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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01年，《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成为宋徽宗的收藏。这幅名作描绘的是北宋首都开封府摩肩接踵、鳞次栉比的繁华景象。然而无论是宋徽宗还是画中人物，恐怕都想不到：仅仅26年后，金朝军队就会攻入开封，灭亡北宋。 从地形上看，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宋朝建都于此地，早已注定了军事上的弱势。宋太祖也曾考虑过移都洛阳，但是因为“京师屯兵百万，全藉汴渠漕运东南之物赡养之”，便只能作罢。此即华北困局之始。 唐代漕运的规模，大约在每年1百万石上下。裴耀卿在3年内运了7百万石，就算是一大政绩了。然而宋代漕运，最低也要每年6百万石上下，高的时候1年8百万石也曾经有过。8百万石粮食，折算成口粮，大约可以养活200万人。 以首都人口计，北宋开封可能略多于唐代长安。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驻京军队。但是两者出入在100万到150万之间，差距并不显著。我们知道宋代的人口基数远高于唐代，那主要是因为江南人口从2000万暴增到8000万。刨去这一因素，则唐宋两代的北方人口都在3000万上下。同样以3000万供养100多万，为什么宋代就如此依赖漕运？ 最直观的解释恐怕就是，北方的粮食生产力下降了。事实上，漕运量只是官方的粮食调运量，如果再算上民间贸易的粮食，说宋代北方人口中有十分之一由江南养活，并不为过。除口粮之外，江南还向北方输送了大量的纺织、手工艺品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如果这些商品也都改由北方自行生产，势必会挤占更多的劳动力，进一步缩小其粮食供给的基础。 换句话说，输送劳动密集型商品，等于输送劳动力，也就等于输送劳动力所需的粮食。这是一笔额外的“隐形漕运”。总之，宋代的北方经济，明显已经无法自我维持。如果失去了江南的补给，华北将立即面临经济崩溃、人口锐减的危险。 那么北方的粮食生产为什么会下降？根据文史考证，宋代的农业技术，相比唐代肯定是进步的。在劳动力方面，也不见得会有什么差异。因此根本原因可能还得从自然环境中寻找。 现代气象学对雪山雪线、古树年轮、沼泽沉积等气象证据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12世纪开始，全球气温开始出现普遍的下降，并且一直持续到17世纪，形成了一个小冰河期（Little Ice Age）。这可能是解释人类历史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有人甚至试图把它和太阳黑子的周期性变化联系起来。但是截止目前还不能提出比较完满的理论。 姑且不论全球气温的宏观趋势到底如何，仅从中国史料的具体记载看，宋代天气转寒也是比较明确的。 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栽种梅花十分普遍。但是到了宋代，就只有在江南才能看到梅花了，北方则只剩下更加耐寒的杏花。苏轼有诗咏杏：“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王安石则咏梅：“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说的都是这个典故。 公元1111年，史籍记载太湖全部结冰，冰面结实得可以行车。公元1153年，金朝使臣访问杭州，记录到苏杭一带的运河在冬天冰封。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朝，发现重阳节（阴历9月9日，当年阳历10月20日）的北京已是满山皆雪，还对景赋诗。苏杭河道冰封，北京重阳节下雪，在今天都算是极寒的现象。但是从这3则记录的文字来看，当事人并不认为这是异常现象。 福建的地方志提供了连续一千多年的农业记录，其中当地荔枝全体死亡的事件在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110年，一次是1178年，都在宋代。同期，浙江的地方志中，寒流袭击导致柑橘大面积死亡的记载，也异常频繁地出现。 除了上述微观案例，气候变迁还在更加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发挥影响。