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书·刘毅传》有句话：“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 正始，是三国曹魏的一个年号，时在公元240—249年。 正始十年，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格外重要。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一个“土特产”——名士文化——宣告成熟。在汉代史籍中尚不多见的“名士”一词，从此堂而皇之、络绎不绝地出文入史，几成泛滥成灾之势。 与此同时，名士群体也开始闪亮登场，正式走上了历史和文化的前台。 于是，在后人的记述中，赫然出现了“正始名士”这样的字眼。“正始名士”的核心人物有三个：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都是名门之后，贵胄之子，当朝显要，一句话，他们是在朝的名士，居于“庙堂之高”。 
我们的主人公则被冠为“竹林名士”，他们也在正始年间相遇，并结成了一个相对松散的交游圈子。他们的出身并不显贵，多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距离，以隐居为乐事，一句话，他们是在野的名士，处于“江湖之远”。 但是，后者的名声，很快就超过了前者。在后人的传播和想象之中，他们的形象日益高大，他们的故事分外迷人，他们的精神令人神往，渐渐的，他们被凝固成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称谓——“竹林七贤”。 
说起竹林七贤，人们都会联想到这么一幅画面：在青山秀水之间，茂林修竹之下，七位风采出众的隐士，或坐或卧，姿态各异，有的开怀畅饮，有的弹琴度曲，有的仰天长啸，有的挥麈谈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们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无不尽显名士的超然高蹈，潇洒风流。 这样一幅画面是我们的凭空臆想吗？当然不是。事实上，这画面的“定格”，有着历史和文化的有力支撑。比如，唐代画家孙位就有一幅传世名画，题为《竹林七贤图》，又名《高逸图》。尽管此画只存有残卷，七贤只能看到四贤，但画面所表现的人物风貌及精神气质则是高蹈而脱俗的。再比如，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南京江宁西善桥出土的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作为现存最早的关于竹林七贤的艺术作品，其所展现的人物精神气质与《高逸图》并无二致。至于当代画家的笔下，竹林七贤的形象就更是空灵幽眇，超凡入圣。这样一来，我们脑中闪现出上述那样一幅画面也就毫不奇怪了。 
然而，这样一幅画面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和可信度呢？ 说实话，很难说。太过理想的画面，恰恰会造成对真相的遮蔽。如果用照片来比喻这幅画面，那它应该是艺术照，而非生活照。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竹林七贤再超脱，毕竟不是神仙，而是人。他们都不是活在真空里，而是活在社会中，历史中，甚至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中，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更何况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正好是一个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的乱世呢？ 所以，走近真实的竹林七贤并不容易。 对真相的靠近过程，其实就是一次耗费心力的猜谜过程。 更何况，竹林七贤的故事，展现的本就是一个历史大谜，文化大谜，人生大谜？ 所以，在进行故事的讲述前，我们有必要跳出故事之外，先来做一番猜谜游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拨云见日，一睹其庐山真面。 围绕着“竹林七贤”这个称谓，至少就有三大谜题。 第一大谜题：“竹林七贤”是不是只有七个人？这是——人数之谜。 第二大谜题：“竹林七贤”是不是知道“竹林七贤”？这是——传播之谜。 第三大谜题：“竹林七贤”是不是真在“竹林”活动？这是——地点之谜。 首先，“竹林七贤”是不是只有七个人呢？
比较不冒风险的回答当然是——是。因为这问题本身就有毛病：不是七个人，又怎么叫做“七贤”呢？ 但是，不冒险的回答不一定就是负责任的回答。不冒险的回答往往是权衡利弊的回答，是尽量从众的回答，这样的回答比较讨巧，不容易得罪人。 负责任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以为，应该是——是也不是。 
