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孔子立镜”再释（二）

RK588 2017-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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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孔子屏风”与《论语》的关系

本次《中国国家地理》公布的“孔子屏风”图片中与《论语》有关的文字共有两段，都出自《子张篇》，现录之如下：

子張問干禄，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曰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距（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为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距（拒）我，若之何其［距（拒）］人也？”

《子张篇》的文字与传世本《论语》有三处差异，“子張問干禄”今本作“子张学干禄”；“孔子曰：‘多闻阙疑’”今本作“子曰”；“子夏曰何”今本作“子夏云何”。另，汉时“距”、“拒”相通，如“距关，毋内诸侯”[28]，故暂不将“不可者距（拒）之”列为差异。

在今本《仲尼弟子列传》中亦有“子张问干禄”一句，鉴于“孔子屏风”与《史记》的重要联系，故“子張問干禄”一句可能取自《仲尼弟子列传》或源于共同文本；“孔子曰”与“子曰”相类，亦无须多辨；但“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段不见于《史记》，应取自《论语》，故笔者从此句入手，试图探求出“孔子屏风”所用《论语》的版本。

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版本，各版本在两汉的流传与研究情况在魏吏部尚书何晏的《论语集解序》中已有详述，现录之如下：

“叙曰：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琅琊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鲁论》、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萧、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29]

由此可知，《古论》虽出自孔子旧宅，但其与《鲁论》只是《子张》篇的编次不同，内容上差异很小，故而在西汉时期《论语》的版本实际上分为《鲁论》与《齐论》两大系统。成帝以后，因本于《鲁论》的《张侯论》大盛于世，《齐论》遂逐渐湮没。《齐论》佚失于汉末魏晋时期，“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后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30]。

《论语集解序》提及《鲁论》与《齐论》有明显的差异，其要义有三：

1.“（《齐论》）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

2.“《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

3.《齐论》与《鲁论》篇次或不同（“（《古论》）篇次不与齐、鲁《论》同”）。

业已公布的距今最早的《论语》抄本为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论语》。中山怀王刘脩薨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故此本《论语》应作于五凤三年（前55年）之前，距刘贺时代较近，亦在《张侯论》成书之前，故极具参考价值。

虽然“定州汉简中和《论语》一起出土的还有萧望之的奏议”，且“萧望之再当时是皇太子的老师，是教授《鲁论》的大师”[31]，但史籍没有记载萧望之与中山怀王刘脩或中山国有任何联系，且萧望之任太子太傅是在五凤二年（前56年）[32]，近于中山怀王的卒年，故不能认为定州汉墓出土《论语》就是《鲁论》。

李学勤先生通过考辨《论语》在汉代的流传情况并结合定州汉墓出土《论语》与今本《论语》的分章差异后，推论认为：“（定州汉墓出土《论语》）竹简不会是《鲁论》系统的本子。考虑到《古论》流传不广，《齐论》的可能性更大一些。”[33]笔者对此观点深表赞同，但亦想就李学勤先生的观点进行一些补充。

传授《齐论》的大师以王吉最为著名，王吉所言《论语》当是《齐论》，在有关王吉的史料中，所引《论语》有二则，现录之如下：

“高宗谅暗，三年不言。”

（今本《论语·宪问第十四》作：高宗谅阴，三年不言。）

“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论语·阳货第十七》作：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不言”一句取自王吉的奏本，前文为“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已有“何言哉”，故此处将“天何言哉”化用为“天不言”。“高宗谅暗”一句虽亦见于今本《礼记》（《小戴礼记》）之中，但《小戴礼记》的作者戴胜活跃于宣帝时代及之后[34]，时代上较王吉同时或稍晚，且《小戴礼记》在两汉时只是众多解释《仪礼》的传记之一，地位并不显赫，直到汉末郑玄为之作注后才上升为“经”，故王吉所言“高宗谅暗”一句出自《齐论》的可能性更大。王吉所言“高宗谅暗”与今本《论语》“高宗谅阴”有明显不同，在定州汉墓出土《论语》中，此句作：

……曰：“《書》云：‘□□□音，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三”……[35]

定州汉墓出土《论语》此句作“音（暗）”字，与《汉书·王吉传》“高宗谅暗”相同，故能证明定州汉墓出土《论语》很有可能是《齐论》。

定州汉墓出土《论语》中亦有此次《中国国家地理》公布的《子张篇》图片上的两则《论语》章句，现录之如下：

“……［禄。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殆，慎行其餘，則□□尤，行寡悔，禄其中……”[36]

……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曰何？對曰……[37]

定州汉墓出土《论语》的“子张问（学）干禄”一段虽缺损较多，但存余部分与今本《论语》没有差别，后文作“子曰”，而非“孔子屏风”上的“孔子曰”。但考虑到“孔子屏风”的作者若为保证对话中人物身份的准确与行文的严谨，是有可能将“子曰”写为“孔子曰”的。

但定州汉墓出土《论语》中“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句之后明确为“子夏曰何”，而非今本《论语》的“子夏云何”，这与《子张篇》的“子夏曰何”一句完全相同。鉴于定州汉墓出土《论语》很可能是《齐论》，那么“孔子屏风”上的文字是有可能源自《齐论》的。

