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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6年，元大都都城的修建基本完工，忽必烈在新的宫殿接受百官朝贺。也是在这一年，丞相伯颜给忽必烈上了一道影响深远的奏折。这一年，蒙古骑士的马鞭终于指向中国的东南，元军攻陷临安。就在元朝的南征大军饮马长江、直下临安的时候，元代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受忽必烈的委派，正辗转于山东西南部汶水、泗水、御河两岸。这四个看似不相干的事件，却指向同一个目标——大运河。 “苏湖熟，天下足”，自宋代起，中国的经济中心已不可逆转地落户江南。加之元军在攻打南宋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大的抵抗，江南经济保存相对完好。因而，通过运河从江南调运粮食物资，成为忽必烈的最佳选择。 “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槽……诚国家永久之利”，伯颜的奏章是要忽必烈开凿运河，以通漕运。攻陷临安，继而消灭南宋、统一中国，最终将运河的起点纳入大元的版图。新建的大都城以海子湖区北岸为“市”，为日后大运河终点进入积水潭创造了条件。而郭守敬的山东之行，则是为运河的开通做更切实的准备。  根据元朝著名学者王恽在《日蚀诗》中的记载，至元十四年也就是1277年，大都有居民十万家。以每户4到5口人计算，当时大都的居民约有四、五十万人之众。随着战争停止带来的人口涵养以及外来移民的涌入，大都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大都城里众多的城市居民、臃肿的官僚体系、庞大的卫戍军队，其日常所需都要靠外部供给。根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元朝一年的征粮就达到1200余万石。由于北方长年战乱，土地荒芜，京畿、河北、山东等腹里地区总计只能交纳征粮227万余石，远远不能满足庞大帝国都城的消费需求。从京外调运粮食物资势在必行。在元初之时，其漕运水陆相交，但由于反复装卸，且既费时且费力。所以经过5年多的深入调查，郭守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原有运河的基础上，“拉直”原来绕经洛阳等地的河道，裁弯取直，使南北直航。为此，他设计了两段河道：一段是南起济州，北到安山的济州河；一段是南起安山，北到临清的会通河。但是，如何解决坡度的落差，如何突破地势的起伏，这位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水利专家还面临许多考验。 与此同时，元帝国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1282年，郭守敬委派兵部尚书奥鲁赤组织人力，济州河的开凿正式动工。也是在这一年，丞相伯颜首倡海运，命“上海总管罗璧、朱清、张王宣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率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海，到达直沽，即今天的天津港。所运粮食46000石。由于运河山东段刚刚破土动工，大规模、高效率的河运尚无法实现。而根据《元史·食货志》的记载，1282年前后，大都城需要漕粮共计27.5万余石。于是，也是在1282年，大都发生严重的粮荒，引发了一场覆盖全城的骚乱。粮食短缺，米价暴涨，百姓无以为生，死者枕藉。所谓“漕运流通，国之大计”，粮食问题是关系到政局稳定的大事。  也许是出于对粮荒的恐惧，自元代起，北京开始大规模建仓贮粮。在位于平安大街东四十条豁口的南新仓，建于1409年，是明、清两代京都贮藏粮米的官仓之一。南新仓的所在地是元代北太仓旧址。据统计，在1279年之前，单大都城内就有粮仓近10个，共计可以储粮百余万石。这些粮食大多来自江南，因此以稻米为主。南来的稻米不仅丰沛了大都城的粮食供给，也改变了时人的饮食结构。但是，入主中原之前，蒙古人一直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食品以肉类和奶制品为主，粮食在蒙古人的食谱中所占比重很小，他们对稻米不仅陌生，甚至畏惧。  蒙古进攻川南时，曾经有人建议“舟米数千石”随军行动，理由是“此去多稻，而求粟无有”，带着粟米可供病者食用。入主中原后，蒙古人的饮食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渐以粮食为食物的主要消费。江南北运的粮食以稻米为主，这注定了蒙古人必须克服对稻米的恐惧。宫廷中，忽必烈已经在吃米饭了，这从14世纪30年代初成书的宫廷饮食专著《饮膳正要》中可以看得出来。宫廷外，大户人家除了吃米饭外，还以药膳入粥；贫苦人家则常吃稻米煮的水饭，也就是粥，以节约粮食。随着河道的开通、海运的开始，运到大都的粮食日益充沛，使得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在元代普及开来。杂剧《举案齐眉》中这样唱到：“一日送三餐茶饭去，则与小姐食用”。“寒就江南暖，饥就江南饱；莫道江南恶，须道江南好”，元代文人揭奚斯质朴的诗文，表达出大都对江南的依赖。