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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你熟读历史,也很可能不会说古代的“普通话”。它曾有雅言、官话、国语等称呼，是促进国家统一的公器。而以什么方言作为普通话的基础,背后则有各股势力的博弈。普通话的诞生，伴随的是权力更替的精彩历史。 公元前560年，楚共王去世，吴国乘楚丧之际侵楚，却大败而归，急急去寻找中原霸主——晋国救助。第二年，晋国召集诸侯商讨伐楚，诸侯商议的结论是拒绝为吴出兵。实际上，晋国这时早已外强中干，攻楚没有必胜把握。但晋国觉得这样很没面子，于是找到一个替罪羊，为自己开脱。这个倒霉的家伙就是姜戎的首领驹支。 晋国大臣范宣子在殿上责难驹支,说诸侯对晋国离心离德，主要是因为戎人言语挑拨的缘故，并威胁驹支，不准他参加第二天一早的盟会。驹支不卑不亢，不仅当庭答辩，还朗诵了《诗经》中的一首《青绳》作结。范宣子只好服输，待之以礼。 驹支的辩才，暂且不议,这里要强调的是另一个问题——语言。这位被中原人称为“戎”的少数民族首领，不仅能当庭对答如流，还能娴熟并恰当地引用《诗经》。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翻译官的身影。这就说明，姜戎首领、晋国大臣乃至在场的众多诸侯，都在使用大体相同的语言交流。它可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普通话”。 这样的情形并不罕见。据记载，春秋242年间的朝聘盟会等外事活动，达450次之多，而且在所有这些场合中，从未有翻译人员出现。孔子周游列国，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四方，各种辨士到各国游说，也都交流无碍。试想，假如没有一门共通的语言，这样的情形多么不可思议！ 不过，关于这门上古时代的通用语，史籍中并未正面谈论，只留下了零星痕迹。《论语》中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也就是说，孔子在正式场合，会说一门叫做“雅言”的语言。而根据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的解读，雅言指的就是发标准音、说标准语。尽管此说尚存争论，但如上所推论，先秦时期必然有一门标准音。就暂且以“雅言”来称呼它吧。 “雅”和“夏”在上古是相通的，因此，语言学家多推断雅言就是夏言。夏太康以后，夏朝建都在河洛一带，殷商也在这一带建都，因此，当时的雅言应是以河洛话为基础。而当东周把都城迁往洛邑后，雅言也继续向洛阳音倾斜。 洛阳，不仅是中国上古的政治中心、王畿之地，也成为雅言最重要的关键词。只是当时的洛阳话，却肯定不是现代的河南话。 今天一些习以为常的发音，古人是发不出来的，比如轻唇音。轻唇音大致相当于今日汉语拼音中f的读音；而重唇音大致相当于汉语拼音中的b、p、m。轻重唇分野要迟至唐代以后，因此，秦始皇修建的阿房宫，应念作“e pang gong”，“房”在这里念作“旁”。 今日中国人脱口而出的翘舌音，在上古音中也不存在。也就是说，上古没有近似于今天普通话中的zh、ch、sh几个声母，舌上音声母在上古都读成舌头音声母，近似汉语拼音中的d、t、n。比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千里之行，台于足下”一句。台，通“始”。东汉班固所著的《汉书》中则有：“填国家，抚百姓，吾不如萧何。”填，通“镇”。作为通假字，这两组字必然读音相近。从中可证“zh、ch、sh”与“d、t、n”的渊源关系。 这种演变,在我们今日的普通话读音中，仍保留着若干蛛丝马迹。比如“单”字有多个读音：dan、shan、chan。dan可能是上古音的遗存，而shan、chan则是唐以后才出现的舌上音。 关于先秦人如何学习雅言，《周礼·秋官·大行人》有一句很关键的话：“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音gǔ读古）史，谕书名，听声音。”行人，就是周王朝掌管诸侯朝会和出使邦国传达王命的官员。他们是先秦“普通话”培训的组织者。每隔固定的时间，行人就会召集诸侯国的翻译官、乐官和史官到王都的宫廷里，教他们分别学习语言、辞令、文字和音乐。 从中可看出，这种严格的“普通话”培训，是针对特定对象的。