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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涛最终入仕司马师之前，虽然其间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但基本上都是在隐居和交游中度过的。因为不受司马懿的重视，山涛只好隐逸于山林之间，寻一帮知己弹琴赋诗，谈玄论道，以期做一个名士提高自己的身价。 朋友相交，在友谊、志趣的背后，或是以情相投，或是以义相合，或是以利相惠。无论多好的朋友，在有意无意之间，总是会看重对方的优势、长处，来作为友情的基础。从性情、才干到道德、世俗，都是考量的指标，一无可取的人，是不会有朋友的。因此，山涛交友，也有他自己的标准。因为隐士交友，可不能随随便便，须做几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得有身份，因为没有身份就很难得到别人的重视。有了身份还需有林下之风，需要有名士的派头，比如通达、比如清淡、比如嗜酒狂放，或者甘受清贫。除此之外，在玄学上还需要有不错的造诣，能写出学术文章来，或是有诗文之才，否则也不能引来关注。 所以，他先后结识了曹魏王室的女婿嵇康、建安七子阮瑀的儿子阮籍。后来通过嵇康认识了向秀，通过阮籍认识了他的侄子阮咸，琅邪王氏凉州刺史王浑的儿子王戎，以及嗜酒如命的刘伶。他们远离着世俗，悠游卒乐，构成了史上最有名气的隐士集团“竹林七贤”。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竹是被赋予很多形象的一种植物。因为它不同于其他草木，碧叶经冬不凋，为“岁寒三友”之一，又有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历来被文人雅士认为是高雅、纯洁、虚心、有节的象征，是书画吟咏的对象。在中国士大夫的心目中，世间只有竹这一种植物才能配得上名士的风流气质。  对于“竹林七贤”名字的由来，后世史书多有记载，但从最早记录来看，应该是孙盛的《晋阳秋》，稍晚一点的有嵇康的同乡戴逵，他写了一部《竹林七贤论》，把七个人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而成书较晚的《世说新语》，上面有两条摘自谢安的话，提到了“竹林七贤”。谢安与孙盛生活的时代差不多，但离当时仍有50年之久。而且，谢安所说的“初不臧贬”，也能证明当时“竹林七贤”的称号并没有成为一个绝大多数人认可的共识。 而陈寅恪提出了：“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而且早在七贤齐聚之前，“竹林之游”已经小范围地存在着了，开始的时间大约在嵇康二十岁前后移居到河内山阳的时候。嵇康二十岁前的事迹很简略，只是说他一直与母亲、兄长居住在家乡谯郡。  嵇康对现实也颇为关注，写过一篇《太师箴》。甚至还写过一篇《管蔡论》，替被周公、孔子视为大逆不道的管叔、蔡叔翻案。而加之嵇康娶了曹操的儿子沛王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被封为中散大夫，虽说是个闲职，但嵇康与曹氏家族的姻亲关系还是有的。 况且当时司马氏刚刚获得争权角力的胜利，正是敏感时期，嵇康这些批评时政的文章不管是不是为曹家鸣不平，但是司马氏的忌惮之心总是有的。嵇康又不能像阮籍那样，用放纵不羁来掩饰心中所想，所以，这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成为嵇康后来被司马昭杀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嵇康祖籍会稽，大概在正始初年的时候，全家寓居到河内山阳，然后一直长住于此。这个地区离京畿洛阳很近，也就两百多里地，当时此地文化、经济都比较发达，名士、权贵如过江之鲫，是继洛阳外的第二个文化中心。所以在这里，嵇康结识了志同道合朋友向秀、吕安和吕巽。  向秀，字子期，河内怀县人，与山涛是同乡。出身于平民之家，淡泊平和，好老庄之学。因为怀县离嵇康所居的山阳相邻，所以向秀与嵇康相处往来频繁，结为挚友。 吕安和吕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吕巽是哥哥，吕安是弟弟。东平人士，父亲是镇北将军吕昭。吕安虽然出身于权贵，但是豪迈有名士之风，蔑视礼法，与嵇康在个性志趣上有诸多类似之处，因此关系殊为密切，甚至“每一相思，千里命驾”，性情刚烈，恃才傲物，比阮籍的青白眼更甚。  一次吕安来拜访嵇康，恰逢嵇康出门，嵇康的哥哥嵇喜热情地请他进去。史称嵇喜“有当世才”，只不过热衷功名，不为清流所重。吕安一言不发，在门上写了一个“鳯”字，扬长而去。嵇喜一开始还以为是在夸奖自己，直到嵇康回来后，才知道是“凡鸟”的意思，非常难堪。所以吕安简傲的性格，与嵇康的清峻非常相似。所以才如此投缘，与向秀一同进行了最开始的交游。 而吕巽因为弟弟的缘故，也与嵇康频繁来往，嵇康也视之为朋友。但实际上是一个品行低劣的小人，后来投靠了钟会，以不孝的名义陷害自己的弟弟和嵇康，成为嵇康被杀的导火索。 在七贤齐聚之前，嵇康、向秀、吕安、吕巽等人的竹林之游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时候他们更类似于一种情趣相投的隐居生活。史书上说嵇康“性绝巧而好锻”，经常在门前柳树下打铁，向秀在一旁鼓风。同时，向秀还跟吕安一起在山南种菜，赚来的钱以充酒食之费。  山涛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的“竹林之游”。