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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青年人类学学术共同体以及各大公号给我这样一个发言的机会。我其实并没有赶上今年在上海召开的圆桌会议，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能在此介绍一下我的学术研究历程和关心的问题，算是与诸位同行另外一种形式的交流，深感荣幸。
我于1994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学专业，后来调配到社会学专业，我一直很庆幸这一变动，让我有机会从本科就浸润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氛围中。硕士阶段，我师从胡鸿保老师攻读人类学，博士则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高丙中老师门下，反正没离开过社会学系。大概正因为如此，我对自己的定位，始终是个“在人类学里做社会学的”，或者是“在社会学里做人类学的”，二者对我而言没区别。
我关心的问题，带有求学那个时代的印记，即社会学或人类学的中国化。而具体的研究领域，包括海外民族志、宗教人类学和民间社团研究三个方面，则是源自个人的求学经历和学术兴趣。博士阶段，高丙中教授正在推动中国人类学者步出国门开展研究，我在澳大利亚首都地区研究了一年他们的少儿足球俱乐部和新教教会。2007年博士毕业后，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田野转移到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但无论在哪个领域研究，我始终没有偏离过这个大问题。
在微信公号“学术与社会”里，我曾经写过一份长达万言的自述（《博士论文》第50期 杨春宇：博士出门，修行开始），其实已经把自己的学术历程说得非常详尽。因此在这里，我就不纠缠那些琐碎的细节了，直接切入这个核心问题来谈谈自己的治学历程。
首先声明，我很讨厌那种把“本土化”当作一种政治正确来追求的学术倾向。学术不分国界，人性天下大同，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解释力，而不在于产地和血统。很多动辄昌言中国主体性和文化自觉的学者，其实是在人云亦云。网上有自己不养猫，专以围观别人养猫为乐的看客，被戏称为“云养猫”。在我看来，很多热衷于背靠官方手搭凉棚的“本土化”论者，也可被称为“云治学”。
我认为，只有孕育了对人生终极问题的独特解答的文明，而非文化，更非民族国家，才有资格谈“本土化”。因此当我在谈社会学或人类学的“本土化”时，其实谈的是从中国文明中汲取灵感，丰富这一西方学科的文化脉络，推动其走向更为普世的境界，而非固步自封。我在一篇名为《文明取向：社会学本土化的普遍性之维》的文章里，重点谈过这个问题，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人注意。还有一篇《宗教现象的弥散化与宗教经济学的盲区》，则是具体将中国宗教的“弥散化”特征应用到澳大利亚基督教研究中的文章，写得比较早，也没人注意。
人人都说中国社会很特殊，但说来奇怪，我真正感受到这种特殊性，却是从实地研究西方社会开始的。澳大利亚社会居然可以容忍社会团体自由活动！成立社团居然不用层层报批！俱乐部和教会居然可以自己筹款！就这样，居然没有天下大乱！很多这种常识性的差别，其实我们在中国社会里并不容易感受得到。我国民政部官员考察了澳大利亚，才恍然大悟：“原来民间社团真的是由志愿者组织起来的啊！”在黔西南，政法委的头头拍着桌子质问我：“放开社团活动？那犯罪分子还不无法无天？”我很庆幸自己的正规田野工作是从西方社会起步的，这为我深入思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参照系。至于一个放开了社团活力的社会究竟能有多“乱”，可以参阅我的一篇文章《澳大利亚足球运动中的族群政治》。
我对基督教一直有持续的兴趣，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研究过澳大利亚的新教教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是西方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甚至在我们的学科里也能找到它的身影。当我把田野转向国内时，继续研究基督教会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不过，在北京城市教会、西双版纳傣族教会和德宏景颇族教会中做了一些或长或短的实地考察之后，我把目光转向了别处。原因很简单，无论近代以来如何蓬勃，基督教终究不是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核心要素，顶多只能算是这些要素的折射面。至于在国内教会积累的相关材料，我明年应该会写文章出来。