说它“是”，是因为“竹林七贤”早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七贤”是哪些人也都是有据可查，确凿无疑。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竹林七贤”是哪七个人吧。根据各人在这个群体中的重要程度，竹林七贤可以排列如下： 1、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濉溪，一说宿县）人。 2、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 3、 山涛（205—283），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 4、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生卒年不详。年龄当介于阮籍与嵇康之间。 5、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与山涛同乡。 6、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人，阮籍之侄，生卒年不详。年龄应该比向秀略小。 7、 王戎（234—305），字浚冲，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王戎在七贤中年龄最小，比山涛小29岁，比阮籍小24岁，比嵇康小将近10岁。 以上就是“竹林七贤”的大名单。嵇康、阮籍、山涛是核心人物，其余四人则为羽翼。从籍贯上看，竹林七贤中有四个河南人，分别是阮籍、山涛、向秀、阮咸；两个安徽人，嵇康和刘伶；一个山东人，即王戎。这个地域的分布差不多也代表了“魏晋风度”的发源地和大本营。 
既然七个人清清楚楚，又为什么说“是也不是”呢？ 这就要说到“竹林之游”这个概念了。根据史料记载，在“七贤”被定名之前，他们的交游常常被称作“竹林之游”。这个说法大概在西晋就已出现，远比“竹林七贤”的称谓要早。也就是说，最初参与“竹林之游”的人，绝不仅仅只有七个。 还有哪些人参与了“竹林之游”，却没有进入“七贤”的名单呢？ 第一个就是嵇康最好的朋友吕安。吕安（？—262），字仲悌，东平（今属山东）人。吕安和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向秀都很要好，他和嵇康的关系远比王戎等人更亲近，以至于竟有学者提出，应把吕安也放进这个名士群体，将“竹林七贤”改成“竹林八贤”。此论虽然可商，但足以看出吕安在“竹林之游”中的声望和地位。
还有一位名士袁准，字孝尼，陈郡扶乐（今属河南）人，魏国郎中令袁涣之子，入晋后，官拜给事中。此人与嵇康和阮籍均有交往。嵇康因为没有教他弹奏《广陵散》，临刑前都耿耿于怀。阮籍晚年为司马昭写劝进文，也是在袁准家醉酒之后的事。所以，袁准也应该可以算是“竹林之游”的参与者。
此外，还有一些人和“竹林之游”的召集人和东道主嵇康过从甚密，比如嵇康的哥哥嵇喜，嵇康的好友阮侃、阮种，嵇康的学生、也是铁杆粉丝的赵至，这几个人都与嵇康有过很深的交往，自然也不应排除在“竹林之游”的圈子之外。 问题是，既然“竹林之游”不只七个人，为什么又被称为“七贤”呢？要说吉祥数字，“八”不是比“七”更好吗？这个问题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有解说。陈先生认为，这大概和孔子的一段话有关。《论语·宪问》篇中有一章说： 
孔子说：“贤能的人避开乱世，次一等的人避开乱邦，再次一等的人能避开难看的脸色，更次一等的人避开难听的恶言。”孔子又说：“这样做的人已经有七位了。” 这里的“贤者”和“七人”，合起来不就是“七贤”吗？可能是出于比附经典的需要，所以“竹林之游”也就定为“七贤”了。也就是说，“竹林七贤”的命名，其实是为了比附圣人孔子的一个说法。 其次，“竹林七贤”这个名称是怎样逐渐形成的？换句话说，“竹林七贤”的七个人知道自己是“竹林七贤”吗？
回答是：不知道。根据文献和史料的记载可知，“竹林七贤”其实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文人群体，他们的结识、定交也有一个时间先后的过程，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大概经历了十来年。 
我们已经知道，参加“竹林之游”的人数不止七个，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有了“竹林七贤”的说法呢？ 答案是东晋初年。而且，先后经过了四个文人的加工。哪四个文人呢？ 第一个是东晋名士孙盛（约302—374），他在《魏氏春秋》中首次提出“七贤”的说法： 
这个材料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七贤中嵇康是中心。第二，他们活动的地点在河内山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修武县。第三，只是说“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并没有说“竹林七贤”。 第二个文人，即正式给“竹林七贤”命名的是东晋画家、隐士戴逵（字安道，约326－396）。戴逵也是谯郡（今安徽亳州）人，与嵇康同乡。他写了一部《竹林七贤论》，首次标举“竹林七贤”，并把七人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这是“竹林七贤”命名的标志。 第三个是东晋文学家袁宏（约328－约376），他写了一部《名士传》，把魏晋名士分成三个阶段，三个群体，分别是“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即西晋名士）。其中“竹林名士”就是指阮籍、嵇康等七人。这个说法似乎更强调了“竹林”这个概念。而袁宏写《名士传》，很可能是受到东晋风流宰相谢安的影响。 到了南朝刘宋年间，临川王刘义庆（403—444）编撰《世说新语》一书，从上述文献中搜集了七贤的大量轶事，对“竹林七贤”再次予以“追认”：
