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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方，因长时间等候，甚至有家长打市长热线投诉，愤怒的质问为什么医院不多安排几个医生值班。 同时，另一边，在很多医院的群里，已经被折磨的濒临崩溃儿科医生们，也在情绪激动的抱怨令人不堪重负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哭诉自己遭受的家长各种不理解乃至侮辱责骂。 其实，今天发生的一切，早就在很多人的预料之中。 3年前，我在一篇《医改，请听一听一线医生的声音》的文章中，我明确写道：高强度的工作，低廉的薪资，没有安全感的环境，医疗群体士气低落，人心浮动。这一方面导致大量优秀学生不愿意学医，另一个方面导致了医务人员的大量流失，同时也严重降低了医疗行业道德水平。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儿科和急诊。------如果这种现象不尽快改变，中国医疗体系的崩溃是早晚的事情。 2016年，即使将助理医师计算在内，我国在册的儿科医生数量，也仅有11.8万人，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而美国为1.46人。 换句话说，如果按照美国标准计算（美国儿科医生同样短缺），中国儿科医生的缺口至少20万人。我们现有儿科医生数量，仅有实际需要量的三分之一。 就算我们降低一下服务标准，把20万缺口缩减到10万，中国依然至少需要把现有儿科医生数量翻番才可以。 事实上，即使我们的儿科医生数量和美国持平，医生的工作量依然要几倍十几倍于美国同行。在欧美，绝大部分普通疾病都是由家庭医生和全科医生来解决，只有少部分危重复杂患者才需要至儿科专科就诊。而中国没有这样的缓冲，哪怕最普通的感冒发烧，家长也要带孩子去三甲医院看儿科专科。 更为严峻的是，儿科医生不仅数量不足，还后继无人。儿科，尤其儿科急诊，已经被医务人员视为畏途。很多三甲医院儿科招聘竟然遭遇零报名。 同时，儿科医生流失严重。从2011到2014年，中国儿科医师流失人数为14310人，总占比已经超过了10%。其中，作为主力军的35岁以下的医师流失率为14.6%，为所有年龄段最高。 一个更为严峻的事实是：随着国家全面放开二胎乃至将来全面放开生育，对儿科医生的需求在未来几年会出现爆发式增长。但是，培养一名合格的儿科医生，至少需要5年的大学教育和5-10年的临床历练。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现在立即采取各种强力措施去培养儿科医生，也至少需要10年时间才能形成有效供应。 可以断言：10年之内，儿科医生极度短缺的矛盾，只会越来越严重。 对于那位愤怒的打市长热线质问为什么不增加儿科值班医生的家长，我只能无奈的说：市长不是孙悟空，他没办法拔根毫毛给你变出一批合格的儿科医生来。 市长不是，省长不是，卫计委领导也不是。 至少十年之内，中国的孩子、家长以及卫生部门只能在儿科医生极度短缺的窘境中，苦苦煎熬。 出来混，欠的总要还的。 都说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中国儿科医生短缺问题，即使我们马上着手解决，也要十年之后才能见到成效。 但遗憾的，我们的主管部门，至今没有打算去补牢。或者说，至今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去补牢。 儿科医生为什么短缺？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无非两个：钱不够；心伤了。 孩子无法表达或者无法准确表达，幼小的身体对疾病承受能力差，血管纤细输液治疗困难，疾病隐匿且进展迅速。这使得儿科患者尤其是低龄婴幼儿患者的诊治难度远高于成人，医务人员压力比其他专科要大的多。 压力大，收入却低。婴幼儿患者药物用量小，2015年全面取消“以药补医”之前，一个体重10公斤孩子的用药量最多只有一个成年人的四分之一。同样的工作量，儿科医生的奖金只有其他医生的二分之一。在取消“以药养医”之后，由于很多地方补偿机制不到位，儿科医生的经济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恶化。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造就大批小皇帝，家长在带孩子就诊时候往往情绪焦躁冲动。导致儿科尤其儿科急诊，成为涉医暴力最高发的科室。而中国部分警方长期秉持“不能把医患矛盾转化为患者和警方乃至和政府矛盾”的方针，长期渎职枉法，对涉医暴力包庇纵容乃至不闻不问，使得儿科医务人员工作环境极其恶劣，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长期得不到保障。 在不久前的恩施来凤医闹事件中，医闹停尸医院，打砸科室，侮辱威胁医务人员。而在场的政府官员和警察，却始终不肯采取有效措施恢复医疗秩序，最终导致科室停摆，数十名患儿被迫连夜转移。 来凤事件中警方的表现绝非个例，而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在中国，医生被打后极少能够讨回公道，只要有一个简单的防卫动作就会被警方认定为“互殴”。至于没有动手的单纯辱骂，警方更是根本不会管。 在这种情况下，又累又苦又穷，还要时不时挨打挨骂。这种工作环境下，谁乐意去做儿科医生？谁乐意去出儿科急诊？ 要从根本上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问题，办法其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两点。 第一点：建立对警方和政府官员的追责机制。强力约束各级政府部门和警方认真执行总指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尊医重卫”的指示，严厉打击涉医暴力，维护医务人员合法权益，坚决刹住伤医辱医的歪风邪气。 第二点：以简单有效直接的方式快速提高儿科医生尤其儿科急诊医生的待遇。比如将急诊挂号费提高20元，然后将这20元一分不少的付给出诊医生。这样，医生一天看100名患者，就能有2000元收益。会大大增加医生积极性和儿科的吸引力。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有关部门，对工作环境和经济待遇这两个最核心的问题，始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 他们采取的办法是什么呢？降低儿科门槛，降低儿科职业医师考试及格线，让内科医生去内科出诊，等等。 我对中国医疗主管部门的行政管理能力从来没有太高的期望。然而，几天南方某大城市卫计委的一纸通知还是刷新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不得”，“严禁”，“要保证”，“尽快开设”------ 整个通知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对儿科医生的关心，看不到任何为一线儿科医生提供服务和保障的的意识和态度，更看不到任何对已经处在崩溃边缘的儿科医生的的经济激励和人文关怀。 不是想方设法分流患者减轻医生压力，不是努力为辛勤工作的一线医生提供更好的安全保障，不是为医生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提供经济回报激励。 而是各种措辞强硬粗暴的“不得”，“严禁”，“要保证”，“尽快”。鞭打病牛，杀鸡取卵。 中国医改，多年来没完没了的折腾医院折腾医生。怎么就没人反思一下，中国最廉价最便利的医疗体系，是如何被管理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就如同不久前的控费问题，一个看似正确的决策，是如何被我们各级部分给搞成一场鸡飞狗跳的闹剧的？ 我们的医改，要不要先从提高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能力和服务意识开始？ 中国儿科医生的短缺程度，工作强度和疲劳程度，下这个通知的部门领导真的就心里没数吗？ 或者，你们真觉得自己是“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真觉得自己能够“拔一根毫毛，变出猴万个”？ 你们真以为自己发一个措辞强硬的文件，写几个“不得”“严禁”，就能和猴哥一样凭空变出一大批经验丰富的合格儿科医生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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