先秦典籍《荀子·荣辱》中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可见，雅言是君子这样有身份之人使用的。“雅言”之“雅”，与“俗”相对，本身就带有了一种阶层性。 公元4世纪，东晋王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里，人们都在学习一门来自中原的优雅语言，而被学习的标杆是大名士谢安。谢安有一绝活，叫做“洛下书生咏”——能用洛阳书生腔念书吟诗。因为从小患有鼻炎，谢安发音的时候鼻音重浊，可能有点类似于今日汉语拼音中ong的发音。整个建安城的人觉得谢安说得太好听了，于是都捏着鼻子学他说话。 谢安的“洛生咏”，其实是衣冠士族南渡后带来的语言。 西晋永嘉年间，北方少数民族内迁，对中原王朝造成致命冲击，衣冠士族纷纷南渡避难。南迁的士族在侨郡之地，依然说着洛阳雅音，成为南方朝廷的标准音。只是年深日久，渐渐染上了吴越之俗，洛下音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南朝齐梁时代，士人阶层里逐渐形成一套较为统一的雅音系统，据专家推断，便可能是以洛阳皇室旧音为基础，浸染金陵的某些语音而形成的，被称作“金陵雅音”。 南迁士族仍以中原正统继承者自居，他们认为北音已“渐杂夷虏”，反而是南音更多的保留着洛阳雅音的特色。 而被南迁士族诟病的北音,其实也发生着急剧变化。公元490年，23岁的北魏孝文帝开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迁都洛阳，禁止胡服，改易汉俗，还强行规定学习传统的伊洛正音。为此，孝文帝下了一道严旨，规定30岁以下的，一律改习汉语和中原正音,否则全部重罚，朝官“降爵黜官”。也就是说，不学习伊洛正音，连官爵都保不住。可见，这位少数民族皇帝以中原人自居。而中原的传统正音—伊洛之音，成为了彰显正统性的重要手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分裂数百年，然而，奇妙的是，南北双方的标准语并没有产生太大的鸿沟。因为他们都在朝着传统的洛阳读书音靠近。直到唐宋时期，洛阳读书音仍拥有极高的地位。 1728年9月9日，随着一道奇特上谕的颁布，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士子陷入恐慌之中。因为当朝天子对他们提出严重警告，原因是他们说不好官话。 官话是明清时期对标准音的流行称呼。雍正在接见大小臣工陈奏履历之时，惊讶地发现，福建、广东两省的官员不懂官话，只会说方言。于是,皇帝打算在闽粤推广大家都能听得懂的官话。 为保障谕旨的执行，朝廷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即学习官话以八年为限，否则将停止闽粤两省的科举考试。对于官僚政治下的读书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停止科考更让人绝望，因为这等于是堵死了他们向上流通的唯一通道。“官话”，切切实实地与做官联系在了一起。 就在推广官话谕旨颁出的同一年，雍正低调地颁发了另一道谕旨，规定鸿胪寺朝会上唱赞的序班官员，只录用“直隶、河南、山东、山西四省生员”。尽管雍正并未明说究竟要推行哪一种官话，然而他用实际行动揭示了自己的偏好——以北京官话为代表的北方官话。 宋元以来，中国通行官话发展为南北两支。南方官话以当时的南京为基准，北方官话则主要流行于华北地区。当时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冠绝全国，这也让南方官话大受欢迎。从明朝到清中叶，中国通行的官话，是一种以读书人口中的南京音为根基的语言。 尽管元明清三代相继定都北京,然而政治中心的转移，并没有让北方官话迅速获得优势。不过，在首都地位的加持下，北京官话的流行度仍越来越高。雍正皇帝的官话推广运动，对北京官话的提倡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谕旨颁布后的一两年之内，北京官话的地位和普及率被大大推进了。 到了晚清时期，融合了南北两系官话的北京话流行度越来越高。清末民初，北京官话渐渐具有了通用语的风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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