在这条记载中，突出了七贤的三个核心人物：阮籍、嵇康、山涛；四个羽翼人物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则是“预此契者”。并且比孙盛多了一条信息——“肆意酣畅”，就是放纵饮酒，这就把“竹林七贤”和饮酒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再次把聚会的地点锁定于“竹林之下”，从此“竹林七贤”就深入人心，成为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文化符号和人物标签了。
总之，“竹林七贤”是从“竹林之游”生发开来并逐渐定型的一个名称，其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传播过程。从七贤真正活动的三国魏末，直到“竹林七贤”正式被命名的东晋，中间相差近一个世纪。也就是说，所谓“竹林七贤”，事实上属于文化传播上的一个逐渐形成的文化概念，而不是当事人真实经历的历史过程。 所以我们说，参加“竹林之游”的这些名士们，压根不知道后人会把他们中的七个人称作“竹林七贤”。
第三，“竹林七贤”经常聚会的地点在哪里？他们是不是经常在“竹林”活动呢？ 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的活动范围，孙盛已经在《魏氏春秋》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河内之山阳县”，即今天的河南修武县云台山一带。这个地方200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通过成为“世界地质公园”后，现已成为中国旅游业的一匹黑马，是个游人络绎不绝的自然风景区。对于这里曾是当年嵇康的隐居之地，也是七贤中人经常聚会的地方，这一点，大家都没有疑义。 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就在“竹林”两个字上。也就是说，“竹林”作为修饰“七贤”的一个重要的符号，它到底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理概念呢，还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呢？这个在古代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上个世纪突然成了一个很大的学术问题。 上个世纪40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他认为“竹林七贤”的“竹林”二字，未必是现实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是从佛经翻译中“拿来”的一个名词。
原来，佛经里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说佛祖释迦牟尼在古印度的佛教圣地王舍城弘扬佛法时，当地有位长者，名叫迦兰陀（梵语kalandaka的音译），他在听了佛陀讲法之后，茅塞顿开，开始崇信佛教，为表示虔敬之心，他捐出了自己的一片竹园，并在竹园内建造精舍（精致的房舍），供佛陀及其弟子居住，这成为佛教寺院的前身，史称“竹林精舍”。 陈先生认为，西晋末年，随着佛教经典的翻译，“竹林精舍”的故事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于是人们就把本土文化的“七贤”与“竹林精舍”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了“竹林七贤”这个说法。也就是说，“七贤”未必是在自然界的“竹林”之下活动，山阳在当时也未必真的盛产竹子，至于后来的文献中出现山阳有竹林的记载，很有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使然。应该说，陈先生的这个观点是颠覆性的，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虽然陈先生没有经过“小心的求证”，但这个假设的学术价值非常高。 至于“七贤”为什么会和佛教中的“竹林”联系在一起呢？陈先生没说，但很可能是因为两者的世界观有相似性。孔子所说的“七位贤者”是“避世避地避色避言”的，而佛家的“竹林精舍”则是超尘脱俗的，两者追求的都不是“入世”、而是“出世”的理想。也就是说，修饰“七贤”的“竹林”二字，事实上是有着象征意义的，不一定就是指自然界的竹林，而代表了一种出世的理想。而嵇康等人都是有避世隐居之志的，他们是当世的“贤者”，所以，后人自然也就把“竹林”的概念和他们挂起钩了。 很多学者感情上很难接受这一种推断。我们情愿相信“竹林七贤”真的是一些徜徉于竹林之下，弹琴赋诗，不亦乐乎的隐士高人。21世纪以来，也有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和“小心的求证”，对陈寅恪的观点提出了反驳。比如说，最有力量的反驳有两个：一是，当时的佛经中，翻译为“竹园”的情况比翻译为“竹林”的情况更多；二是，在古代文献中，山阳一带的确有盛产竹子的记载。
