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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允芳，丰县人，文学博士，散文作家。现居南京。在《中国作家》《作家》《上海文学》《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等期刊上发表多篇历史散文、小说及当代文学评论。其中，21万字的博士毕业论文《寻根·拔根·扎根——九十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流变》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多篇历史散文、文学评论被转载并获奖。为江苏省广电总台、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20集大型纪录片《江南文脉》总撰稿。 历史是过去时，但历史从没有真正远去。在许多古人的身上，甚至表现出连今人都难以比及的现代性，他们的精神不仅远远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也烛照着今天的世界。苏轼即是一例。 作家刘小川曾经谈及苏东坡的现代性：“他几十年担当世界，先天下之忧而忧。他身上所体现的正义、公平、博爱等普世价值，我们应当弘扬和传播。他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任何时代的普世价值。”他用一组排比句，激情评价苏东坡“是大文豪，是法国《世界报》评选的全球十二位千年英雄之一，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庞然大物，是热血智者，是宋代第一勇士，是比现代人更为现代的生活大师……和苏东坡这样的人相比，我们才像古人。当我们作古千百年以后，苏东坡三个字还会闪闪发光。” 而所谓现代性，自然是以人的价值为本位，是对民生多舛的悲悯体察，对公平正义的顽强坚持，对生命尊严的悉心守护，还是知识分子对其自身在历史和现实中所担当扮演的角色的自觉认定。但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与过去、传统的割裂与绝决。美国的社会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曾经提出：从历史学角度，现代性标志着一种断裂和连续的统一。哈贝马斯更是把现代性理解为“一项未竟的事业”。因此，现代性不仅与传统所代表的“古代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更因着这种精神文化的血脉相传，而对“未来性”也能提供长久有效的滋益。 可，苏轼的现代性从哪里来？ 苏轼曾有“二年阅三州”的感慨。这三州，分别为颍州、扬州和定州。那两年，虽也有小人作祟，苏轼总体上是舒畅的。他马不停蹄地辗转各地，勤政爱民。苏轼留下佳话最多的，却并非这三州，而是杭州、徐州和密州。他在此三州，不仅是大诗人，还是勇于发出不同声音的政治家，更是建筑家和工程师，是造福一方的好官员。在杭州，他疏浚西湖，建造苏堤，治理运河；在徐州，他率领全城百姓抗击洪水，退水之后，亲手起造黄楼，希冀以土克水；在密州，他又亲力亲为，绘制、建造超然台，与万民同乐…… 但这些，还不能令人信服地推导出苏轼的现代性。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去世前题写的诗句。这诗更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的喃喃自语，读来总觉黯然。当时他正在奉诏北归的旅途之中，原本一路风光，其北归引起的轰动，似乎昭示着圆满的政治未来。所有人都相信，舟船行至汴梁，苏子必为当朝宰执无疑。但他不幸染病，途经江苏金山寺时，看到一幅当年画像，他不由回想汴京雅集时的神采斐然，并由此比照出今日的重病萎靡。他或许已经感到了大限将至，一时悲喜交集，忍不住在画上题诗，总结自己的一生功业。可他不说杭州，不说扬州，也不说徐州、密州和定州，他单单说了黄州惠州儋州。 今人评说苏东坡，对这三州说得很不够。 杭、扬诸州，苏轼虽小有起伏，却大体得意。而苏轼之成为后来文化意义的苏东坡，恰是因为他贬黜黄州惠州儋州后的十年不得意。因此，或许可以这么说，苏轼的现代性，正是自他成为东坡始。 是的，苏轼和苏东坡，我们并不能将这两个名字完全地等同起来。因为“东坡”二字，包含着更为丰富的生命内涵，是一个人从个体的政治忧患中转身，而投入到更为深沉的生命忧患中去。“东坡”，还意味着再大的苦难也斗不败压不垮的坚韧，意味着屡屡从烈火烹炙中获得涅槃重生的生命活力，意味着饱受波折摧残之下的烂漫情怀不减。