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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洪秀全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一仗会打成这样。 咸丰十一年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 1861年) 九月, 太平军破绍兴、诸暨,但是在试图彻底掌控这一地区时，太平军却在一个叫包村的小地方遭遇了当地民团的顽强抵抗。 未来扑灭包村的抵抗，太平军先后6次出兵，最多时出动5王，10万兵，6次征战共计损失士兵上万，结果却是包村地方武装乃至普通百姓都在一个叫包立身的富农（算不上地主）领导下与太平军做着顽强的斗争，当太平军于同治元年集结10万大军终于击溃包村地方武装的抵抗时，包村百姓以一种与村子共存亡的态度与太平军血战到底，最终几乎全部战死。包村之战，太平军损失将士上万，收益几乎为零。而包村之战只是无数次地方民团对抗太平军的战斗中的一次，某种程度上说，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地方民团成为了除清廷的八旗、绿营正规军（其实最没用的就是这帮正规军），与湘军、淮军等地方军之外另一股重要力量。  地方团练，不可忽视的地方力量在中国长达2000余年的帝国时代，虽然统治阶级以复杂的官僚体系能够将意识下达到社会基层，但是由于技术限制，最高统治者皇帝将指示命令直接传递给每一个百姓依旧是不可能的。于是，“皇权不下县”几乎成为了统治者们的共识，最高统治者皇帝通过复杂的官僚体系完成对于最低至村县一级的单位的管理，而对于最基层的村县一级单位，其内部人士则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治权。 太平天国以流动作战的方式一路攻城略地，控制范围越来越大，但是要完成占领区的真正统治，则必须让村县一级的百姓服从他们的意识。若想彻底做到这一点，其实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做法就是绕开乡绅与百姓直接对话，太平天国也曾经做出过相关尝试，他们通过“讲道理”的方式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但也同时传播他们的宗教思想。然而，由于战事需要，以及思想的局限性，太平天国的所谓“讲道理”的结尾项目大多都是收取农民的钱粮，所谓“道理”则更像是一种为了收钱而找的借口。  于是，太平天国的统治阶层仍然免不了要借助村县的实力派人物来完成对于村县间接统治的老路，这样一来，他们又不得不去拉拢乡绅这一特殊人群，迫于太平军的武力，大多数乡绅在帮忙收税等方面还是愿意配合，但是在组织乡勇、团练帮助太平军对抗清军方面，这些士绅们积极性并不高，这些士绅们招募的团练并没有在对抗清军中起到多大作用，反而，在清军与太平军的拉锯战中，屡屡对清军产生助力，当清军欲对太平军的占领区发起反攻时，这些团练又屡屡为清军刺探情报，提供物质，有时也直接参与作战。而一些实力较强的团练甚至可以不依赖清军，直接与太平军正面对抗，可以说，在对地方团练这部分武装力量的争取上，太平军完全失败。 团练组织者士绅的目的，保家甚于报国作为地方实力派的士绅阶级，他们对于太平军的自发抵抗，大多出自一种保护家乡的目的，而所谓报效清廷或许也构成他们目的的一部分，但绝不是主要部分，地方民团组织的行动有着很强烈的地方性，时常带着一种“只报家乡平安，不管外地洪水滔天”的意味。  在经济相对发达，士绅阶级对于村县统治也较为成熟的江浙地区，士绅们组织的地方民团成为了对抗太平天国的有力力量。戴熙、邵灿以及王履谦三人都是地方士绅出身，在太平军势力范围到达其家乡时开始积极组织乡勇对抗，而且，由于其组织民团规模较大，被清廷封为民团大臣，但是，这些士绅并未因为这些受封而对于清廷感激涕零，他们的行动依旧大致局限于自己的家乡及附近地区。清廷官员也认识到只一点，他们评价组织成规模团练的士绅王履谦：
可见清廷也将以团练对抗太平军当做一种权宜之计，只是因为当时情势危急不得不用。 而村县中的百姓愿意参加乡勇而非太平军，主要是因为士绅阶级以捐粮救济饥民的物质方式和以儒家思想教化村民的思想方式相结合的方式以拉拢百姓站在自己的一边，再加上同宗同族的血亲纽带，这些方法往往能够让更多的百姓站在自己的一边。 中国人普遍有一种家国观念，在前现代化社会的古代里，人们对于家的重视程度往往远超过国，而太平天国运动大幅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冲击了他们的传统观念，这些都给了当地居民跟随本地士绅对抗太平军的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造成的一大影响就是使得地方势力做大，而这种影响在其灭亡后依旧持续存在，以至于后来发展到胆敢公然抗命与外国人签订东南互保条约，这一切的起源都是太平天国运动让各地方的势力派拥有了更多实权。 太平天国的理论困局其实，太平天国如果真能做到其承诺的“均田”，他们就完全可以绕开士绅阶级而直接与百姓对话，但是由于这一最终的理论构想最终没有大面积实施，太平天国的的统治就仍然要走依托士绅统治百姓的老路，而太平天国的的理论又与一直以来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士绅阶级有着天然的对立性，可以说，这种尴尬的对立在当初洪秀全确立拜上帝教的理论基础时就已经注定了。 其实，并不能说拜上帝教的理论体系完成是太平天国运动的绊脚石，其在起义之初，这些理论对于其势力的迅速做大有着巨大的助力。  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之前一段时间内，两广地区天灾不断，朝廷官吏处处盘剥，宗族械斗十分严重，这些原因造成了大量百姓流离失所，成为无家无业的流民，这些流民生活的困苦可想而知。 现实生活越苦，人们往往对于没有生活越期待，于是，拜上帝教的所描述美好的“天堂”就成为了一个人们向往的对象，在这个时期，为了方便理论指导起义，洪秀全其实对基督教理论中死后的“天堂”进行了一定的较大的改变，其称死后前往的“天堂”为“大天堂”，而民间还有一个均田免粮的“小天堂”，而拜上帝教徒的任务则是在人间实现“小天堂”，而后死后前往“大天堂”。