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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人诗文里，大概没有像刘禹锡永远表现着朝气的风格吧。 刘禹锡政治的辉煌当属“永贞革新”时期。这期间，刘禹锡得幸于王叔文，王叔文称其有宰相器，很倚重他，朝廷大议，多和刘禹锡及柳宗元商议。刘禹锡积极用世，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他与柳宗元是好朋友，又是同年进士，政治理想和目标也一致，故而相善。王叔文因善对弈得幸于唐顺宗。唐德宗去世后，唐顺宗即位，围绕在顺宗皇帝周围的这班文人集团，立志要对当时颓废的唐王朝进行一番改革。于是在皇帝的支持下，以王叔文、王伾、刘禹锡和柳宗元为首的政治集团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然而，当多病的唐顺宗被迫禅位宪宗皇帝后，持续一百四十多天的“永贞革新”便宣告失败。改革的后果是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先被贬为连州刺史，途至荆南，加贬为朗州司马。社会的框架依旧未被动摇，刘禹锡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涯却开始了。 周易，行书，刘禹锡《陋室铭》 作品尺寸：46×35cm 周易，行书，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 作品尺寸：34×34cm 身居江湖，心念魏阙，早年儒家的教育促使他保持着出仕之心。终于，十年等来了皇帝的诏书，朝廷毕竟没有把他忘记。一朝回到魏阙，满眼看到的都是意得志满的新进，政见的不同本已让他在朝廷难以立足，心中的不平尤使得他不得不对他们以刺讥，诗是他发泄胸中块垒的调剂，这便是《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本来当权派就不喜他，他的讽刺诗一经被他们看到，他的再次被贬便也顺理成章。政治抱负一旦又成泡影，诗歌的创作便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既无案牍劳形，他可以自由深于闾巷，接触当地民歌。当地的民歌多俚词，刘禹锡依屈原作《九歌》的传统，由民歌的特质入诗，删俚存雅，创作出被黄山谷认为“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的《竹枝词》，如出浴少女，清新自然，纯朴甜美，极富生活气息。 周易，行书，柳永《戚氏》 作品尺寸：137×34cm 隐居和出仕是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两条出路。假如刘禹锡选择前者，无疑他将过着“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平静生活以终世，不会有后来的磨难，更不会有他的诗歌那种常读常新的激励精神。 当白居易还在为他“二十三年折太多”的遭遇抱不平。他却“暂凭杯酒长精神”，好似没事人一样。他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他还说“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好像在鼓励白居易，好像他才是遭贬谪的人。刘禹锡实在是一个乐天派。 然而“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刘禹锡遭受了不平，他鸣了，但他鸣的不是自己的不幸，他鸣的是对待不幸的心态，一个压迫者的呐喊。我们说人如其诗，了解了他的遭际，我们真可看出再没有比刘禹锡更适合了。白居易说：“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豪”不就体现他人与诗的一致性吗？ 周易，行书，舒亶《虞美人·寄公度》 作品尺寸：33×33cm 我们说岁月会把一个人的棱角磨平，对刘禹锡，贬谪更像一块磨刀石，却把他磨的棱角分明。当他再次返回京师，第二次游玄都观后又写下一首讽刺诗《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次，刘禹锡不光是讽刺，讽刺之外，还有稍许幸灾乐祸，他怎能不高兴呢？他有理由高兴。他回来了，胜利了，那些把他贬谪外地的当权派现在都不知哪里去了，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 刘禹锡晚年偃蹇寡合，以文章自适。他是孤独的，没人理解他，他是高傲的，骨子里的高傲，没人靠近他。在贬谪的岁月里他没有逃避，没有抱怨，而是以更有力的心态对待之。如此乐观豁达的心态，在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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