这些，是不是足以颐养人类社会“未来性”之“现代性”？ 黄州：从诗仙到坡仙 1079年盛夏的一天，苏轼因言获罪。 此时他正在湖州太守任上，因遭王珪、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诬陷，谓其写诗“讥讪权要”。加之他不久前呈给皇上的《湖州谢上表》里，也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句子，明里暗里说了一些牢骚话。舒亶等人趁机穷追猛打，指斥苏轼“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神宗一时气不过，也想着给他一个教训。御史台得令，立即派了一个名叫皇甫僎的，带领一队人马前去捉拿太守进京。宋人笔记为我们还原了历史上的这一惊悚时刻： 皇甫等人，凶神恶煞般闯进府院，“拿一太守，如捉小鸡”，苏家上下几十口，“长幼几怖死……” 这就是震动朝野的“乌台诗案”。 有宋一朝，尚文抑武，文人的日子大体好过。但随着党争的日趋激烈，两宋还是发生过不少文祸，“乌台诗案”，便是三大诗案中的首起（另外两起为“车盖亭诗案”以及南宋的“江湖诗案”）。苏轼此时，虽已提前得到苏辙派人快马加鞭送来的情报，有了一点心理准备，但看到眼前公差严阵以待，心里还是未免惶怖，便请求允许自己和家人诀别。皇甫反倒态度缓和了些，告诉他：事情并不是想象得那么严重。苏轼这才心神稍安，跟皇甫一行上了路。 苏轼被投入御史台狱，宛如羊入虎口，形势凶险异常，营救方和陷害方，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儿，遭此案牵连者无数…… 苏轼一家全乱了套。苏辙为营救兄长，四处奔走，心力交瘁。苏轼长子苏迈，义无反顾撑起了这个家。他负责每日往狱中送饭，同时负有向父亲传递朝廷动向以及各方营救信息的重任，给父亲带去少许安慰。其间，苏轼在狱中受尽了李定、舒亶、张璪等人的凌辱逼供，疼痛使他每日呻吟不休。他自知凶多吉少，事难转机，便与苏迈暗中约定，如提早得知朝廷意欲判其死刑的动议，是日的饭食就改为送鱼。只是，为营救父亲，加之全家十余口人的花费用度，家里很快坐吃山空，苏迈只好出门借钱。他委托朋友给父亲送饭，却偏巧忘记嘱咐朋友切勿送鱼。可那天所送饭食之中，偏巧就有一条鱼。苏轼一看，以为是大限将至，这天晚上，他辗转反侧，怎么都睡不着，起身给苏辙写下了两首诗，算是诀——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柏台，即御史台，因御史台内遍植柏树而有此名。又因为院内柏树上长年栖居着不祥的乌鸦，又名乌台。可以想见御史台内不见天日的阴森潮湿。 神宗读了这两首绝命诗，感慨良久。他其实并不想杀苏轼，当初之所以同意李定他们那么做，也只是为了给所有反对他变法的人一点颜色。但现在事已至此，他苦于没有一个好的台阶下。最后，是已经二度罢相、且为苏轼“政敌”的王安石出面破局，他不喜欢苏轼，却惜才，于是上书问皇帝：“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一向喜欢诵读苏轼诗句的太后也向皇帝求情，说自己的诞辰将至，往年惯例都会大赦天下，但她这次只求皇帝赦免苏轼一人足矣。案子，这才终了。 苏轼死里逃生，贬黜生活却由此拉开了帷幕。他被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但“不得签书公事”。手头没有任何实权。 黄州，这是个不寻常的地方，我们实在应该记住它。正是在这里，苏轼开始转向，成为了苏东坡。 苏轼身后，跟着老老小小一大群，急待解决生存问题。太守徐君猷，破例把城东一块五十亩的废弃营地给了苏轼，是为“东坡”。“东坡”一名，记载着历史上一段真实的暖意。 一直好奇猜想，假使没有这样一块坡地，当年名动朝野的才士就不会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夫，历史上或许便少了“东坡”此人，而那将少了多少诗意，多了多少缺憾？ 无论如何，贬黜黄州，是苏轼生命中的第一次大的波折。他第一次跌到了人生的谷底。一切似乎也都变了样，“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原先的好友，在路上碰到了，竟以纸扇遮住半边脸，唯恐避之不及……好友亲人的冷漠疏离，对于重情重义好热闹的苏轼，恐怕最是难熬。他过去可是一直受着朝廷的恩宠和众人的追捧，目光也从来都是昂扬朝上的。而在这块贫瘠的坡地上挥锄耕作，却得目光朝下，凝神聚气……这倒有助于一个人向内省察，看到自己的内心。他不埋怨，不忌恨，从昔日诗仙安安稳稳着了陆，一变而成了“坡翁”。他安心做起了凡人。 