在唐朝，最强大的北方势力是渤海国，其首都在今天的吉林宁安县。后来与宋朝南北对峙是辽朝，其首都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灭亡辽朝并取而代之的金朝定都在北京市，后来还进一步迁往河南开封。而宋朝的人口重心，则在北宋初年就已经主动转移到长江以南。毫无疑问，存在着一股超越行政边界的力量，催促着从东北到福建的全体人口持续地向南流动。 历史就像是特意要证明其必然性似的，让游牧民族契丹和渔猎民族女真先后进占华北。这2个蛮族的后续反应是相似的。他们都规划了气派宏伟的城市，为官员营造官邸，为商人建立市场，为僧侣兴修寺庙，为学者创办学堂，为艺术家提供表演舞台。而在这些人的身边，又围绕着数倍于他们的家仆和城市服务业者。一言以蔽之，进入华北之后，辽、金两朝的非农（牧渔猎）人口急剧膨胀。至于粮食生产，虽然丰欠有常，但是总体上恐怕不会比北宋治下的华北更好。 辽、金两朝先后与宋朝对峙，在社会上层建筑方面多少会有一些攀比。比如辽朝皇帝要求宋朝称其为“辽天子”，金朝的皇宫布局也“全依汉制”。可是宋朝能够在华北铺开皇家排场，是因为有强大的江南经济作为后盾。而辽、金两朝的华北都市，则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头重脚轻、不能自持的困难境地。 华北平原上繁华的城市生活就像是吸引飞蛾的篝火。辽、金两朝先后为它而来，又因它相继而死。所以作为第3个上场与宋朝争夺华北的蛮族，蒙古人对城市生活采取了一种非常谨慎甚至是抗拒的态度。 在蒙古崛起的前20多年，蒙古人虽然反复地劫掠金朝，但是却一直没有试图在华北建立稳定的政权。在蒙古西征，毁灭了整个中亚之后，成吉思汗甚至认真地考虑过要将华北的全部人口屠杀殆尽，以便将其化为草原。所幸被他身边的智囊劝阻。 成吉思汗刻意于保持其帝国的野性。在他的治下，蒙古帝国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首都。直到他的儿子窝阔台登基，才在蒙古高原的深处设立了一个主要由蒙古包组成的城市：哈拉和林。受限于简陋的环境，这位大汗虽然统治着半个世界，但是他本人的享受局限于海量的金银器、丝绸和美酒而已。就像所有的暴发户一样，由于缺乏对“质”的品味，第1、2代蒙古人只能追求在“量”上放纵。成吉思汗的4个儿子中，就有3个死于酗酒。窝阔台和察合台2代大汗都在其中。 作为成吉思汗最优秀的孙子，忽必烈成长于蒙古发迹之后。这使得他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和修养。他不仅精通政治和宗教，更有与历代圣贤帝王比肩的雄心。所以他需要一个无与伦比的城市来作为帝国的首都。不过他并不心急。在元大都（今北京）开建之前，筹备和规划工作早已进行了几十年。其规划的核心正是中南海、积水潭、通惠河水系。因为元朝本无水运，所以这一水系的唯一用处便是将来对接江南的漕运。 公元1267年，元朝全面进攻南宋。同年，元大都开始建设。忽必烈显然深知：华北的城市生活必须建立在江南的经济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他既要摆脱祖父辈的野蛮落后，又想避免重蹈辽、金两朝的覆辙。 忽必烈的顶层设计固然气象恢宏。不过，江南的支援并不是帝国安定的绝对保证。他身后的几代元朝皇帝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令富饶的江南也不堪重负。再加上政治昏暗，内战不断，蒙元只存续了97年便退出中原。无论是宋、辽、金，还是元，无论哪朝占有华北，似乎都难逃迅速灭亡的厄运。 如此说来，华北困局就无解了吗？也不尽然。欲解此局，至少要满足3个条件。 首先，华北必须与江南同属一个政体，从而获得后者的经济支援。像辽、金那样单独割据华北是注定不能长久的。 其次，华北平原无险可守。为免北宋之覆辙，国境线必须近逼东北和蒙古，即太行山至山海关一线。换句话说，天子守边。北京一破，后面就是一马平川。 最后，以元为鉴，与民休息。严格控制中央政府的规模，压缩财政开支。即使有重大项目或工程，也应该尽量在江南进行。 后来的历史证明，有明一代近400年，始终无法跳出上述3个条件的约束，华北人口更是远低于汉唐。直到清朝中期以后，随着气候回暖和美洲高产作物的引进，华北平原逐渐恢复了人口自持乃至增长的能力。困扰了宋辽金元明5代近千年的华北困局，这才烟消云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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