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和音乐一样，让人们的情绪找到共鸣，得到宣泄和抚慰；小说则让人们获得更多的生活经历，向前向后延伸了人们的生命和思考，让人们的生活在多重时空叠加下充满地层般的时空维度。道儒名墨杂纵横，农阴阳法小说家。这小说家在十家之末，九流之外。流者，水之奔也，有浩荡之势，以喻百家博学哲思，甚为妥切。小说家多为稗官，以轶事奇闻、街谈巷语造小说之言，无儒墨之论、阴阳之气、名物之辩、纵横之势，但以呈上览，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小说家不入流，我呼之为“非流小说”，但内心甚喜见之。 然小说家之说不传，《汉书·艺文志》仅辑15家之目。但诸子篇章中取事象以喻理，不乏小说元素，比如《庄子》中“庖丁解牛”“运斤成风”，《论语》中的“巧言令色”“宰予昼寝”等篇文字。读《世说新语》《笑林广记》，对小说家之撰，亦可见其大观。 记得今人贾平凹也曾把玩过虞初文字，总名“笑口常开”，极尽幽默，读之兴味稠然。但当年《人民文学》是把《笑口常开》作为散文发表的，我以为把它放在小说版面里发表，倒是能诱使读者探看小说的源头。以《世说新语》观之，虞初文字当是极简练的笔录，叙事的勾勒和描写的点厾都少见，三言两语的篇幅里实在难以经营文学。这虞初文字因而具有很强的叙事扩张能力。现在报纸上的一句话新闻和几十字的简明新闻，似乎提示着虞初文字的古旧形态。 诸子小说经过叙事的扩张，就演绎出了后世的传奇和话本小说。不过那种类型的小说都只具有故事形态，叙事的扩张旨在让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地延伸开来，就出现了《红楼梦》《悲惨世界》这样深刻探究人性并富有叙事学意义的巅峰之作。人性是极其复杂的东西，它的无限丰富性，给不同手法的叙事提供了不可穷尽的空间。 我最初读的小说当然不会是语录体的虞初文字，而是叙事空间充分扩张的小说。那时小说也断不是“非流”这般不堪，而是被推上了政治附庸的地位，小说家也可以有极高的荣誉度，甚至读者也可以因为即时读了当红作家的小说赶了风气之先而颇为自豪。几十年前我尚处幼稚时期，读小说的兴奋点大都落在“好人”“坏人”的简单概念上。读“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红楼梦》，因好人坏人的概念过于复杂，关注点就仅落在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的爱情悬念上而罔顾其他，实在是浪费了曹雪芹的旷世才情。现在想来，那种状态是不能叫做读小说的，或者说，那时我还远没有相应的认识能力和鉴赏水平去读小说。但从家里到学校，马当路上来去，都爱在胳肢窝里夹本小说，我赚得了“嗜读小说”的名声。 不管诸子时代愿意与否，被深层扩张了的现今小说早已是文学体裁中人们阅读的主流品种。诗歌和音乐一样，让人们的情绪找到共鸣，得到宣泄和抚慰；小说则让人们获得更多的生活经历，向前向后延伸了人们的生命和思考，让人们的生活在多重时空叠加下充满地层般的时空维度。现在的小说就只是具有“人学”意义的纯粹小说，但小说的魅力恰是有增无减。小说的叙事手法和叙事态度在关于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人和命运以及人和人关系的哲学关照下，呈现出极有张力的形态和色彩，小说家整体呈现的哲学气质让读者着迷，他们的优秀叙事让读者得到震撼。 这种震撼，多年来我先后在路遥的《人生》、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余华的《活着》、丁捷的《依偎》等具有标杆意义的小说作品中多次感受到。高加林在固有社会结构中挑战自身命运无功而返，展示了人生挣脱和折返命题中的复杂情感和思考；张承志对于“北方的河”的深度描写是在赋予小说中“他”蓬勃的生命以不朽的灵魂，是“天人合一”精神形而下的诗意呈现；福贵的故事给我们演绎了人类的另一种悲剧，他那善良本分、可亲可爱的儿子有庆、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外孙苦根因病或因意外事故先后死去，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剔除仇恨元素，因而具有了普遍性和深刻性的悲剧；丁捷则是把爱情放在了性、人生、生命的环境里演绎，在“依偎”淋漓尽致的甜蜜里植入了凄美醉人的哲学境界。这些作品都在各自题材领域里做到了极致，也让后来者几乎找不到试图超越的空间。 由于一大群杰出作家的坚实存在，当下小说正层出不穷显示出它的整体魅力，甚至吸引着散文界和诗歌界的作家跨界写小说。这看来和当下小说中的叙事觉醒及其深度扩张，更易于携带作家的深度人文思考，创作心理也更为淋漓酣畅有关。一大批极为重视文字张力的小说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出他们千姿百态、摄人心魄的叙事自觉。我的阅读时时为当下小说所俘获，因而正心安理得，继续不断地享受着阅读赐予的无与伦比的震撼和快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