对于这一点，担当重任的郭守敬也十分清楚。因此他在济州河、会通河路线确定后，马不停蹄地回到大都。因为他意识到，即便会通河开通，漕船可从江南直达通州。但从通州到北京的这段路程却困难重重。走陆路，要靠人畜拉送，劳民伤财；而旧有河道的通航能力又实在太小。  为解决通州至大都的漕运问题，郭守敬决定在原有河道的基础上，拓建一条运粮渠道。西起大都光熙门，即今天东直门的北面，东到通州城北，接温榆河。民间称其为坝河。从《元史·王思诚传》中可以了解到，元朝“开坝河，设坝夫八千三百七十有七，出船一百九十艘”，由此可见坝河漕运规模之大。据史料记载，年运量最多时可达100万石左右。1283年济州河通航，1289年会通河通航，大运河全面贯通。大运河的贯通，成为中国运河自隋唐以后的又一次重大转变，奠定了此后南北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规模，使前代呈多枝型分布的运河转变为单线型运河，从而使南北方各大经济区域更加直接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是粮食、生活用品、奢侈品随着运河来到大都，大量财赋、课税也随着运河源源不断地流入大都。  运河区域不仅是元朝廷“理财”施政的重心，同时也是元朝财政收入的主要地区。元政府的金银税收，约有半数来自江浙，在江南地区征收的粮食占元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七。运河贯通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通州至大都的漕运一直仰仗坝河。但是由于坝河运量有限，且常因水源不足而航道淤塞，很多时候，不得不靠陆路来完成剩余的五十余里路程。陆路运输十分艰难，尤其在秋雨连绵的天气里，道路泥泞不平，“驴畜死者不可胜计”。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漕运工程，大运河需要一个完美的句号；作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的都城，元大都亟待一条与之地位及发展速度相协调的运河终点段。于是，郭守敬不得不思考一个更加宏伟的计划。 （二）  起初，北入大都的南粮，虽然实行海运、河运并举，但由于海运初创，船小道远，运量不算太大；河运又有黄河、御河间一段陆运的限制，运量很少。两路运到通州的粮食总计才100多万石，由通州转运入京的任务，坝河基本上可以承担。但是，海运在经过三次航线调整后，航期从两个月缩短到十天，运量增加到每年128多万石。加之运河山东段的贯通，通州到大都，运量最大的时候，每天要输送4600石粮食。坝河不堪重负，常常淤浅难行。每次河道淤塞，都要上万军民进行疏浚，场面蔚为壮观。开凿新的通州至大都的水路，成为当务之急。而这条通州至大都的新水路，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因为，通州的地势比大都低，要开运河，只能从大都向通州引水。这意味着，郭守敬只能在大都周围寻找水源。  大都城郊最近的天然水道有两条：一条是发源于西北郊外的高梁河，另一条是从西南而来的凉水河。经郭守敬测量计算，这两条河水量都太小，难以满足运河的水源需要。显然，关键问题在于水量。郭守敬很自然地联想到京郊河流中水量最大的永定河。通过对金代开金口河试图引永定河北入潞河以济漕运这个失败个案的分析，郭守敬发现，永定河携带着大量泥沙，容易淤积。到夏、秋洪水季节，水势汹涌，极易泛滥。这反而会对大都形成威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郭守敬几乎走遍了大都城四郊。当他迈着疲惫的脚步，来到昌平东南神山脚下时，兴奋不已。他的眼前是汩汩涌冒的白浮泉水。今天的白浮泉遗址，虽然已经干涸，但在1291年，它清澈的泉水却给郭守敬带来了灵感——引白浮泉水，沿途拦截所有自西向东流的泉水，这水量足以支撑一条运河。但是，在大都和昌平之间有沙河和清河两条河谷低地，对于引水到大都，这是两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需要一个更加科学而周密的规划。  在河运遭遇低潮的时候，元代的海运却持续走高，海外贸易更是如火如荼。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大都城变得热闹和新鲜起来。奇古怪样的东西来了很多，象牙、犀角、珊瑚、玳瑁、香料、药材、珍宝、皮货、硫磺、折扇、新罗漆、高丽铜器。世界各地的商船抵达中国，以至“来华商贾不绝于途”；由于元朝在经济上奉行开放的政策，积极鼓励并参与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这样空前活跃的贸易活动加深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了解，更主要的是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空前强大的东方帝国。“远人之名琛异宝、神马奇产，航海而至”，按照《雍正畿辅通志》卷九七的《通惠河政绩碑记》中的记载，无论是从海上回威尼斯的马可·波罗，还是自海上来大都的波希米亚人后裔、芳济会教士鄂多立克，如果乘船的话，只有这一条路可以出入大都。  