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檄文，一般指一些公开声讨性的文章。古时候战争的作战双方，为揭露和批评对方的恶劣行为，表明自己是正义讨伐，也为鼓舞士气和凝聚民心，经常会在大军出征前发布声讨檄文。这在《三国演义》中经常见到。古代留下的檄文很多，如有《讨王莽檄》、《讨曹操檄》、《朱元璋奉天讨元北伐檄文》、《李自成檄明臣庶文》等。 晚清曾国藩为对付太平军而编练湘军，当湘勇即将练成开赴战场之际，曾国藩也要写一篇檄文，他要堂堂正正的讨逆，他要轰轰烈烈的建功，他要写一篇比骆宾王《讨武曌檄》更有文采、更有气魄的檄文！
提笔，反复斟酌，涂来改去，最终完成了这篇《讨粤匪檄》。檄文中他先是揭露了太平军起义以来的恶劣行径，将太平军痛骂了一顿。然后他开始以孔孟的儒学伦理使勾起读者的共鸣，然后又揭露了太平军捣毁孔庙、焚烧儒学典籍等事来激起读者的公愤，然后顺势说到自己是“奉天子之命”讨逆，目的是卫道保教，然后又说了一些鼓舞士气、表决心的话。 这样一篇构思和行文都堪称完美的檄文，按说无论是在战争的实用性上，还是在文学史上，都是一篇被广为传颂的“名著”。檄文发布后也是被四处张贴，弄得人人皆知。但是随后却引来了一些人的非议。其中之一便是名士王闿运，当他直接找到曾国藩，明确指出其中两点不当： 1、此前太平军已发布过檄文，说满人是夷狄要“誓扫胡尘”，曾国藩再发讨逆檄文应该针对此内容进行声讨，但曾国藩却绕过了它，而谈一些孔孟人伦，显得力道不足； 2、曾国藩把出师目的说成是“卫道护教”，而非“勤王”旗号，这样置皇帝、朝廷于何地？容易落人口实！
王闿运说的没错，事实上这篇檄文发布后不久，朝廷便有人开始议论曾国藩的初心，本来满清朝廷对汉人就一直严加防范，现在更加剧了其对曾国藩及湘军的戒心，这也为曾国藩及湘军的最后结局埋下了隐患。 但其实曾国藩不是没想到要针对太平军的夷狄之说进行反驳，因为都是华夏版图之内，这种说法明显就是地域歧视，但这方面不太好措辞，于是就避开了这个问题。而曾国藩本就是文人带兵，在他的思想意识里，孔孟之道、儒家学说对人心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从这一点来争取人心，一定能够激起天下读书人的共鸣，而且他也比较擅长写这方面的内容。这样他的旗号就成了卫道护教了。 对于王闿运所提到的这样会引起清朝廷的戒心，这一点他或许真没想到。但我们细细想想，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卫道”的旗帜确实比“勤王”要更能鼓动人心。 太平军所在的地区都是江南，在江南汉人居多，汉人确实对孔孟之道的在乎程度要远大于对清朝皇帝，毕竟皇帝远在北京，天高皇帝远。另一方面，江南文人是曾国藩要重点笼络的，湘军就是文人集团领兵，争取到文人也就占据了舆论上风。再者，当时清朝已经腐败多时，普通百姓对朝廷的好感已经所剩无几，不然也不会有太平军，打起“勤王”的旗号，根本没有号召力，反而人们更愿意加入太平军。
我认为曾国藩也一定想到了这些，相比于清朝廷的猜忌，争取人心壮大队伍以赢得战争的胜利更重要。清廷对汉人防范已久，即便他打“勤王”旗号也无法避免的被防范。况且此时此刻，即便清廷要防范汉人，也需依赖汉人，所以“卫道护教”旗号所带来的利，要绝对大于清廷猜忌、防范所带来的弊。 所以不同于以往，他选择了打“卫道护教”的旗号，这是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世上没有完美的事，曾国藩的斟酌再三写出的檄文也不可能完美，要想成功就需权衡利弊，懂得做好取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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