因不能参与公事，他把自己放浪于山水之间，“扁舟草履”，“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渔樵言行鄙俗，却无恶意。所以他倒不觉得难堪，反而非常喜欢这种不被人识的乡野凡俗生活。 他有了大把的时间，开始捡瓦砾，盖雪堂，研究养生之道，研究美食，研究酿酒……忙得不亦乐乎。北宋贵族喜食羊肉，尤喜做“羊羹”，认为猪肉粗鄙，是下里巴人的食物。于是，“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真是可惜了！耕作之余，东坡便坐在灶前，潜心尝试，小火慢炖，终于煨出了鲜亮香糯的“东坡肉”，香飘四邻。他尤其善于拾掇穷人的各种地头菜，一经他手，都成了美食，成了名扬千古的文化奇观。 在田间地头，在灶火屋里，“坡翁”炼成了“坡仙”。 米兰·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这也是很多身处困境之人的解脱之道。“别处”，是一个能寄寓理想的遥远所在，能使人忘却营营。对“别处”而言，“此处”的现实生活是平庸琐碎的，也是忧患艰辛的。但“别处”实在是个坏东西，它类似精神吗啡，虽能暂时止痛，却让人意乱神迷，看不到眼前，忘记了当下。苏东坡不藏匿，也不“生活在别处”，他崇尚“此心安处是吾乡”，所以，他从不愁眉苦脸过日子，似乎什么时候都能自在自足地活在当下，从容吸吮品咂每一样不同的人生滋味。在他，这样的生活里有真意，亦有诗意。 遭人白眼冷落了，他却笑笑，写信告诉苏辙：“吾眼见得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 权贵为求避祸，不理他，他却意外收获了一大帮泥腿子的拥戴。他心满意足，夸奖自己：“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这话，唯东坡能说得如此坦荡自然！ “东坡”二字里，蕴含着怎样的饱满伟力？ 仕途滑坡，精神开始爬坡。物质的窘困，倒催生了丰富异常的东坡精神。“坡仙”的丰富文化内涵之一，便是这种逆境滋养磨砺出来的神性光辉。苦难能造成精神的萎缩，亦能造就精神的圣徒。五十亩的坡地足够开阔了，东坡目光也变得豁然开朗，他因宽容而从容，因从容而雍容。黄州，成了东坡最初的精神涵养地。 黄州五年，东坡不仅老农做得成功，厨师当得漂亮，诗书画也日臻精湛，作家刘小川解读东坡这一时期，说是他艺术创作的“井喷”期。此说一点不为过。他挥毫泼墨，留下的皆是惊世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浣溪沙》、《江城子》、《定风波》、《记承天寺夜游》…… 他的书法日臻成熟，最终位列“苏黄米蔡”，成了北宋四大家之一。金人后来灭北宋，四处掳掠珠宝巧匠的同时，还千方百计搜求苏轼的书法文集。 不单这些，东坡还在黄州收获了爱情。朝云之于东坡，不仅仅是寒苦相依的亲人，她更是一位难得的知音。东坡注重养生，每日摩腹，下人笑其一肚子文章，唯朝云透彻，她说：先生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惠州：从“帝师”再次黜落 “苏东坡”是个动词。 苏轼并非一下子成为了苏东坡。得意时，他是在朝的苏轼。失意时，他便成了在野的苏东坡。苏轼注定要用一生的跌宕，不断丰富“东坡”二字的内蕴。 黄州之后，在太后庇护下，苏子复出，一步步进阶，成了“帝师”，给小皇帝讲经。重现在世人眼中的，依旧是那个爱开玩笑爱讽刺才气横溢有担当的官场上的苏轼，他在朝堂上毫不让步，处处为民。他文名日隆，成了公认的文坛领袖，跟在他身边的“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和张耒，个个文采斐然。后来，又有了“苏门后四学士”，苏家庭院整天雅集宴饮不断，苏轼又重新过起了门庭若市诗酒酬和的官样生活。这样的日子却并不长久，老天似乎要有意淬炼他。被视为“女中尧舜”的高太后猝然离世，苏轼的好日子也随之戛然而止。 他被再次贬出了京城。 这次更糟，从政治前景看，几乎是一步步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泥淖深渊。 贬谪的路上，朝廷又连追几道圣旨，将他一贬再贬。幕后操纵者，是苏轼的昔日好友章惇。苏、章二人为同科进士，曾经相交极深，很多笔记史料都记载了两人交游期间的故事，笔墨都指向章惇惊人的胆量。后来因为对新法的政治歧见，两人渐行渐远。章惇也因为支持变法、残酷打击旧党人士而被《宋史》归为奸臣之列。但在乌台诗案中，他终究还是顾念到了一点旧情，听右相王珪等人在神宗面前编排的欲加之罪实在不像话，就当场予以驳斥，暗中救了苏轼一命。但章惇觊觎宰相位已久，他忌惮苏轼，深知苏轼在朝野内外的威望和魅力，怕他成为日后的威胁。 这次是更偏远的惠州。 苏轼脱去一身官袍，翻山越岭，艰难地走向民间深处。他又一次成为了苏东坡。 东坡精神的标志性内涵，是乐天。