皇帝降旨整理收藏之际，亦从藏品中衍生而出的新创文物。
白釉矾红彩阿拉伯文波斯文盘，瓷盘的铭文摘自《可兰经》。
设计稿显示，乾隆意图将底款“大明苏莱曼国王所制造”改成“大清年苏莱曼所书经文”，透露出乾隆皇帝一度想仿烧的秘密。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仙游人。本幅 澄心堂帖 为行楷书，写来从容不迫，端重而精谨，为其行楷代表作。
澄心堂纸 相传为南唐内府制作，表面坚洁紧实，细腻光润。此纸在《石渠宝笈》中并不被认定为澄心堂纸，显示清内府对于此纸有不同的见解。
本幅无款，旧传为 李公麟（1049－1106）〈山庄图〉 卷，〈山庄图〉传世有多本流传，此为其中之一。依苏辙（1039－1112）〈题李公麟山庄图〉二十首，得知画中墨书，为山庄二十景之名称。此卷各景虽与诗文略有脱错，但仍可掌握李公麟与友人畅游其间的情景。
全卷白描笔墨质朴，又有几何化山水造型，为李公麟的造景创意所在。其中人物的细腻互动，与 唐王维〈辋川图〉 发展而来的庄园山水有关，至此深化于文人生活。
董其昌 题跋指出李公麟自运画作用澄心堂纸，临摹作品则是绢素，故从纸张质量判断此作为真迹。乾隆皇帝虽然不同意董其昌的意见，但是对于李公麟与澄心堂纸的关系则是确信不宜，也据以判定真伪。
由于李公麟为南唐后裔，因此很容易与南唐澄心堂纸被联想在一起，加上从宋初就对澄心堂纸的来历不甚了解，使得相关的说法开始在画史上逐渐形成。 乾隆皇帝在江浙得到两张 侧理纸，相传为东晋时期使用海苔制作，欣喜之余写下《咏侧理纸诗》。
诗中描绘圆筒状侧理纸的天衣无缝与横斜廉纹，提及一张拿来书写，一张就是图中这件了。
乾隆皇帝很喜欢在 金粟山藏经纸 上书写，命人仿制了一批带有斑纹的藏经纸。这件 马远 册页的左侧，就是写有御题的斑纹藏经纸。
乾隆皇帝 《御制诗初集》、《二集》及《三集》 书前扉叶圆光小像，按此三部最后纂辑完成时间分别为乾隆十四年（1749）、二十四年（1759），及三十六年（1771）推算，其代表年纪极可能为皇帝三十九岁、四十九岁以及六十一岁，正是皇帝在位期间最为意气风发，且最具成就感的人生阶段，透过绘制皇帝肖像，不仅可形塑个人形象，或有隐含建立皇帝风格或品牌的潜藏意念。
古董和新品的对比，传达出帝王品牌涵盖新与旧两项元素，所谓乾隆制造正标记出他以古为范、意图超越的想法。
十八世纪的文物包装与设计巧思，一方面响应时下流行的品牌创新议题，从中激发出无限的创意能量。另一方面也从帝王建构专属品牌的操作手法与完成的模式，反思文物收藏之于帝王形象的意义。 图片 | 拿破破Napopo 整理自台北故宫博物馆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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