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准备写一首篇幅较长的诗时，一切视写作的需要和感觉而定。驾驭、组织它们时，较大的困难会是你的写作有时不会随着你的计划而行，有时，是灵感随时在变化，你得顺应这种时候。我总是在感情冲动之际动手写作，但最终是在冷静理性状况下完成它。
2 我发现：在一个封闭空间和一个特殊时刻，人是最松弛的。也是最真实的。这是对人性洞察和描摹的最佳角度。我不会对善恶、美丑、强弱这些主题弃而不顾，但也不会简单地作道德审判。人性的弱点，密友的缺点，因其复杂而更具魅力。更可从中发现最深沉的诗意。这样的题材吸引我，挑战我，也引导我去克服对写作的无聊感。
3 你既希望保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写作风格的魅力，又想在此基础上开辟出新的写作可能。而这种你已经习惯了的思维和风格会如影随形地附着于你。一个人不去复制别人很容易，可不复制自已则很难。尤其是这种个人风格演变成集体风格时，怎样保持自已“独特的声音”更是一个考验。
4 这也是我心目中的“大诗人”的标准和境界。也说是说：超越一切现存概念；超越大或小、长或短、新或旧这样的概念；但又能将这些概念全部融入自已的作品中。在克制中得寸进尺；在尺度里天马行空。
5 世界上每种语言，都有对于这种语言的极致的探索和抵达，要去触碰那个边界。我觉得任何一种写作都有其可能性，我写这首诗就是探讨长诗的可能性，不管成功失败，它都有一定的意义。
6 我在探寻长诗写作的可能性、形式上的可能性。如语言上能否创造出新的范式。我有意让段落有的很长，有的很短。也有意使用古典诗词里的‘用典’。我想试验一下各种形式的语言的可能性。
7 理科的训练带给我在创作中一种有意无意的“理性与逻辑思维的控制，反映在写作中就是写作的分寸感，能够对于一泻千里的感情加以节制”。
8 我对于诗中对于标点符号的运用并非不重视，只是在诗句转行中，我更多地考虑音韵的需要。至于节距，我基本出于对一气贯通的气韵的考虑。
9 我诗中的背景其实并非刻意设计，它们总是与我想要表达的题材有关。比如《周末与忙人共饮》《重逢》或《乡村茶馆》，以及《盲人按摩师的几种方式》这些诗，也都是一种当下情景，甚至与“有源头的文化心理”也离得甚远。这是因为我写诗的题材是多变的，我所诉诸的情怀、我关心的问题、我着意刻画的某个背景都是多变的。
10 用典与否并不构成界定一首诗好坏的标准，用得怎样才是关键。词藻典故当然是容易生滥，但用到绝处，反而生出新意，出人意料。说到新诗，最重要的也并非用典一类的问题，而在于新诗怎样去接续传统诗歌的精髓、又与时代相融合。
11 时代是变化着的“势”，对时代的描述也在变化中。今天的诗歌创作，必然带有今天的气息，连同当代诗的尴尬，连同城市化对诗歌写作的伤害，连同诗歌所处的这种边缘位置，都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一部份，也散发着这个时代特殊的诗意。端看我们怎样的去表达和认识它。
12 诗歌它应该没有任何的约束，你有东西可写，你可以写得很长；你如果觉得在很短的长度上就能把所有的感情表达出来，那么也是可以的。我觉得不可能是一个长度能够决定一个诗歌的好坏。
（根据翟永明访谈整理而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