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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运河故事丨郭守敬献策通漕运

 北京的骑士 2022-11-09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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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中统三年(1262)的一天,开平府(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王宫大殿内,一位儒者正面对汗王宝座上的忽必烈侃侃而谈。虽然这是他第一次面见这位蒙古大汗,但丝毫没影响他大胆阐释自己的建议,令忽必烈频频点头。这位儒者名叫郭守敬。正是这次觐见,使他有了用武之地,也为日后彻底解决元大都漕运困境提供了契机。


巧用金口河

郭守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人,这年他31岁,满腹经纶,更难得的是“习知水利,且巧思绝人”。忽必烈崇儒重道,知人善任,登上蒙古大汗之位后,致力发展农桑,让大臣们积极推荐水利人才。大臣张文谦的推荐,促成了这次会见。

郭守敬向忽必烈提出了6条建设水利工程的建议,史称“郭守敬面陈水利六事”,首议便是中都漕运。郭守敬提出:“中都旧漕河,东至通州,引玉泉水以通舟,岁可省雇车钱六万缗(一缗约等于一千钱)。”忽必烈心怀统御天下的雄心,早就盘算着在中都一带建立新都,却受困于水运不通。郭守敬引水济漕的设想,一下就说中汗王的心思,加上其他5条谈治河、灌田的建议,“六事”将惠及农田近百万亩。忽必烈大悦道:“担任公职的人都像郭守敬这样的话,就是不白拿朝廷俸禄了!”他当即下令,命郭守敬“提举诸路河渠”。随后,郭守敬主持开玉泉水通济漕运,初步解决了当时中都水源和漕运的困难。可惜,玉泉水水质虽好,但水量有限,漕运仍然不畅。不过,这是他解决北京地区漕运水源的一次重要尝试。

到了元至元二年(1265),在西夏(今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古西部一带)引黄灌溉中屡建功绩的郭守敬被任命为都水少监,掌管全国水利工程。当时,筹建中的大都城需要大量木材石料,如何将这些建筑用料运出西山成为难题。陆路运输困难,水运效率较高。忽必烈召集众臣,商讨治理燕京水道之策。郭守敬建议重开金口河,将永定河水引出,既可运送西山物产,还能扩大京畿漕运。因金代屡引卢沟水不顺,郭守敬的建议遭到部分朝臣反对。面对质疑,已经摸透卢沟水水性的郭守敬,提出了一个控制水势的措施,在“金口西预开减水口,西南还大河,令其深广”,即在金口之西开减水口、挖减水河,涨水时洪水从减水河回归主河道,不会突入金口,解除引水河道的威胁,这样一来就兼顾了引水与防汛。郭守敬巧开金口河,沿袭金代故渠路径,由半壁店附近转向东南,入玉渊潭,再折向南,入原金中都护城河道,进而入闸河、至通州、入潞水。元大德五年(1301),鉴于卢沟河水势汹涌,郭守敬担心洪水冲破金口闸,危及大都城。于是,他将金口河上游用砂石杂土堵塞,从根本上消除了洪水对金口河下游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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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内的郭守敬塑像(高希 摄)

从元至元三年(1266)到大德五年(1301),金口河利用了30余年, 运输、灌田,“其利不可胜计”。金口河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元大都漕运问题,但对大都城的营建发挥了积极作用,并为后来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积累了经验。


扩建阜通河

《元史·食货志》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江南的粮食货物供养着大都百官和民众,将它们从运河北端的通州顺利运进都城的需求十分迫切。

起初,元代从通州到大都的漕运主要依靠阜通河(亦称坝河)。它虽短小但历史悠久,是高梁河的一支。《水经注》载:高梁水东至潞县,注于鲍丘水。高梁水自西向东流,有南北两条支流,南支在金代为中都闸河,但早已废弃不用;北支便是阜通河,也是郭守敬面陈水利六事中的“中都旧漕河”。可见,在郭守敬第一次拜见忽必烈时,便注意到改造阜通河,他开发玉泉水的动因之一也是给这条漕河补水。