我们对这些学者充满尊敬。但是，从逻辑上来说，上述反驳都不能证明陈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我甚至有一种直觉，我觉得，陈寅恪先生说的也许是对的。支持陈先生的论据至少有以下三种： 第一，在竹林七贤及其同时代文人的诗文中，几乎找不到“竹林”的影子，甚至连“竹”的意象都极为少见。比如，家住山阳的嵇康，他的诗歌中没有一次提到竹子。在他死后，他的好朋友向秀写了一篇《思旧赋》，其中描写了山阳旧居的概貌，也没有提到竹子。这说明，七贤中的代表人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对竹子情有独钟。 第二，前面我们说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南京西善桥出土的南朝墓室中，有一组著名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画面上作为七贤背景的植物，有银杏，有松树，有槐树，有垂柳，偏偏没有竹子。这也说明，至少在南朝，人们心目中的“七贤”，并不一定就与自然界的竹子有必然关系。 第三，东晋有个名士叫孙绰，他信仰佛教，与名僧多有交往。他写有一篇《道贤论》，把两晋时的七位名僧和“竹林七贤”进行类比：以竺法护比山涛，竺法乘比王戎，帛远比嵇康，竺道潜比刘伶，支遁比向秀，于法兰比阮籍，于道邃比阮咸，认为他们都是高雅通达、超群绝伦之人。这说明，东晋时的确存在着把“竹林七贤”和佛教人物“嫁接”的事例。 所以，无论情感上多么不能接受，“竹林七贤”可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概念，和自然物竹林没有直接或者必然的联系。 猜了三个谜，越猜越泄气。“竹林七贤”这个名称，差不多都要“散架”了！
那么，既然“竹林七贤”这个名称有这么多的谜团和疑点，这个概念还能用吗？ 当然能用。 首先，“七贤”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们彼此之间，的确有过亲密的交往，而且一度有着共同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追求。他们虽然不一定是在竹林中聚会，但他们向往自然，啸聚山林，隐居求志，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 其次，“竹林七贤”的说法虽然东晋才出现，但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却是一个真实的概念，它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七贤曾经有过的潇洒人生，充满了仰慕和崇敬。从文化传播上讲，“竹林七贤”是一个真命题，而不是一个伪概念。 第三，文化现象有个约定俗成的问题，不一定要和学术争鸣牵扯到一块，学术界“存疑”的事情，老百姓完全可以“当真”。因为说到底，我们都不是历史的还原者，而是历史和文化的欣赏者和消费者。 所以，人数之谜也好，传播之谜、地点之谜也罢，都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围绕“竹林七贤”，还有一个更大的谜团在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去解答。那就是——七贤聚散之谜。 我们关心的是，在那样一个政治环境险恶、生命朝不保夕的乱世，这么一群出身不同、年龄不同、籍贯不同、性情各异的文人，他们究竟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又是由于什么原因不得不分道扬镳的？就像梁山好汉一样，他们到底是怎么“入伙”的，又是怎么“散伙”的呢？ 我以为，这个问题才是关键。 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他们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观察，去分析，必须把当时整个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大势都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再现出一个相对真实的“竹林七贤”。 究竟如何走近真实的竹林七贤呢？我以为，首先要抓住一把钥匙，只有抓住了这把钥匙，“竹林七贤”聚散之谜的谜底才会坚冰乍破，“浮出水面”。 什么钥匙呢？那就是——曹马之争。 我们知道，在魏晋改朝换代的特殊历史时期，曹氏家族与司马氏家族这两大政治力量之间，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展开过一系列错综复杂、旷日持久、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就是我所说的“曹马之争”。 可以说，如果当时不存在“曹马之争”，国家政局相对安定，也就不会产生“竹林七贤”这个群体了。