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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北京的骄傲。北京也确实有引以为傲的资本：世界著名运河诸如德国北部的基尔运河、巴拿马运河、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运河、美国的伊利运河，就连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法国南运河等从开凿时间和里程上均远不如京杭大运河。大运河沿线进入名录与北京相关的遗产点包括昆明湖及绣漪闸；广源闸、澄清上闸（含万宁桥）、澄清中闸（含东不压桥）、南新仓、平津上闸。与北京相关的河道包括通惠河段主线，玉河故道，长河；后续列入的遗产点有永通桥（含御制通州石道碑）、通运桥、汇通祠、什刹海、白浮泉。这些至今遗迹尚存的河道、水闸、祠堂、仓库、泉眼，构成了千里大运河的肌理，在曾经的岁月里，浓墨重彩地书写过北京的历史。而上述遗产点的重中之重当首推通惠河的开凿。因为通惠河的开凿，才使上述遗产点得以成立并逐渐鲜活生动起来。 京杭大运河在历史上，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浙东大运河时期，当时运河的开凿部分在春秋时期的吴国，和北京关系不大。 第二个历史阶段在隋炀帝统治初期，即隋唐大运河时期。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记》）大业六年（610年），又开凿江南运河，至现镇江达杭州，向北则与永济渠相接。（据《北京志·地质矿产水利气象志·水利志》）可见，大运河由不同的段落组成，有的是既有的沟渠、河流，有的则是完全由人工开凿，用以连接这些既有的沟渠、河流。大运河与北京发生关联，则是隋炀帝在庞大的运河开凿的系统工程中，只是把其中的一条人工河渠—永济渠引到了北京境内。 时间距隋炀帝接通永济渠的时间过去了近700年，北京终于成为了帝王之都。此时，帝都需要大量的物资，驻扎北部边境军队也需要大量的粮食和其他作战物资，仅靠北京湾及周边州县的物产和供给，是远远不够的。 元世祖忽必烈综合南北方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对南方实施有效控制等重大因素，于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批准了丞相伯颜的奏折，下令修建和整治南北运河的各段。于是大运河迎来了她的第三个阶段，即京杭大运河时期。这时，北京才正式确立了在中国运河体系中的地位。因为，京杭运河政治意义上的起点或者经济、文化意义上的终点终于正式落户北京城，当然这和北京作为首都有着极大的关系。 元至元十八年（1281年）从任城（济宁市）至须城（东平县）安山，开通了济州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从安山经寿张至临清，开通了会通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南自杭州，北至天津，大运河基本贯通。此时，源源不断的物资从南方“漂”到了通州，加上从海路运来的数量不菲的漕粮，都统统堆积到了通州，可那时坝河的运输能力少则30万担，多则50万担，其余数百万担物资只能走40余里旱路进京。除占用大量的畜力、人力之外，如遇雨季，道路泥泞、“驴畜死者不可胜计”，运输效率则更为低下。至此，人们不得不寻找一条合适的水道，来解决这最后四十里的“瓶颈”问题。 到明代，由于白河河道的变化与通惠河部分河道的淤塞，明代巡仓御史吴仲将漕运码头设在了通州的张家湾，东便门外修大通桥，向北引支流至东直门。通惠河与白河中间建石坝，漕粮需经人工搬运到通惠河的驳船后才可以运入京师。 清代，扩大上源，修闸、建坝，多次整治通惠河。至今在植物园曹雪芹故居西侧还可见“河墙烟柳”遗迹，这些石槽宽约半米，这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收集樱桃沟泉水至昆明湖的“河墙”。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现代海运和铁路兴起，漕运日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贡粮改征纹银，通惠河漕运遂中止，并逐渐成为城市排水河道。 民国以来通惠河还是北京城的旅游行船的河道。最著名的是东便门至二闸（即庆丰闸）“泛舟”，成为当时北京平民最向往的游乐场所。 新中国建立后,对通惠河进行多次治理。1958年，在高碑店村建新拦河闸即高碑店闸，1978改建，新闸位于旧闸之北。1993年3月开始，对通惠河进行全面治理。两岸均修建了污水截流管道，污水不再入通惠河。治理中，还对庆丰闸遗址和平津闸遗址进行了文物古迹保护。 （文章转载自北京日报，有删节，原作者郭晓钟） 转发是一种智慧，分享是一种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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