他刚刚落脚，便重拾自己的好心情。他给友人写信，以难以想象的乐观与幽默，戏谑道：“兄弟俱窜……”骄矜的文人，谁会用“窜”字来形容自己的狼狈情形呢？何况，弟弟子由一家受他牵累，一夜失富贵，此刻也和他一样，沦入了苦难之境！东坡乐天，真真不可救药。 一有时间，他又开始琢磨起舌尖上的味道。他这回“发明”了“东坡烤羊脊”—— “惠州市肆寥落”，全城一天只杀一头羊，好肉全都供给官宦人家了，根本轮不到老百姓的份儿。这却难不倒苏东坡。他给弟弟写信，沾沾自喜地介绍经验：“不敢与官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骨间亦有微肉，煮熟热酒漉，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牙綮……此虽戏语，极可施用。但为众狗待哺者不悦耳。”舌尖上的微肉，自然满足不了口腹之欲，却足以滋养达观阔朗的性情。 惠州有两件大事。一喜一悲。 和黄州时一样，东坡在这里依旧“不得签书公事”，但这不妨碍他为百姓做事情。惠州有河，当地人来往两岸，多少年来，就凭着一座破烂浮桥，每年都有溺水悲剧。东坡急了，要造桥，“助以犀带”。做官没了前途，要这官带何用？钱却远远不够，就写信动员子由一家。苏辙向来对兄长没二话，他回家就翻箱倒柜，把皇帝昔日“所赐金钱数千”悉数捐出。新桥落成之日，当地人喜极而泣，簇拥着东坡，“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可见其轰动。 悲的是，一路陪着苏子吃苦受累的朝云，病逝于惠州。 东坡为之大恸，写下一副六如偈，其上联为“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下联则为“如梦如幻、如露如电、如泡如影”。又在为朝云写的《墓志铭》中，赞她“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三年，忠敬若一……”朝云小苏轼26岁。才子佳偶，伉俪情深，留给后世文人无尽佳思。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曾这样写诗赞美过她：“美如春园，目似晨曦”。东坡更是难忘朝云的“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朝云其时仅仅34岁，他却失去了生命里这道重要的景致。 死者已矣，活着的，还得努力活下去。 一桩又一桩的苦痛，从每一个细节处都汇成了东坡力量。 儋州：从底层向上，逍遥放旷 苏东坡老是管不住自己的一张嘴，一杆笔。 可真要管住了，苏东坡也就不是苏东坡了。 到了惠州的第三年，“鸡犬识东坡”，他与当地百姓已是水乳交融，深得民众爱戴。东坡魅力之大，有诗为证：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小诗白描功底了得，一个轻手蹑脚的更夫形象跃然纸上。 世上还是好人多。 东坡万没料到，自己的这首《纵笔》为他带来更深的灾难。 小诗很快风靡，传入了京城。章惇轻哼一声：“子瞻还是这么快乐吗？” 新的贬谪随之而来……更远，更重。 赵宋开国之初，重文抑武。赵匡胤又在太庙勒石，给后代子孙留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也就是说，文人获罪，不致被杀掉，最严重的，就是发配偏远险恶之地。宋人把海南称作“海外”，那几乎是超乎一般人想象的极其偏远之地了。对于内陆人而言，这等活罪几乎无异于死刑。宋神宗曾因为用兵失利，准备斩杀一个官员，被宰相蔡确以“不得杀士大夫”的祖宗规矩给挡了回去，宋神宗退而求其次，说那就把他刺配到远方险恶的地方，时为门下侍郎的章惇却上前反对，说“士可杀不可辱”宋神宗两次都被大臣硬生生阻止，极为不快，生气道：“难道朕连一件让自己痛快的事都做不得吗？“章惇却说：“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而由此也可见出，东坡所遭受的，正是大宋开国以来文人所受的最重处罚。章惇不忍发配他人，却在昔日好友身上开了一个严酷的先例。 在亲人的号哭声中，东坡再次启程了。 “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这回他带上了一副空棺，向死而生。 到了海南的儋州，“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寒泉……”举无所有，要啥没啥，令人读来心酸。一切够糟的了吧。东坡却没有丝毫的沉沦，他尽情释放天性里的诙谐轻松，像握着一柄超级盾牌，抵御着世间的一切不如意。 他一丝不苟，活得鲜亮。“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简直比现代人还懂得身心的保养。