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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鉴》遇见纪检干部】
【黄钟公：这，这，这是真的吗！】 这一回，我们讲嵇康之死。 竹林七贤，我们已经讲了四回，但相信大家和我一样，一直没搞清楚，这七个人，究竟是什么时间同游于竹林的？ 从史料记录来看，嵇康、阮籍是七贤的核心，而嵇康更是七贤的精神领袖，因此，七人同游，大概率应该在嵇康的居所附近。嵇康的主要居住地有两处，一处在洛阳，一处在山阳（河南省焦作市东北）。那么，七人同游，究竟是在洛阳，还是山阳？ 我的答案是，可能都有。 《晋书·嵇康传》载，戎自言与康居山阳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七贤中的王戎，说与嵇康在山阳呆了二十年，没有见过嵇康有喜怒之色。这句话透露出“两虚一实”：一虚是二十年为虚指，因为两人相识不到二十年，嵇康就死了；再一虚是在山阳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一实则是指山阳的确是七贤相聚的一个主要地点。 山阳距洛阳并不远，也就一百来里地。但阮籍、山涛等人都在朝里做官，如果大家凑个假期，结伴到山阳开Party，以彼时的交通条件，这一来一回就得好几天，总不能为了喝场酒，大家集体翘班吧？因此，我推测，同游竹林，只有在他们都没有官职在身的时候，才有可能。 那么，这哥儿七个是什么时候凑到一起的呢？ 先看一下山涛。 山涛，字巨源，河内怀县（河南省武陟县西南）人。山涛四十岁那年，开始在郡里做官，做过主簿、功曹、上计掾。山涛是七贤中年龄最大的，生于公元205年，也就是说，山涛是从公元244年开始做官的。 竹林之游，会不会在他做官之前就开始了呢？ 不会。 因为，公元244年，七贤中年龄最小的王戎才十一岁，一个小屁孩儿，没人带他玩儿。 后来，山涛被举为孝廉，又到州里当干部。有一天晚上，山涛和一个叫石鉴的同事共宿，睡到半夜，山涛踹了石鉴一脚，把石鉴踹醒了。 石鉴揉了揉眼睛，说，你不睡觉搞什么？ 山涛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睡得着觉！ 石鉴看了看手表，说，半夜十二点了！ 山涛说，半夜你个茄子！太傅（指司马懿）突然称病卧床，究竟有什么深意？ 石鉴打了个哈欠，说，宰相三次不上朝，一道诏令就免了他的职，老山啊，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山涛说，我了个去！兄弟啊，你可得小心了，别稀里糊涂成了别人的炮灰！ 山涛辞官回家，不到两年，发生了高平陵事变，山涛于是归隐不问世事。
【山涛】 衣赐履说：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公元247年，五月，司马懿表示自己年老有病，不再参与政事。应该在此后不久，山涛就感觉到司马家和曹家的对决快要到了，于是辞职。公元249年，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杀了大将军曹爽及其党羽。司马懿称病，山涛立即嗅到了变天的味道，其政治敏感性之强，不得不让人叹服。 无独有偶，《晋书·阮籍传》载： 曹爽辅政之后，征召阮籍为参军。阮籍称病辞职，“屏于田里（屏读如丙）”，过了一年左右，司马懿诛杀曹爽。司马懿主政后，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阮籍又做了司马师的大司马从事中郎。公元254年，高贵乡公曹髦即皇帝位，阮籍任散骑常侍，封关内侯。 也就是说，阮籍辞职，大约在公元247年末到248年初之间，与山涛辞职的时间大致相同。可见，这哥儿俩对政治氛围的判断是一致的。高平陵事变后不久，阮籍就做了司马懿的官，此后就再也没有辞过职，这样，我们可以确定，山涛和阮籍在司马懿主政之前，有年把空闲时间。 再看一下王戎。 王戎的老爹叫王浑，阮籍和王浑关系不错。王戎十五岁时，跟着王浑住在机关干部公寓（郎舍）。王戎比阮籍小二十来岁，阮籍跟他一见如故。阮籍有时候去找王浑，打个照面儿，说几句片儿汤话就走了。去哪？去找王戎，一聊就是大半天儿。王浑表示你放着我不理，整天跟我儿子叽叽咕咕聊什么呢！阮籍说，老王啊，跟你聊天儿忒没劲，还是跟阿戎聊天儿有意思。 王戎十五岁，是公元248年，正好在阮籍、山涛辞职赋闲期间，十五岁的王戎，已经有资格打入这个圈子了，而阮咸、刘伶、向秀在此一时期，大略是没做官的，因此，这七个人组织一场山阳数月游，是完全有可能的。 山阳这个地方，风景秀丽、交通方便、消息灵通，而且，嵇家在那里有一处庄园。《水经注·清水》引《述征记》载，嵇氏庄园位于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处，竹林修茂，清泉环绕，幽雅静谧，最适合这帮家伙喝酒吃肉，弹琴长啸，高谈阔论。 