说到底，“竹林七贤”的形成和发展，命运和结局，都与“曹马之争”打断骨头连着筋，环环相扣，紧密相连。 曹马之争到底是怎样展开的，上一回我们已经有了详细的介绍，这里只就竹林七贤的三大核心人物与曹马两家的关系做一说明。 日本学者冈村繁认为，竹林这个文人圈子，有可能是曹马两派安插在各自阵营外围的卧底和眼线，他们之所以聚合在一起是为了“相互获取对方的情报”，似乎这个松散的文人沙龙颇有特务组织的嫌疑。这个观点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但也不可否认，竹林七贤与当时曹马之间的政治斗争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那么，竹林七贤中，第一个被卷入曹马之争的是谁呢？不是别人，而是年龄最大的山涛。为什么是山涛？因为山涛和司马氏家族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什么关系呢？
第一层关系是同乡关系。司马懿是河内温县人，山涛呢，是河内怀县人，两人是同郡老乡。在古代，同宗同族同乡同学的关系是比较亲近的，很容易结成政治上的同盟。 第二层关系更重要——姻亲关系。具体说是中表亲戚。因为山涛的一个从祖姑母——也就是堂姑奶奶——山氏，嫁给了河内平皋人张汪。他们婚后生了个女儿，名叫张春华。张春华18岁时嫁给了司马懿，是司马懿的原配正妻，后来被尊为晋宣穆皇后。不仅如此，张春华对魏晋历史影响很大。她和司马懿生了三子一女，其中长子司马师和次子司马昭，都是左右魏晋改朝换代的关键人物。
现在我们知道了，山涛和司马家是表亲关系。司马懿的岳母山氏是山涛的堂姑奶奶，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是山涛的表姑，山涛该管司马懿叫表姑父，以此类推，司马师和司马昭就是山涛的表兄弟，后来晋朝的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也就是山涛的表侄子了。这样一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你说可怕不可怕？我觉得很可怕。 因为有了这层裙带关系，山涛后来的命运就有点像是杂技演员走钢丝，摇摇晃晃，充满了戏剧性和危险性。可以说，山涛一直在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摸爬滚打。
再看阮籍。 陈留尉氏（今属河南）的阮氏家族虽然算不上是高门大族，但阮籍的出身却非同一般。他的父亲阮瑀是汉末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不仅如此，阮瑀和曹操还有着比较亲近的关系。 第一层是同门关系。阮瑀年少时曾拜同乡大儒蔡邕为师。蔡邕是汉末著名的大学问家、书法家、音乐家，是个众望所归的人物。阮瑀深得蔡邕欣赏，被后者称为“奇才”，一语既出，阮瑀就此名扬天下。而据说曹操也是蔡邕的学生，和蔡邕关系很好，蔡邕的女儿蔡琰曾远嫁匈奴，受尽磨难，曹操统一北方后，千方百计把蔡琰从匈奴赎了回来，并为她安排了婚事。曹操比阮瑀大了整整十岁，要认真论起辈份来，曹操应该算是阮瑀的学长或师兄。
第二层是僚属关系。我们知道，“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其他六子（王粲、刘桢、陈琳、应瑒、徐幹、阮瑀）都曾是曹操的僚属。 建安十七年（212），阮瑀不幸病逝，当时阮籍只有3岁。曹丕和阮瑀交情深厚，他非常同情阮瑀身后的孤儿寡母，特意写了一篇《寡妇赋》表示关切之情。这说明，阮瑀、阮籍父子和曹操、曹丕父子有着很深的渊源和很亲近的关系。这种关系直接影响着阮籍的一生。
要知道，司马懿当年也是曹操的僚属，和阮瑀一起共过事。阮瑀死时，阮籍不过三岁，虽然史书上没有交代司马懿和阮籍的关系，但不难推测，司马懿不仅认识阮籍，甚至有可能还是看着阮籍长大的。在司马懿眼里，阮籍就是一个“通家少年”，老朋友的孩子。所以，阮籍的后半生都无法逃脱司马氏三父子的网罗，直到郁郁而终。
还有一个人和曹马之争关系更紧密，更危险，那就是嵇康。 说到嵇康，有三点值得提醒大家注意： 第一，就是他的身世。嵇康的身世可以说是一个谜。综合各种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的信息如下： 嵇康的祖先本来姓奚，祖籍会稽，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相传其祖上为了避怨，从会稽迁到了谯国的铚县（今安徽濉溪，一说安徽宿县）。不仅背井离乡了，而且还改名换姓了。改奚姓为嵇。为什么要改姓为“嵇”呢？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为了纪念自己的祖籍会稽，所以就保留了“稽”字的大部分，然后加上一个“山”字底。第二种说法是，因为铚县附近有座山，叫嵇山，嵇氏家族就住在嵇山脚下，所以就因山为姓，改姓为嵇。 由此可见，嵇康家族并非名门望族，而是一个颠沛流离的流亡的小姓。