元至元十六年(1279)六月,因通州水路淤浅,船只行驶困难,忽必烈命令枢密院派遣军队5000人,并雇用役夫千人参加疏浚河道工程,要求50天干完。阜通河疏挖完工后,为平抑水流,在河上建造了7座水坝,分段行舟,驳运过坝。千斯坝在西端光熙门,深沟坝在东端入河口,其余5坝自西向东为常庆坝、郭村坝、西阳坝、郑村坝、王村坝。要把南方漕粮运进大都,须先越过最东边的深沟坝,用驳船运至下一个坝下,由坝夫搬运至上游的船上,如此逐级而上,到达最西端的千斯坝,然后转运至千斯仓。阜通河因修坝而被俗称为“坝河”,在漕粮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到大德六年(1302),日运粮4600石。按照全年通漕时间240天推算,坝河每年漕粮运输规模已达百余万石,一直维持到元末。

不过,逐坝“倒搬”方式效率低、成本高的劣势十分明显。坝河设坝夫8377户,车夫5070户,出车390辆;船夫950户,出船190艘。车船用于驳运,坝夫负责将船上的粮食倒运到坝后的驳船上,平均每座坝设坝夫近1200人。因上游高梁河水源较小,漕河水量不足日益明显,不得不更多依靠陆运分担。这些难题也使郭守敬决心再挖一条可以直通大都的运河。


开凿通惠河

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六月,京杭大运河山东段改造完成,大量江南货物通过漕船北上到达通州,海上经直沽(今天津)也转运至通州。当时的漕运,只依靠坝河,运量实在有限,又常常因缺水而不通畅,多数漕粮须陆路运输,费时费力不说,且路面坑坑洼洼,车辆损坏严重。每当秋雨季节,“驴畜死者不可胜计”。这最后的50余里路程,成为摆在朝廷面前的大问题。

这年春天,有人向朝廷上奏两项建议:一是利用滦河漕运;二是沿卢沟水而上,经大都直至荨麻林(今河北万全)。官员们实地考察滦河漕运时,“自知不可行而罢”。查看卢沟水通漕的,也“为哨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奈何一番考察后,这两项建议竟都无法实现,如何解决漕运难题一时陷入僵局。

郭守敬在领衔修建运河山东段的过程中,为确定地形的相对高度,提出以海平面为零点的测量标准,创新了沿等高线布置河渠水道,确定了最佳引水路线的方法,这为他勘察、设计漕河打下了基础。后来,他走遍了大都周边的山山水水,掌握了第一手水源资料。至元二十八年(1291),经过深思熟虑,61岁的郭守敬向忽必烈陈述了11项水利建议,第一项就是新挖一条通州至大都城的漕河。

郭守敬的主张深得忽必烈赞许:“当速行之。”于是,次年一月,朝廷任命郭守敬为太史令兼都水监,全权负责漕河的设计施工,重大事项必须由他“亲自指授而行事”。至元二十九年(1292)八月,开凿漕河工程正式启动。忽必烈命令丞相以下官员,带头参加挖河劳动。文武百官纷纷响应,其中宣徽使月赤察儿表现积极,亲自率领所属门丁,穿上役夫的衣裳,手拿挖土工具,干得热火朝天。一时间,自愿挖河的人不计其数,工程进度大大加快。至元三十年(1293)八月,新开河渠全线竣工。

新开的大都漕河引昌平白浮泉等泉水,沿山麓修渠道,西折而南,汇集双塔、榆河、一亩泉、玉泉诸水,流入瓮山泊(今昆明湖),然后自西水门(今西直门南)入都城,汇于积水潭,复东折而南,出南水门(今正义路南口),入金代闸河故道,向东到通州,再经高丽庄(今张家湾)入白河。为节制水流,郭守敬在坡度较大的河段设计上、下双闸。每1000米置一闸,建闸10处,共20座。对两处高差很大的河闸,双闸之间500米处,再建一座中闸,互相开启,实现平衡水流,节水通漕。整条河共设24闸。竣工后,河长164里104步。

一艘艘满载货物的漕船,循河直入大都城内积水潭。此时,正逢忽必烈从上都回到大都,路过积水潭,见到舳舻蔽水、盛况空前,非常高兴,取通达天下、惠及大都之意,赐漕河名为“通惠河”。至此,京杭大运河的全部航道贯通,南方漕船由北运河驶入通惠河,直抵积水潭,通达大都城。

“金沟河上始通流,海子桥边系客舟。却到江南春水涨,拍天波浪泛轻鸥。”这是元代著名诗人杨载对当时通惠河景象的生动描述。从1262年面陈水利六事,到1293年通惠河开通,历时31年,郭守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毕生精力实现了通漕大都的夙愿。

文章引自:《北京大运河故事》,北京出版社20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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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孔燕松

初审:王   璐   章亦民

核审:陈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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