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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西方现代性范畴的“经济伦理”建立在经济乐观主义的基础上，拒绝对经济发展的合法性进行任何形式的思考，隐含着一系列难题和困境。生态伦理学扩大了伦理学的视野，颠覆了作为现代性经济伦理前提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并要求从价值上消解“大地利用的伦理学”。生态观念的挑战必将转换现代性经济伦理的根基，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发展和人类存在的关系，确立整合经济、生态和伦理的新经济伦理观。 关键词：现代性经济伦理/生态观念/新概念
寻求普遍的尊重并公正地对待一切人和物，是当今生态运动蕴含的根本伦理精神和核心伦理观念。这种生态观念对建构一种合理的经济秩序至关重要。我们看到，不论是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中，人们正在告别同时也不得不告别那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生态运动介入经济生活不再只是一种推测或设想，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实际的社会进程。全球性的生态、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引起了生态伦理学对西方现代性经济伦理观念的挑战。经济学家、生态学家和伦理学家从各自的立场都意识到，是到了需要对以往坚信不移的现代性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的道德性进行置疑，并重新确立其基础的时候了。 一 “经济伦理”通常被理解为探讨对经济发展有利或有害的伦理动因和文化动因。这种对经济伦理的理解没有超出西方现代性范畴。它把在经济上获得成功作为最高的行为准则，个人的美德和社会的公正以及基本制度安排的道德合理性都必须服从这一最高原则。从肯定的方面说，这种经济伦理观试图用外在的经济价值取代内在的道德价值，用经济上的利己追求说明伦理上的利他效果，这对于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有作用。但是，从否定的方面看，这种经济伦理概念是建立在经济乐观主义的基础上的，它本质上拒绝对经济发展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任何形式的思考，是一种缺乏反省的经济伦理概念，它在推动经济片面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生存日益严重的危机。这种以经济乐观主义信念为前提或基础、以放任经济的孤立发展和片面增长为旨趣的经济伦理概念，是一种典型的西方现代性经济伦理概念。它隐含着自身无法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和困境。 它面临的最大困境是“手段与目的”的颠倒。经济发展只是人类生活和人类幸福的手段，但是这种现代性结构的经济伦理由于确信经济的发展能够最大限度地增进人类的福利，因而把经济上的成功看作最高的善，经济发展成了人类生活和人类幸福的终极目的。 它还面临种种无法解决的价值冲突。西方现代经济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和人道等价值理念之上的，然而，在一种本性上以“掠夺”和“对外扩张”为基调的资本主义制度安排中，这些价值理念则成了一种争夺经济垄断地位、寻求世界霸权的工具。 从具体的经济伦理关系看，现代性经济伦理的核心是权利本位、效率第一，而不是以义务和责任为中心。这种伦理核心的极度膨胀造成无法避免的经济伦理困境。特别是在消费伦理领域，（1 ）经济发展必须最大限度地刺激消费，才能提高效率；（2）因此，高消费是合理的，是被现代性的经济伦理看作是“应该”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应享”（丹尼尔·贝尔语）；（3）然而资源是有限的，就业机会是有限的， 为了少数人的“应享”而掠夺式地开发并竭泽而渔地占用人类有限的资源是否也是应该呢？这必然导致悖论。 应该说，不受限制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增进人类福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灾难，现代性经济伦理在一切方面无批判地认同它赖以成立的伦理前提，就必然步入各种各样的困境之中。客观地分析20世纪人类在经济发展与自身存在方式问题上面临的诸多困境，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现代性的经济伦理概念受到的致命挑战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这种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的经济伦理本身所隐含着的危机的爆发，它把人类引向了生态灾难的边缘。20世纪特别发人深思的事件是，当生态伦理学担负起挑战的职责，并迫使我们清算这种隐含着诸多片面性病症的现代性经济伦理概念的时候，经济领域应当确立何种经济伦理概念并对这种挑战作出应对？我们到了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二 追溯起来看，生态伦理学是20世纪20、30年代才开始出现的一门新型边缘学科，它对现代性的经济伦理概念构成真实性的挑战也只是最近20年的事情。当生态伦理学的创始人莱奥波尔德发表他的《大地伦理学》的时候，这位思想家谈到的问题就为生态伦理学对现代经济伦理概念进行质疑并提出挑战作了理论前导。 