那么，所谓的竹林之游，是不是只发生在山阳呢？ 我认为不是。 《晋书·王戎传》载，王戎常与阮籍等人搞竹林之游（戎每与籍为竹林之游），有一次，王戎来晚了。阮籍说，这个俗物又来败人兴致。王戎则笑说，你们这帮人的兴致，哪儿就那么容易被人败掉！ 从这段话看，竹林之游，既不一定非要有竹林，也不一定非在山阳。如果在山阳，则阮籍、王戎等人都应该住在嵇康家的庄园里，不存在王戎迟到、阮籍出言奚落的情况，对吧？ 因此，《王戎传》里的竹林之游，应该就在洛阳，大家都跟朝里当官，节假日凑一块儿喝个酒，吹个牛，解释得通。 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嵇康的名声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大约有三种途径：一是写文章；二是搞辩论；三是混太学。 据孙绰《嵇中散传》载，应该是在正始年间（公元240年—公元249年），嵇康作《养生论》来到洛阳，京师谓之为神人。一篇文章就树立了嵇康在洛阳的江湖地位，可以想见，二十来岁的嵇帅哥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灿烂夺目！此一时期，嵇康可能还创作了《声无哀乐论》《答难养生论》《明胆论》等辩论性文章，在洛阳学术界掀起一波高潮。嵇康在洛阳的活动，当然会引起阮籍、山涛等人的注意，一经相见，引为知己，然后，到了公元248年，眼见政治氛围越来越诡异，嵇康邀请哥儿几个到山阳庄园小住，喝喝酒，弹弹琴，吹吹牛，更重要的是离开洛阳这个是非之地，也就顺理成章了。另外，嵇康大约是与一些名士进行过辩论的，不少辩论都被他以两方答难的形式记录下来了，比如，他与阮侃之间关于住宅与命运问题的辩论，就形成了《宅无吉凶摄生论》等四篇文章。大约在公元256年，嵇康再次来到京师。在洛阳期间，除了喝酒、清谈之外，嵇康大约是经常到太学活动的。年轻学子们天天跟着一帮老夫子“子曰诗云”，何曾听到过嵇康这样灵光四射的高妙之论？于是，嵇康在太学赢得大批死忠粉儿。
【竹林七贤】 应该是在公元257年到公元258年期间，钟会带了一帮人造访嵇康，嵇康正在打铁，钟会默默地看了一阵子，打算离去。嵇康朗声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随口回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然后扬长而去。 钟会为什么来找嵇康呢？很可能是司马昭派他来招安嵇康的。据《魏氏春秋》载，大将军（司马昭）尝欲辟嵇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山西省夏县西北），或云避世。 意思是说，司马昭想征召嵇康做官，但嵇康本人一再表示自己不愿入世，再加上有个侄子可能出了什么事儿，牵连到他，所以，嵇康决定避世于山林。 嵇康在外游荡了两三年，结交了两个神仙级别的人物。 一位叫孙登，跟孙权的第一个太子同名。嵇康和孙登一起喝酒，采药，长啸，养生，甚为相得，嵇康要离去时，孙登说，你虽然很有才能，但不谙世事又性如烈火，恐怕很难免祸啊。 另一位叫王烈，邯郸人，隐居太行山中，采药服食，与嵇康交往时三百三十八岁，却是年轻人的相貌，应该算得上是大仙了吧？呵呵。 总之，嵇康与这两位大仙在一块儿时，精神上是相对自由的。 公元259年，嵇康又回到洛阳太学。约在这一时期，嵇康对《春秋左传》作了研究，撰写了《春秋左氏传音》三卷，现已佚失。此外，太学里有刻在石碑上的儒家经典，抄写石经成为嵇康这一时期的主要兴趣之一。 衣赐履说：抄写石经，嵇康究竟是老庄一派，还是儒家信徒呢？ 公元260年，嵇康因母亲去世，返回山阳家中。 公元261年，嵇康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 巨源是山涛的字，山巨源就是山涛。高平陵事变后，司马家取得朝政。直到司马师上台，山涛大约看到政治生态趋于平稳，于是出来做官。山涛和司马家沾点儿亲，山家与司马懿夫人张春华家攀得上亲戚，所以见得着司马师。司马师见到山涛，幽了一默，说，姜太公想要出来做官了吗？于是，让司隶举山涛为秀才，做了一个郎官。后来，又先后做了骠骑将军王昶的从事中郎，赵国宰相，尚书吏部郎。 山涛推荐嵇康做官，嵇康不干，写了绝交书。
