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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花轿 按中国旧俗，举凡嫁娶，则必用花轿，尤其在北京这个礼俗至重、传统色彩极浓的地方。即使是出身于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寒门中的女子，出嫁时也必须坐八抬大轿。否则，日后稍有不慎就会被长舌妇以“带肚儿过门”等骇人听闻的谎言弄得痛不欲生。 轿子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据典籍记载，唐代以前，轿子称为肩舆，五代时开始出现“轿子”这一名称。至宋代，以轿代车马，则已相当普遍。继宋之后，历代乘轿之风经久不衰，尤以清代日趋兴盛。不仅出现了区别品级的红呢、绿呢、蓝呢三种颜色的官轿，而且兴起了供新娘、娶亲太太、送亲太太乘坐的花轿。 花轿的主体名为轿厢，竹木所制，无须赘述。而关键的部位是供千人瞧万人看的轿围。这种奢华艳丽的装饰品，是以红绸或绿绸为底儿，外加平金刺绣精制而成的。其图案有如意头、祥云锦、柿蒂纹、团凤、舞鹤、子孙万代等，造型之美观、想象之丰富、寓意之隽永、格调之古朴，无一可挑剔，与其说是轿围，不如说是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然而，尚有比此等轿围更加华贵者，即除金线刺绣各种吉祥图案外，并镶嵌钻石及红蓝宝石，而此等价值连城之轿围，非贵族之家而莫敢问津。 按老规矩，喜轿前面的全部执事包括：开道锣一对，红牌两扇(上书“肃静”二字)，大号、歪脖号各一对，伞、扇各一对，大镜、二镜、筛镜各一对，令箭一对，金瓜、钺斧、朝天蹬各一对，喇叭四只，大鼓八面，横笛两管，铜钹两副。诸般执事沿街款步而行，一路吹吹打打，给古都增添了热闹和迷人的色彩。 轿围的新与旧、执事的多与少，以租用者穷富而有天壤之别。小户人家，一般只用八抬红轿一顶、两只喇叭、四面大鼓而已，以不让亲友、邻居笑话为度。殷实之家，则必用崭新轿围的红轿(新娘乘坐)一顶、绿轿(娶亲与送亲太太乘坐)两顶，并全部之执事，耗财买脸在所不惜也。 在旧北京人的生活中，轿子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出租花轿为业的轿子铺和以抬轿子为生的轿夫便随着京都逐年人烟稠密而与日俱增，并由此而成了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 为讲究排场、显示富有，并增添喜庆气氛，婆家于迎娶新娘前一日下午，令轿夫把花轿及一切执事在门前展览出来。谓之“晾轿”。于是招来四面八方的围观者的啧啧称赞。 翌日“发轿”(起轿出发)时，新娘所乘红轿居中，娶亲太太与送亲太太所坐绿轿一前一后，执事高擎，锣鼓喧天，号角齐鸣，穿街过巷，故意绕道迤逦而行。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的绿轿并无轿帘遮挡，其浓施粉黛、满头珠玑、怡然自得之情态一览无余。所到之处，观者如堵，指手画脚，评头品足，而自得其乐矣。 北京城里的所有轿夫亦是杠夫，其共同特点是年轻力壮、健步如飞。负重行走，上身不动，稳而且快，以人马赶不上者为能。但是，在给大户人家抬花轿时，为达到主人充分显示气派与阔绰之目的，则必须耐着性子以小碎步蹭着走。 轿子铺又称喜轿局，其字号均取诸如“吉庆”、“天顺”、“仁和”、“合兴”等喜庆之类的字眼，大都开设于内外城繁华地带。这种买卖在三百六十行当中，与杠房合称为“红白口”，以租赁和服务这两种形式作为主要经营手段。轿子铺虽说一年四季皆有营业，但以春秋为旺季，而且高度集中于“黄道吉日”。每应一号买卖，所派出的一拨轿夫、轿子、锣鼓、执事、红毡等谓之“一伙”。逢大吉大利的日子，小喜轿铺一天只能应一伙买卖，大喜轿铺则可应两伙甚至三伙。但对吹鼓手及打执事的杂役来说，由于时间的限制，每人每天只能参加一伙，故俗话说：“吹鼓手命穷——好日子重(崇)。” “合兴”与“阜顺”两家轿子铺，在清末和民国期间，是饮誉京城的佼佼者。两家皆开设于崇文门外，实力旗鼓相当，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1930年春天的一个黄道吉日，“合兴”与“阜顺”两拨花轿仪仗队在东单牌楼大街迎面相遇。双方各抬红绿三乘轿子，伞扇等执事五彩缤纷，气派非凡，四顶绿轿皆高卷轿帘，内中端坐的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均浓施粉黛、满头珠翠，眉开眼笑，左右顾盼。南行北去的两伙轿夫于交错时皆放慢了脚步，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一寸一寸地往前蹭。六顶轿子四十八名轿夫的靴子底儿左右落地颇有节奏，但听一阵阵“沙沙”之声。轿子平稳至极，几乎静止不动。观者如堵，不禁为之喝彩。而观轿夫之神态，则意气扬扬，甚自得也。这种貌似文明实则激烈的角逐十年九不遇，称得上是一种形式特殊极为奏效的活广告，对提高并扩大轿子铺的声誉大有裨益。（来源：文汇报） 摘自《老滋味》《老俗事》周简段著 新星出版社 2008年4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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