在云南的田野工作期间，我终于找到了一种能反映中国社会稳定独特性的组织——圣谕坛。有清一代，宣讲皇帝圣谕是一套固定的制度，遍及城乡。但1840年以后的民间宗教运动“劫持”了这一制度，地方士绅在“飞鸾阐化”的神话感召下组织起遍布西南的善坛组织，在今天的乡村里还留下了大量的组织和文字遗迹。教门和宗教运动是人类学者很少研究的领域，却是兼顾经典与草根、稳定与变迁、历史与现实的重要环节，我想从这里入手会是个好的选择。
中国的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都知道“西镇”和“禄村”，但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两个村子里都有一种神神道道的“圣谕坛”。更有甚者，人类学家在村子里书写民族志的同时，村里的士绅们居然也在“阐书救世”。“西镇”传出的鸾书，我找到了大半，有些当年许烺光读过，有的没有，禄村附近的鸾书，至今只找到一卷。这是我把这些年工资的一半换成几百卷鸾书得到的成果。我用其中蕴藏的丰富信息写成了两篇文章：《洱源善书与近代鸾坛救劫运动的人类学研究》和《民国社区研究与民间教门：以西镇圣谕坛为例》。后面应该还会有文章陆续面世。
其他类型的社团，我通过参与的集体课题多少有所认识，例如北京的花会、城市中的学会、内蒙和西藏的农牧民互助组织等等。这种取向，总体上属于90年代以来流行的“公民社会”进路。但说实话，中国到底有没有“公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个定义问题，经常被讨论成一笔糊涂帐。而当你真正切入中国社会的现场和历史脉络中之后，你会发现，真正的问题不是中国社会中有没有发达的社团生活，而是这社团生活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为何会如此尴尬？简单来说，是个合法性的问题。而合法性问题所折射出来的中国社会总体特征，我将其概括为“齐民社会”理念类型，与“宗法社会”共同构成中国社会的稳定结构。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比较清晰地阐述了我的这一观点，即《群亦邦本：试论中国的齐民社会与社团正当性》。
这些年来，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的研究领域为何如此零七碎八的问询。“好玩呗”，这是个半真半假的回答。在这里，我想第一次对我的研究做一个正面的辩护：不看海外，不读历史，不做田野，怎么能搞明白中国社会组织的特点？中国的“社”和“会”都没搞明白，谈什么理解中国“社会”？又如何说得上“中国社会学”呢？我的研究非但不边缘，甚至可以说“主流”得过分，“主流”得我都快看不起自个儿了。
我这个人的性格容易走极端，做学问也是，不想明白了不算完。关于中西社会组织比较这个题目，我觉得做到今年差不多是可以告一段落了。现在手头正在做的事，一是把关于澳大利亚的民族志出版，二是补课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以后还要恶补各种社会理论诞生之前的西方思想史。我知道现在学界安全无害来钱快的项目很多，彰显个人情趣或政治立场的课题也有的是，但既然选择了做学问这条路，还是希望能留下一些真正站得住脚的成果。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本土化之路远没有完成，理论建构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隔壁财主吃饱了并不构成我喝茶的理由，不着急跟着他们玩消解和碎片化（实际上人家这几年也变了）。
和赖立里一样，我有时戏称自己是“人类学原教旨主义者”，这些年虽然偏重读经典，无非也是因为痛感自己通识教育不足，身为文化人类学者“没文化”罢了，最终的出发点和归宿还是非人类学莫属。
最后，为了表明这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一段我在田野中常念的神咒好了：“伏祈人类学、社会学历代高真，保佑圣门弟子XXX田野工作顺利。食宿有继，口舌无咎，车马平安，灾病不生，村干部配合，报道人在家，落笔如神助，投稿不落空。无生父母胖枕头，真空家乡热被窝。睡觉！”这是睡前咒，睡醒会有好事发生，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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