这样的理论不但为流离失所的灾民们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愿景，以制定了明确的行动纲领，是拜上帝教能在短时间内凝聚人心和力量的重要原因。  但是，尽管洪秀全根据需要对于《劝世良言》作出修改，拜上帝教理论仍然是脱胎于基督教的理论体系，而基督教的理论特点就是“一神论”，正如《圣经》所说：“除了我，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一神论的理论体系从正面讲是能够带来更大的凝聚力，对于统一拜上帝教中教众的思想有着重大作用。但是，这种一神论的理论又有着太强的颠覆性，使得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们难以融入于拜上帝教的人群中。 拜上帝教的颠覆性理论在最初对于起义是有积极作用的，灾民们在走投无路时往往容易寄希望于超自然力量，而拜上帝教的天父上帝则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救命稻草，而拜上帝教将其他宗教的神都称为“偶像”，拜“偶像”又是拜上帝教理论中非常错误的做法，这些理论会与灾民们烧香拜佛而生活依旧困苦的经历想吻合，让人们相信，之前的生活之所以困苦，是因为其错误的崇拜了“偶像”。而拜上帝教毁神佛之象的做法，又很大程度上能够得到那些原本在传统乡村生活中被边缘化的穷困百姓的支持。 但是，凡事皆有两面性，毁神像的举动在容易获得乡村中别边缘化的百姓的支持的同时，也就容易造成在原本的乡村治理体系下能够获得正常生活百姓的反对。而由于孔圣人也被拜上帝教列为“偶像”的范畴，孔庙常常在太平军的占领区也不能幸免，而对于有着两千多年的尊孔历史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来说，这是一件绝对不能接受的事。而这一切就为太平天国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伏笔。 “我们”和“他们”人类的一切战争能够发生的前提在于区分了“我们”和“他们”，完成这种区分后，才能组织“我们”对于“他们”进行打击甚至杀戮。于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就在于联合了更加有力的“我们”，而孤立了无力的“他们”。 在冷兵器时代，参战人数多往往就意味战斗力强，于是，对战双方都应该想方设法联合更多的“我们”，而孤立一少部分“他们”，太平天国起义的前期，在这方面做的不错，他们在以宗教纽带聚集起了一定数量的支持者后，马上抓住了清廷统治者的天然软肋而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区分了“我们”和“他们”：清廷统治者的核心领导层由满人组成，而广大的汉人构成了被统治者，于是，以民族来区分“我们”和“他们”是最有利于太平天国的区分方式。于是，起义不久太平天国就发表了《太平天国义军奉天讨清檄文》。  这篇檄文语言通俗易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百度，真是把满清骂的体无完肤），而檄文的内容提及太平天国的政治主张的不多，大量篇幅是在痛斥满清入关时毁汉人衣冠，坏汉人传统的暴行。这篇檄文的行文布局之安排足见太平天国领导者的用意，如果大部分人认同了满人汉人的区分方式，则太平天国推翻清廷将易容反掌，但结果大家知道，站在汉人这个大多数人立场上的太平天国失败了，这其中原因如何解释呢？ 其中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太平天国自身理论的矛盾性，既然太平天国希望以满人和汉人对全国人进行区分，那么其领导起义的目的就应该是消除一切民族不平等政策，恢复汉人衣冠和传统，但是，太平天国的指导思想又包含了很多基督教的理论，而基督教的理论中又有部分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悖的内容，最尴尬的是，这部分内容还被太平天国很好的实践了，太平军在统治区毁孔庙，占祠堂，这对于中国人尊孔敬祖观念的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古代中国的读书门槛相对于其他国家较低，而因为科举制度下，读书真的给了一些人改变命运的机会，这就导致了只要家庭条件允许，大多数人都会让子女读书，这就造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从小读遍孔孟之道的知识分子们很难接受太平天国的理论，在他们眼里，相比于满清政府，太平天国对于传统文化的破坏更甚。所以，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提出：凡读书人，都应该积极对抗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理论的矛盾性使其在与曾国藩为首的地方地方军的理论对抗中，处于下风，这是太平天国在创立拜上帝教理论体系时就埋下的种子，这颗种子日后成为太平天国解不开的死结。这个死结伴随太平天国一生直到灭亡。 失落的天国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为依托，自金田起义以来获得了大量流民的支持，其所描述的“人人平等，天下之田，天下之人同耕”的人间天堂也是中国人民心中的理想国。为了这个理想，很多人愿意跟随洪秀全抛头颅，洒热血，摧毁旧世界。 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不断取得战果的过程中，人们却失望的发现，穷人并没有分到赖以生存的田地，底层人民也没有得到与统治阶级平等的权力，唯一改变的就是生活方式：以前是祭祖，拜神佛和孔圣人，而现在是唱对于天父赞美诗。 换句话说，人民不但没有得到实际利益，还必须丢掉自己的文化和习俗。天国的最后只剩下那些对于民众而言并无太大意义的赞美诗与祷告。 无法兑现的承诺让天国的统治基础不断动摇，而由于其理论体系。天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 人间天堂终成泡影，失落的天国徒留下一声叹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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