那么，刘贺是否有看到《齐论语》的可能？“孔子屏风”上的文字是否有源于《齐论语》的可能？笔者认为这些可能性不仅有，而且极大，因为传授《齐论语》的宗师王吉正是刘贺嗣位昌邑王时的昌邑中尉：

“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惟王阳（王吉字子阳）名家”[38]。

王吉与刘贺关系密切，他以“贤良文学”的身份被任命为昌邑中尉：“王吉字子阳……少好学明经……举贤良为昌邑中尉”；他也曾数次劝谏刘贺：“（刘贺）放从（纵）自若，吉辄谏争”；他担任昌邑中尉的时间长久，并且经历了刘贺从进京嗣位到被废的全过程：“久之，昭帝崩……迎昌邑王……王既到，即位二十余日以行淫乱废……唯吉与郎中令龚遂以忠直数谏正得减死，髡为城旦”[39]。

《汉书》中所载的传授《齐论语》的宗师有王吉、贡禹、庸生等数位大儒，但惟有王吉的事迹最清、时代最早、影响最广、名声最大，也只有王吉与刘贺有着长久、稳定的联系，他有充足的时间与足够的地位将《齐论语》传授给刘贺，故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孔子屏风”上的部分文字很可能源自《齐论语》。

综上所述，通过考辨“孔子屏风”业已公布的语句并结合《汉书》等史籍记载后，笔者认为：“孔子屏风”上的部分文字应当来源于《论语》，并且有极大可能源自于失传了一千八百年的《齐论语》

五、结语

“孔子屏风”虽然明确为立镜，但无论规格形制还是图案纹饰都符合屏风的功用与样式。汉代漆木器的制作较为困难，“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40]。“孔子屏风”作为具备了屏风功用的立镜，制作过程较之一般屏风应当更加困难，益当更加贵重，再加上绘有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并写有大量文字，因而价值更高。

与“孔子屏风”类似的“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因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不仅定为一级文物，且名列《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与“司马金龙墓出土漆屏”相比，“孔子屏风”年代更早、所绘人物更为著名、出土墓葬的主人地位更高。并且，由于“孔子屏风”关系到《史记》的成书过程与流传情况，牵连到《论语》、尤其是失传的《齐论语》，故而价值更大。

海昏侯墓中出土有简本《论语》。首都博物馆在《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的介绍中说：“海昏侯墓……简牍的内容主要包括……《论语》。”（如下图，图片为作者自摄于首博）

《论语》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与意义。因《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与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故是最为可信的研究孔子与儒家早期发展的资料。即便在晚清疑古思潮兴起，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受到普遍怀疑之后，《论语》对孔子言行记载的准确性、可信性与其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也未被质疑。

关于《论语》的创作缘由与成书过程，先代已有论述：“《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41]，“然则夫子既终，微言已绝，弟子恐离居已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相与论撰，因采时贤及古明王之语合成一法，谓之《论语》也”[42]，到了汉代，才有《齐论语》与《鲁论语》的区分[43]。

定州八角廊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的竹简《论语》是业已公布的距今最早的《论语》抄本。中山怀王刘脩薨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年），海昏侯刘贺薨于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海昏侯刘贺的卒年较中山怀王刘脩早四年，故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简本《论语》当为至今发现的最早的《论语》抄本。并且，鉴于传授《齐论语》的宗师王吉与刘贺的重要联系，笔者大胆推论：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或是《齐论语》。

刘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被废时的辩解词：“天子有争臣七人，虽亡道，不失天下”即语出儒家经典——《孝经》^[44]，其属官王吉、王式、龚遂等人皆是一世儒宗^[45]，所传经书也多为《齐论语》、《鲁诗》、《邹氏传》、《梁丘易》等散佚经传^[46]。故其随葬简牍中很可能有大量失传的儒家经典，因而意义重大。尤其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论语》，是经过科学发掘得到的文物标本，来源清晰明白，而且极可能是《齐论》宗师、昌邑中尉王吉所传授的《齐论语》，内容准确可信，其学术价值不可估量。

海昏侯刘贺生于汉武盛世之时，薨于昭宣中兴之际，经历了西汉最强盛的时期。虽然他只做了二十七天的皇帝，但在这将近一月的时间里，刘贺却是天子至尊，故其墓葬的意义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诸侯或诸侯王，而应当类比于帝陵。海昏侯墓应是继明定陵之后，再一次科学发掘的保存完好的帝王陵墓。

[28]《史记·项羽本纪》

[29]［魏］何晏《论语集解序》

[30]《隋书·经籍志》

[3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介绍》，《文物》，1997年第5期，第61页。

[32]“（五凤）二年……秋，八月，壬午，诏左迁望之为太子太傅。”（［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中华书局，1976年，第870页。）

[33]李学勤：《八角廊汉简儒书小议》，《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2页。

[34]“宣帝时……久之……九江太守戴圣，《礼经》号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优容之。”（《汉书·何武传》）

[3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67页。

[3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2—13页。

[3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论语：定州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93页。

[38]《汉书·艺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