莱奥波尔德说：“一切事物趋向于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当的，而当他与此相反对时，它就是错误的”。这个原则把“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当作最高的道德原理，显然与把“经济上获得成功”当作最高行为准则（甚至被视为天命）的现代性经济伦理针锋相对。从莱奥波尔德的大地伦理学的基本观点看，生态伦理观一开始出现就对现代性经济伦理概念在下述三个方面构成了严峻挑战。 其一，是伦理学视野的扩大所构成的挑战。莱奥波尔德认为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对自然界本身的关心，进而协调人与大地的关系。也就是说，必须把伦理学的视野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维度扩展到人与自然的维度，把道德权利扩大到动物、植物、土壤、水域和其它自然界的实体。这对无视生态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无视地球资源的有限、无视地球上其他物种的福利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现代性经济伦理概念而言，更是一种直接的挑战。 其二，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对传统世界观的挑战。莱奥波尔德认为，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必须在“大地伦理学”的视野中受到重新审视。人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不是根据个人利益来操纵环境或根据经济利己主义来占用大地资源的经济企业主，也不是人类家庭成本的核算者。人首先是大地共同体的公民，作一个好公民意味着他不能以自己为中心，而应把关心、良知、责任、尊重和道义给予他的生物同伴。这种观点在世界观上激起了生态中心论对人类中心论的颠覆。 其三，是生态价值理念的挑战。按莱奥波尔德的观点，生态系统中每一物种对整个生态的“完整、稳定和美丽”都具备价值，我们不能因为一事物对人类来说没有或者较少有经济上的工具价值就完全否定它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系统来说所具有的“生态价值”。沼泽、湿地、荒原等生物群落，虽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但却是各种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如果为了人类的利益排干沼泽，虽可以增加耕地并增加谷物的收获，但却导致人类丧失不可逆转的生物资源。因此莱奥波尔德主张从价值观上转变那种“大地利用的伦理学”。 莱奥波尔德对那种“由经济私利完全统治着的”、“大地利用的”伦理学的批判，是生态伦理学对现代性经济伦理进行的一系列实质性挑战的开始。莱奥波尔德作为理论先行者，先于他的同代人看到了西方现代性经济发展对人类生态、环境和资源造成的深刻危机，率先从生态或大地的立场对现代性经济伦理以及由之确证了行为正当性的现代性经济运行方式提出了挑战。这种理论上先行的挑战在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以后的人类实践领域的广泛抗议活动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 60年代生态运动对资本家以牺牲人类环境为代价追逐利润的广泛谴责和抗议，构成了70年代首次联合国环境会议召开的契机。整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围绕着“是否存在生态伦理”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表明了两种伦理观念的尖锐冲突以及生态伦理意识对抗现代性经济伦理意识的过程中人类生态伦理意识的广泛觉醒。生态伦理在最近20年始终是全球学术界的热点和焦点，争论实质上不再围绕生态伦理的合法性问题展开，考虑到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生态伦理学和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现代性道德尤其是现代性经济伦理道德之间的尖锐对立并不能有助于人类今天面临的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的解决，生态伦理学家开始提出各种新的生态伦理概念。争论经常是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展开，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和生态运动已展示了更为理智的态度，虽然迄今为止它更多的是在人类经济活动领域之外的一种抗议、劝告、警醒和争辩，甚至是一种信仰，但谁也无法改变它向人类经济生活领域汇融的强劲趋势。从这一意义上说，从莱奥波尔德开始的生态伦理观念向现代性经济伦理发起的挑战，决不能只看作是一种道义上的声讨，它要求全面转换现代性经济伦理或整个现代性道德的根基，迫使人们寻求一种能够整合经济、生态和伦理的新概念经济伦理观，探索走出现代性经济伦理困境的道路。 三 生态伦理的挑战表明，整个现代性世界观的错误在于它假定了我们能够把某些要素从整体中抽象出来，并可在这种分离状态中认识和利用它们。现代性经济伦理实质上就是一种把视野局限在经济方面的意识形态，它忽视了经济在人类所有的制度结构中只占一小部分的事实。