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城市发展的桎梏：粮食人类自从有了城市开始，便随之产生了一个问题，由于大量分散在乡村的人口不断汇聚到城市中，消耗的粮食便会逐渐超过城市附近土地所能提供的供给量，这便需要从别处运粮食，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比例并不多，畜力基本可以解决。 但随着人类城市的进一步繁荣，人口的进一步增多，单纯靠畜力就很难解决粮食问题了，因为畜力本身在运输中也是需要消耗粮草的。这部分消耗包括畜力（牛马）自身的消耗，押运的民夫消耗等等，如果遇到阴雨天气，山洪等自然灾害，消耗还要更多。 这时或许有人会说牛马不是吃草，沿途割草喂牛马不就解决问题了么？这显然是理论上的想象，因为牛马如果单纯的吃草，吃需要花大量时间咀嚼消化了，只有吃高能量的食物才能保证一天能有足够的时间赶路。我们参考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官政一》中关于运粮的描述：
根据沈括在书中的描述，养活边关战士，需要三倍的民夫运送给养，按照这个比例，如果单纯依靠畜力的人力运输，想要养活一个三十万级别的城市，便需要近百万的民夫从事运粮，以保证城市人口的吃饭问题，这也是限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因。 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关键：运河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才会在畜力运输之外，不惜耗费大量民力修建运河。船运的运量要远远大于牛车的运量，且不需要畜力拉动，如果是顺流而下，运送效率可谓之极高，即使部分逆流而上的河段需要纤夫拉船，其成本也要远低于畜力，关键是消耗的粮食少。 古代修建运河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了连通长江和淮河的邗（hán）沟，从扬州引长江之水经樊梁湖、博芝湖、射阳湖抵淮安入淮河，因此邗沟又被称为淮扬运河，正是拥有了这份漕运便利，才为后来的吴国称霸奠定了基础。 从吴国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过开凿运河的记录，不过这一时期并不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的粮食问题，更主要的目的是服务于军队后勤，尤其是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在秦始皇一统六国后，便开始开拓岭南地区。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命屠睢率兵50万分5军南征百越，受到当地少数民族抵抗，三年毫无进展，最主要的原因是后勤补给跟不上，于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征发民夫在兴安境内湘江与漓江之间修建一条人工运河，运载粮饷。公元前214年运河贯通，秦军势如破竹一统岭南。 东汉时期洛阳人口不断增加，为了解决帝都百姓的粮食问题，于是便开凿了连接汴河的阳渠，用以方便漕运。到了隋朝初年，单纯的汴河-阳渠漕运，已经无法满足大兴城（长安城）和洛阳城的需求，加上北方高句丽的威胁，隋炀帝极为大胆的想通过联通前朝开凿的各条运河，彻底打通两京与江南，北方与两京之间的漕运，于是便有了造福后世千年的隋唐大运河。 造福千载的伟大工程：大运河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最早从先秦时期开始，一直到南北朝以后，历朝历代都为了城市需求和战争补给而开凿运河，东到江淮地区，西到关中平原，南到岭南地区，北到华北平原，都遍布着众多运河，我们提到的隋唐大运河，准确的说是在这些运河基础上的疏浚和联通，而并非从无到有的开凿。客观来讲，隋朝想要从无到有的开凿纵贯半壁江山的运河也不切实际，起码它没有那个时间。 隋炀帝联通前朝运河的大运河工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具体分为三部分：
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顺序，首先是为了解决两京的粮食问题，其次是为了征伐高句丽的补给线，而最后的江南运河则是为了更好的调配江南粮草，提高运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运河工程竣工的第二年，也就是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隋炀帝便开始了隋朝历史上著名的三征高句丽。 从如此紧密的时间安排上我们不难看出，隋炀帝应该早在修建大运河之前，就做好的攻打高句丽的长远规划。后人硬是说隋炀帝修大运河是为了去江南游玩，应该是没考虑到时间因素，如果他真的是为了个人目的，至少不应该在运河刚竣工，便御驾亲征跑去北方和强敌死磕。 如果说秦始皇一统天下，确立了政治上的大一统的思想，那么隋炀帝则通过修建大运河，则是从经济上将整个国家连接为一个整体。前朝断断续续的运河，从此形成一个整体，并赋予整个国家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活力，隋唐盛世因此诞生，江南也因此成为富庶的代名词，而远在北方的一个城市，也因为运河的修建，成为后世几百年中国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长安与洛阳，因为运河的修建而数代繁华，同样也因为运河的淤塞废弃而逐渐没落，北京原本是紧邻塞外的边陲城市，因为运河的联通，而成为数朝帝都，运河为城市和战争解决的粮食问题。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或许可以有另一番解释。 2020.5.4（晚） 参考资料： 《梦溪笔谈》 《隋唐时期的运河与漕运》潘镛 《隋唐五代史》傅乐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