儋州本地人顿顿食薯，偶食荤菜，竟是烧蝙蝠……为能活着得返中州大地，他千方百计营养自己的身体。他找到了牡蛎，大呼味美，立即给三子苏过写信，口吻极为神秘，嘱其“无令中朝大夫知，恐争谋南徙，以分此味”。牡蛎味道的确不赖，但不至如此夸张珍惜。他故意这样大惊小怪，是为了让远处凄惶的家人略略安心罢了。 这些年，一家人跟着他，东奔西颠不说，精神上也受了很多惊吓。东坡一直颇为内疚。但他自己也没办法，只好以戏谑化解，逗他们一乐。这在东坡，倒不是难事。就像当年他在湖州因诗获罪，老婆孩子看着苏轼要被皇甫一行押送进京了，个个大放悲声。苏轼其实也害怕，也难过，但他还是硬撑着，用玩笑的口气问夫人：“予独不能如杨朴之妻做一诗送乎?”那种生离死别的氛围里，他竟逗得王闰之掩口失笑！原来，这里面藏着一个典故——宋真宗求才若渴，曾经下令遍访天下隐者。所谓隐士，很多为沽名钓誉之辈，把自己藏之名山，和皇帝躲猫猫，真正意图却是为了讨价还价做大官。但也不乏真隐者，有一个叫杨朴的,就不想出来做官。但他偏偏好酒好诗，才名远播，被地方官强行推荐给了真宗。真宗上朝，亲自问他：“有人作诗送卿不?”朴答：“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再莫狂妄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史书不忘记载这场对话的结局：“上大笑，即放回。”杨朴如愿，被放回了民间。苏轼用这个典故，一是想让家人止悲；二也暗暗期望自己能像杨朴一样，尽早从这场文祸中脱身，得归自由。 苏轼除了耍贫嘴，给远方的家人逗闷子，自己也努力适应儋州的一切，他很快又开始了喝酒、作诗、交朋友的神仙日子。他学习当地方言，也教黎人学习中原文化，他甚至教出了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 东坡拄着藤杖，人老诗熟，渐入化境：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东坡酒量不大，几乎每喝必醉。这一次，又喝多了，一个人跌跌撞撞回家去。可是，热带的竹林粗藤实在繁茂无比，密密层层，仿若一个迷阵，他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幸好，前头跑来一群嬉闹的黎族小子—— 小，小朋友，你们可知道……我的家……在哪里？ 哈哈，这个苏翰林八成是又喝多了！一群小孩豁着牙巴，七嘴八舌嘲笑他。其中一个最调皮，挤挤眼睛走上前：苏翰林啊苏翰林，你家和咱村的牛栏离得不远，喏，看到这路上的一堆堆牛矢了吧，顺着牛矢，你只管往前走。千万记住哦，看到了牛栏莫进去，你家还要再往西…… 牛矢，牛屎之谓也。乡间的小路上，随处可见，是肥庄稼的好东西。如今竟有了新用场，成了东坡回家的指向标。此诗大俗，大雅。 儋州太远太远，此前汴梁、杭州之地的富丽繁华，像是一场遥远得不着边际的梦。命运到底是何物，驱赶着人们南北东西？儋州一田间老妪，七十岁了，已经掉光了一嘴的牙，却对世间事看得醒透，看到“被酒独行”的苏东坡，扭头笑话他：“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老人说的，却是大实话。东坡醺醺然一笑，写诗称她“春梦婆”。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绝不乏真性情者，唯有东坡，任性得一塌糊涂。他在《论修养帖寄子由》中说自己的修身养性之道，是要“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这里的“任性”，并非无赖小儿的耍性子，而是随性随缘，无所约束。“放旷”，不是放浪，是放下。因为放下，天地因之旷远辽阔。 《东坡志林》是一本有意思的书，不仅语涉药、酒、茶，更有东坡对人、事、物的态度与看法。苏东坡善养生，一生搜求了不少药方，朋友间书信往来，他经常给别人开方子下药。但他深懂药补不如食补的道理，因此，这位对美食一生狂热执著、甚至也曾拼死吃河豚的老人，终于决定在晚年从日常饮食入手，调养生息，克制贪欲。在这本《东坡志林》中，就记载了他对吃和请吃定下的一则家规，读来颇令人深思——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元符三年八月。” 所谓“一爵一肉”，也即平常吃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道荤菜。如遇贵客造访，酒菜数量加三倍，但原则是能简则简，可减不可增。而凡来请他赴宴的，也预先告知这一原则。倘若主人盛情，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么对不起了，请原谅他的不至。 值得玩味的是，这段文字的落款是“元符三年”。