正始五年，也就是公元244年，那时候山涛四十岁，刚刚踏入仕途，刚好是在河南郡小官，再加上山涛气度非凡，极爱结交名士，很快就与嵇康、向秀等人结识。 在早期的竹林之游中，若是没有山涛的加入，那么竹林之游绝对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规模。山涛首先年纪比较大，当时已经是四十岁了，是竹林之游中辈分最大之人，再加上山涛有别人不具有的最大的特点，气度卓然而又有雅量，能够与各类俊杰怪才打交道，做朋友，从而使他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和信任，他也因此成为了将竹林七贤聚集在一起的关键人物。  阮籍是山涛引荐给嵇康结识的。阮籍比山涛小五岁，他的成长经历和山涛一样，也是幼年早孤，他三岁时，父亲阮瑀就去世了，阮籍的父亲阮瑀年少师从于蔡邕，在当时声名卓著，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籍除了母亲外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父亲阮瑀死后，家中清贫，阮籍少时好学不倦，研习儒家经典，以道德高尚、安贫乐道的古代圣贤为榜样，是受儒家建功立业、忠君忧国理想人格模式的熏陶。 而且，阮籍少年成长时期，天下正处于四分五裂的过程中，由曹操统治的北方相对稳定，人心思治，社会呈现出由乱到治的转化。最为缺少的就是能匡扶济世的人才，所以曹操才不拘一格地发布“求贤令”。所以阮籍也表现出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渴望在现实的世界中有所作为。  但是在黄初元年，即公元220年，曹丕代汉自立为帝这一事件彻底打醒了一些人的儒家梦。在先秦诸子中，本来是以儒家最为正统，君臣父子关系是不可打破的，是必须依礼而行的。所以儒家是特点是“法先王”，认为上古是最为淳朴和美好的时代，尧舜禹都是圣人，采取禅让的制度。天子之间的禅让，完全是出于对德行的考虑，还经常有类似许由这样的，不愿做君主而躲起来的事情。孔子也赞美那个时代“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从哲学规律和逻辑规律上来说，曹丕绝对说的是一句实话。首先，曹丕的身份是皇帝，而那些作书所记之人不过是刀笔吏。即使是孔子，对于王朝的更替传承，他的所知也是来源于旧史，对于古时社会，也只不过是对史料的合理想象。有一句话说，历史是让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确实是这样，对于皇帝家事，即便如孔子，他的理解也难有曹丕深刻。事物的发展总是有相似性的，今天是这样，谁又能担保几千年前的时候就不是这样。  曹丕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可以说完全是来源于实践。用现在马克思的话说，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而反观儒家学说，认为上古是天下为公的时代。可是后来的不管几世几代，求贤于古，却再也没有类似的现象发生。那么这个真实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而在当时，曹丕这句话，时人反应不一，有怀疑，也有攻击。对于士人们来说，更倾向于认为，这只是曹丕用他自己的私心来度昔日圣贤之腹，这明显就是一种自己不好还要把别人拉黑的一种心态，明显的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但不管怎么说，曹丕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质疑了尧舜禹之间禅让真实性的皇帝。就算是他本意是为了粉饰自己即位的不光彩，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对儒家学说体系的重大否认和讽刺，颠覆了儒家的上古史学体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的君臣伦理，准则礼法，甚至是节操和学问都在这段时期处于一种崩塌的状态。对于士大夫们来说，精神殿堂的溃堤是致命的，对于现实中的种种情况，儒学思想已经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甚至它自己本身都陷入了无能为力的困境。这种困境，也是魏晋名士们无法逃避的困境，造成了精神上一次洗礼和重构。而这就是魏晋士人思想嬗变的起源，至此，魏晋士人们离开了所固守的儒家，纷纷找寻自己的答案，思想的流变、分化从此产生。 对阮籍来说，拒绝入仕，完全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原因。他不像山涛，祖辈都是寒门小族。阮籍的父亲阮瑀生前跟曹丕关系不错，来往密切，他死后，曹丕怜悯阮籍母子孤弱，还特意写了一篇《寡妇赋》。在阮籍看来，曹丕导演的“禅让”，让他明白了社会的实质。传统士大夫“法先王”的理想主义追求是不能适应当下社会现实的。  如果没有山涛，那么“竹林七贤”根本组织不起来。山涛与嵇康、阮籍相善，又与向秀同乡，他虽然没有嵇康的才气，没有阮籍的宏放，但是他的气度和雅量，促成了这个团体的聚合。所以山涛在“竹林七贤”中，虽然“渊默深沉”，谈吐不多，但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比较核心的地位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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