第二，就是嵇康家族与曹氏家族的关系。 确切说，嵇康家族与曹家的关系是从嵇康的父亲开始的。嵇康的父亲名叫嵇昭，在曹操当权的时候，曾经做过“督军粮治书侍御史”，是监察军粮的一个执法官，属于曹魏集团的亲信。为什么嵇康的父亲会得到曹操的任用呢？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同乡。曹操是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和嵇氏为同郡。根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曹操曾回到老家招募士兵，“至铚、建平，复收兵得千余人，进屯河内”。我推测，嵇康的父亲嵇昭，可能就是在这次征兵中被招募至曹操军队的。一般都认为，嵇康到河内郡的山阳定居可能是他20岁以后的事，但是根据这条记载，也不能排除嵇康的父亲很早就随军到了河内郡，然后在河内生下嵇康的可能。
所以，嵇康的家族与曹家的关系是很亲密的。一是同乡关系，二是僚属关系，在政治上属于一个阵营。不仅如此，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关系，在嵇康20多岁的时候确立起来了。这个关系对于嵇康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到近乎致命的影响。什么关系呢？那就是婚姻关系。简单说，嵇康是曹家的女婿。一种说法认为，嵇康娶了曹操的儿子、沛王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这样嵇康就是曹操的孙女婿。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嵇康的妻子是曹林的孙女，这样嵇康就成了曹操的曾孙女婿。不过，按照年龄来看，嵇康娶了曹操孙女的可能性似乎比较大。但不管怎样，嵇康是曹家的女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通过我们上面的介绍就可以知道，竹林七贤的聚散之谜其实与曹马之争不可分割，紧紧相连。随着曹马之争的愈演愈烈，竹林七贤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对于嵇康来讲，甚至变成了生与死的选择。以嵇康的身份，他几乎承担了曹马之争最后的较量，他的死亡不仅是七贤星散的开始，也宣告了曹马之争以司马氏的胜利而结束。
“广陵”是扬州的古称，“散”是操、引乐曲的意思，《广陵散》的标题说明这是一首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琴曲。这是我国古代的一首大型器乐作品，它萌芽于秦、汉时期，其名称记载最早见于魏应璩《与刘孔才书》：“听广陵之清散”。到魏、晋时期它已逐渐成形定稿。随后曾一度流失，后人在明代宫廷的《神奇秘谱》中发现它，再重新整理，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广陵散》。琴曲的内容据说是讲述战国时期聂政为父报仇，刺杀韩相侠累的故事。
嵇康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大师，他写的《声无哀乐论》、《难自然好学论》、《太师箴》、《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千秋相传，并且他弹得一手好琴，尤其善于演奏《广陵散》，倍受人们关注。当时与他齐名的还有比他大十三岁的阮籍，音乐史上常有“嵇琴阮啸”的说法，但在思想和人格上，嵇康要比阮籍更高出一筹。
嵇康对那些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不以为然，更深恶痛绝那些乌烟瘴气、尔谀我诈的官场仕途。他宁愿在洛阳城外做一个默默无闻而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竖子们同流合污。他如痴如醉地追求着他心中崇高的人生境界：摆脱约束，释放人性，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熊旺的炉火和刚劲的锤击，正是这种境界绝妙的阐释。所以，当他的朋友山涛向朝廷推荐他做官时，他毅然决然地与山涛绝交，并写了文化史上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心志。
不幸的是，嵇康那卓越的才华和逍遥的处世风格，最终为他招来了祸端。他提出的“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主张，深深刺痛了统治阶级的要害：嵇康如此藐视圣人经典、痛恨官场仕途，长久下去，岂不危害我太平江山的统治，此人非杀无以正民风、清王道，这里不是现成有个吕安的案子吗？将他牵连进去，既可杀之，又不会施人以柄，岂不妙哉。
于是，在一些仇视嵇康的小人的诽谤和唆使下，公元262年，统治者司马昭下令将嵇康处以死刑。在刑场上，有三千太学生向朝廷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拜嵇康为师，这正是向社会昭示了嵇康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但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会被当权者接纳。而此刻嵇康所想的，不是他那神采飞扬的生命即将终止，却是一首美妙绝伦的音乐后继无人。他要过一架琴，在高高的刑台上，面对成千上万前来为他送行的人们，弹奏了最后的《广陵散》，铮铮的琴声，神秘的曲调，铺天盖地，飘进了每个人的心里。弹毕之后，嵇康从容地引首就戮，时年仅三十九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