也即1100年。 这是历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年份。 这一年正月，年轻的哲宗皇帝，因为纵欲早亡，年仅24岁。徽宗即位之初，大赦天下，此时被远贬至儋州的苏轼蒙恩遇赦，量移廉州。一路上，新的任命又不断传来。朝中纷纷传言，苏轼将位极人臣，成为下一任宰相。因此，在漫长的北归途中，他所受到的待遇可谓隆重，各种各样的宴请自不必多说，许多老朋友甚至成群结伙地“自番禺追饯”。“追饯”二字，足以呈现当时东坡北归的轰动情形。而东坡在民间也极受爱戴，沿途的百姓但凡听说东坡路过，立即倾巢而出，争相睹其风采。面对两岸欢呼的人群，东坡忍不住向家人调侃：“莫看杀轼否!”他在儋州早已习惯了食芋饮水、著书为乐的清净日子，昔日富贵已恍如隔世，眼前的热闹和应酬，真是让他有些吃不消了。 这一年，苏东坡还和弟子秦观见了最后一面。此前，东坡一党皆遭贬黜，四散各地，此次相逢，已是时隔七年之后。可以想见这对师友的悲欣交集。秦观《江城子》记录了这次相见的真实情形：“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师徒二人最后“啸咏而别”。 啸，是一种魏晋风尚。为了表达蔑礼法、崇放达的态度，魏晋名士见面，是不屑于言语交谈的，所谓“言不尽意”。他们更喜欢相互间报以两声长啸。所以秦观词中有“不言中”。这是他们师徒间一次超乎语言的心灵交集。只是没想到，此一别竟成永诀！八月份，苏轼在继续北归的途中接到消息：秦观卒于藤州光华亭。时年53。 这给东坡的打击太大。 他非常器重秦观，称赞他“有屈、宋之才”。而在听闻噩耗后，几乎不能自持：“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因此，读东坡写于此际的所谓“三养”——养福、养气、养财，是他对于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其意义已远远超乎普通的养生内涵。 “安分以养福”：“你幸福吗？”这是前些日子央视记者发动的一次街头海采主题。事实上，幸福感既是一个时代命题，也从来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对于一位曾经带着一口空棺向死而生的老人而言，一定有着别样的答案。能够活着回到中州故土，东坡或许在北归初期有过某种权力的想象，但少游之死，一定让他明白了现实的残酷。他已是一个身心都饱经风霜的老人，与其执着于莫测的未来，不如好好活在当下。东坡所谓“安分”，意味着他此时已经选择了简淡知足的晚年人生。事实上，“不安分”从来都是一种心魔。此山望着彼山高，对权钱欲望的无止境追求，是很多人不幸福的根源。 “宽胃以养气”：口腹之欲是人类欲壑的外在表现。大吃大喝，脑满肠肥，不仅伤体内正气，更伤风气。所以，东坡晚年一直力倡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 “省费以养财”：性情豪放不拘小节如苏东坡者，其过日子的要诀却是一个字：“悭”。也就是：小气、吝啬。他被贬黄州之时，就开始“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可谓抠门之至。东坡的朋友李公择即将赴京上任，但他为手头拮据苦恼不已，东坡便用自己的经验劝慰他：“仆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悭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然吾侪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他还在信末不忘幽默一笔：“住京师，尤宜用此策也。一笑！一笑！”有意思的是，苏东坡的很多大气滂沱之作，皆出于他在经济上最为悭吝小气之际。可见，省费不仅能够“养财”，更能够“养才”。“小气”，亦能滋养一个人的“大气”。 近人林语堂曾这样评价苏东坡： “他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月下的漫步者……” 最后，他才提及，苏东坡是诗人。 的确，东坡魅力，绝不仅仅在其诗作，而在于他历经磨砺却日与纯净、天真烂漫的大情怀。黄州惠州儋州，是从苏轼到苏东坡的精神转向，记载着他从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记载着他从失意而至诗意的精神跃升，记载着他从朝堂走向民间的踽踽背影。 苏轼长已矣，东坡正向现代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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