这种把属于整体之一部分的经济，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是现代的一大错误；如果放任这种经济的孤立发展就会使得人类在地球上丧失生存权利。走向新概念的经济伦理观旨在克服现代性结构中伦理—经济关系的片面性，通过重新审视经济发展和人类存在的关系，将经济活动、生态智慧和伦理关怀融为一体，最终转变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模式，走向一条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道路。 新概念的经济伦理将以生态观念为指导，用生态观置换现代性世界观。因此它的实质乃是一种生态意义上的经济伦理观，这是一种消解西方现代性经济伦理范畴的生态经济伦理观。生态世界观是其核心，它强调一种关于万物相互内在联系的世界观类型，每一事物都应该看作是与其环境中的其他事物有着内在联系的“生态系”，它自身内部的构造也应被看作是一个生态系。一事物在实现自身的价值的同时也实现了它对它所依存的生态系的其它事物的价值，现实中的一切单位都是内在地相互联系着的，所有单位和个体都是由关系构成的。这种生态观点反对将人孤立地从他赖以生存并最终给他带来幸福的环境中抽离出来，并以牺牲其环境为代价满足人的占有，以实现所谓人类的福利。生态世界观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经济制度的道德性取决于两个因素：是否有利于增进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生态系的善；是否有利于增进人类社会自身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所要求的善。就前者而言，人类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负有责任，当我们以经济方式动员科技力量追求人类利益的时候，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保护我们人类赖以存续的地球生态系的完整、稳定和美丽。就后者而论，人类对自然的态度最终取决于人们之间关系的调整，尤其要破除这样一种西方现代性的经济伦理定律，即认为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和官僚阶级对特权的追求构成了经济生活的主要动因。通过在基本制度安排上体现正义原理，在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中贯注生态意识和生态观点，改变以自利为第一原理的现代性经济伦理在权利、公正、义务和德性等伦理观念上所持的基本立场。 生态经济伦理重新奠定了经济伦理概念的基础，它要求人们必须反思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在人类存在方式中的地位。从这种生态经济伦理观出发，我们就必须承认，在以“人为目的”的经济发展中，决定性的要素是他者的存在，当我们在实现人类自身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必须承担起对他者（环境、生态和他人）的责任。人类的经济活动应当意识到，人只有通过对一切他者承担责任，才能使自己成为目的本身，否则他就变成为物所役的工具和手段。以这种生态经济伦理意识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乃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生态经济伦理观要求国与国之间和人与人之间以一种平等的、公正的关系履行人类对地球的责任。我们应明确地将发展中国家为满足基本生存需要而进行的经济活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满足极度“应享”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区分开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资本主义应当检讨它对人类环境、生态和资源造成的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而不是一再地通过环境生态等问题来控制、主宰世界，将贫困的第三世界国家变作自己的原料仓库，同时又指责这些国家对环境生态的破坏。人类负责的时代的到来，依赖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道德性的否定，只有当这种否定扩展为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颠覆，人类才能以真正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一切他者。 面对新世纪困扰人类的种种全球化难题，当我们在加强对经济发展同人类存在方式的反省之时，在探寻新世纪正当合理的经济运行行为之时，我们呼唤一种置换西方现代性经济伦理理念的新概念的生态经济伦理观：它将引导我们走出现代性经济伦理困境。这种新的经济伦理观，以生态世界观为基础，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对一切他者负责，倡导一种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观，并对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的道德性提出了质疑。可以预言，人类在新世纪的前途，有赖于这种能够整合经济、生态和伦理并消解西方现代性的新概念的经济伦理观的确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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