海运和贸易的发展，敦促着郭守敬尽快解决沙河及清河两条河谷低地带来的难题。在勘查、测量过程中，郭守敬再一次使用了他首创以海平面为基准点的测量方法。早年间，郭守敬曾沿黄河故道测量地形。这次大面积的地形测量，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各局部数据的统一归化。据《元朝名臣事略》记载，郭守敬“尝以海平面较京师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这是我国史书上第一次记载以海平面为基准来建立统一的高程系统，这比德国数学家高斯提出的“平均海平面”的概念要早近600年。创立“海拔”这一科学概念，这也许是元帝国广阔的疆域给郭守敬带来的灵感，也许是大运河绵长的线路对郭守敬提出的要求。 经过精心的勘测设计，郭守敬终于选定了一条避开障碍的理想路线——从昌平东南白浮山泉起，引水西行，注入瓮山泊，也就是今天的昆明湖。然后入高梁河，从和义门北水关入大都城，以积水潭为停泊港。从积水潭东岸的海子桥流出，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出东便门，穿过通州城，在城南高丽庄与白河相接。这条全长82公里的运河就是元大运河的最后一段。元世祖忽必烈对这个工程极为重视，为此他不惜调动几万军民。1292年8月18日，准备工作开始。8月29日，是个经过挑选的吉日，这一天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忽必烈为了表示重视，仿效汉武帝塞瓠子决河的仪式，“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在这个重大的日子里，积水潭边也有一番庆祝活动。活动的重头戏当然是喜闻乐见的杂剧曲目。  “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酒船如画楼”。文人雅士喜欢汇聚在清流潺潺、舳舻蔽水的积水潭边，赏酒作文。比宋代更加繁荣的食肆、勾栏由此而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中国戏剧的第一个高峰——元杂剧。元杂剧做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是一种消费型的艺术，其生存与发展都明显依赖于消费群体的状况。大都作为当时最繁荣的城市，为戏剧的生存聚合了这样一个最广大的消费群体。正是这个消费群体对戏剧文化的需求，才有了遍布街市的歌台酒楼。而这个文化市场的形成，势必会加快当时的杂剧的艺术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运河是元杂剧成熟的催生剂，因为是它把大都打造成了一个经济繁荣、消费型商业色彩浓厚的大都会。  调水工程一旦开始，就只剩下一个问题——如何解决逆水行舟。通州距离大都只有50里，但海拔比大都城低近20米。漕船要从这里进入大都，就意味着要逆水而上。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修筑水闸，不是几个、十几个闸的问题，而是要修筑24个水闸。通过上下闸的互相启闭来调节水位，如此，就能使货船由低向高行驶，不仅实现了逆水行舟，而且实现了“节水行舟”。1293年秋天，工程竣工，适逢忽必烈从上都返回京师。他亲临大运河的最终码头积水潭，目睹千船汇聚、热闹非凡的景象，心中大悦，当下赐名“通惠河”，蕴含漕运畅通，大受其惠之意。通惠河建成后，从南方来的漕船可直达积水潭。非但解决了运粮问题，还促进了南货北销，进一步繁荣了大都城的经济。伴随着直抵积水潭的江南漕粮的到来，亿万两白银、数百万担粮食、各地丰富的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入大都城。每年到了繁忙的漕运期，积水潭中帆樯林立，万舸争航，曾有“舳舻蔽水”的盛称。作为总码头，积水潭畔成为全国的物资商货集散之地，也促成了积水潭至钟鼓楼一带“中央商务区”的形成。鼓楼前大街和积水潭北岸的斜街，也就是今天的地安门大街和鼓楼西大街，店铺、歌台、酒楼、茶肆密布；钟、鼓楼市场分布有绸缎市、皮毛市、珠子市、靴市、铁器市、鹅鸭市、米市、面市等，鳞次栉比，盛况空前。这里货物齐全、交易活跃，是当时大都城中最富庶、最繁华的地方。而元大都则是13世纪最富庶的超级帝国。 从历史上看，运河的开凿与开发，无不是围绕着巩固和强化皇朝的政治统治而展开的，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出于军事需要和经济开拓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讲，谁拥有了运河地区，谁就能建立起稳固的政治统治，从而控制全国。也正因如此，大运河成为维系全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如今，北京的命脉已不再是大运河，取而代之的是全长110公里的京密引水渠。而从地图上看，700年后在精密仪器辅助下修建完成的京密引水渠的走向，与当年郭守敬设计的引水济运线路完全吻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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