【这个嵇康，少了一点棱角】 关于绝交书究竟写于哪一年，颇有不同说法。我们先摆几条史料。 《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说，山涛为选官，欲举康自代，康书告绝，事之明审者也。案《涛行状》，涛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 《世说新语·栖逸》说，山涛将去选曹，欲举嵇康，康与书告绝。 《晋书·嵇康传》载，山涛将去选官，举康自代，康乃与涛书告绝。 景元二年，就是公元261年。这几条史料略有矛盾。按裴老爷子的说法，公元261年，山涛做了吏部郎，于是“欲举康自代”，打算举荐嵇康来代替自己的职务。这里就容易出现误解，山涛想让嵇康代替自己的哪个职务呢？两种可能：一是山涛不当吏部郎，而让嵇康来当；二是山涛前一个职务是赵国宰相，他做了吏部郎，由嵇康补赵国宰相的缺。 吏部郎负责选拔、推荐官员，十分重要，非当权者的亲信，断不可能坐这个位子。嵇康显然不是司马昭的亲信，山涛想让嵇康当吏部郎，我个人认为可能性不大，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山涛是想让嵇康当赵国宰相。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是嵇康接受山涛的建议，就相当于受了招安，不必再为人身安全提心吊胆了；二是担任赵国宰相，自当去赵国上班，远离洛阳这个政治中心，就不容易惹祸上身，对嵇康而言，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我的理解，与上引《世说新语》和《嵇康传》矛盾。按这两条资料来看，山涛将去选官，或者说将去选曹，意思是不做吏部郎了，任新职了。结合《晋书·文帝纪》，可知，公元263年，山涛到大将军府任从事中郎。那么，也就是在公元263年，山涛离任吏部郎时，打算推荐由嵇康代替自己任吏部郎，于是嵇康写了绝交书。 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基本上为零，因为：第一，嵇康不但不是司马昭的心腹，而且属于民间意见领袖，老是跟朝廷对着干，山涛即使想推荐他当吏部郎，老实说，怎么向司马昭开口呢？第二，嵇康刚惹上一个官司，而且性质相当严重，一会儿我们会讲到，此时推荐他当吏部郎，真的有点无厘头。第三，当然也有可能，山涛举荐嵇康，是司马昭授意的，目的是拉拢嵇康，所以给个好岗位干干。但是，好的工作岗位多得是，司马昭没必要让嵇康到干部口儿这么关键的部位工作。 因此，我倾向于认为，裴老爷子的意见，更接近历史的真实，《世说新语》大约出现了笔误，而《晋书》则是抄了《世说新语》。山涛并非“将去选官”，而是“将为选官”或“将任选官”，这样，就合逻辑了。 此外，山涛打算举荐嵇康代替自己，可能源于嵇康的绝交书，其中有这么几句： ……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间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云云。 意思是说，前年，我从河东回来，显宗（公孙崇）和阿都（吕安）告诉我，你想让我接替你的职务……最近，我听说足下又升官了，心中不喜，担心你又要拉着我一道做官。 嵇康从河东还，大约在公元259年，彼时，山涛任赵国宰相（山涛上一个职务是骠骑将军王昶的从事中郎，王昶死于公元259年，故山涛任赵国宰相不会迟于这一年），公元261年，担任吏部郎。 那么，与其他史料综合来看，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山涛在任赵国宰相的时候，就有意想把位子让给嵇康，而且两人沟通过，但嵇康拒绝了，此番，山涛要任吏部郎了，可能再次与嵇康沟通，于是，嵇康写绝交书断然拒绝。 但绝交书给人的感觉，似乎嵇康与山涛并不熟，这些事情都是公孙崇和吕安转述给他的，甚至还说山涛你对我根本不了解，云云。嵇康为什么要么说呢？ 因为，他要为山涛打马虎眼；因为，他和山涛是过命的交情。 嵇康死时，儿子嵇绍才十岁，嵇康临刑前对嵇绍说： 巨源在，汝不孤矣。 孤，指幼年丧父，汝不孤矣，意思至为明显，你要把山涛当成父亲，他也会把你当成儿子的，所以，才可能“汝不孤矣”。 《与山臣源绝交书》挺长的，我们就不详细解释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百度。大概意思是我这个人受不了当官的各种束缚，自在散漫惯了，喜欢喝大酒，玩儿音乐，睡懒觉，不到尿憋不住了就不起床，十天半拉月不洗脸，最喜欢坐那儿一边挠痒痒，一边抓虱子，你还是让我跟家里呆着带娃吧，从此咱俩谁也甭搭理谁，云云。但关键是文中还表达了对商汤和周武王的非难，对周公和孔子的蔑视，这问题就严重了。 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非常有意思，文中说： 司马懿（昭）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昭）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鲁老师总是入木三分】 鲁迅先生仅就绝交书发起议论，实际上，嵇康的各种出格言论多了去了，我们稍微摆几条： 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嵇康说，仁义道德产生虚伪……争名夺利带来清廉谦让。他甚至发出“把六经当作芜秽，把仁义当作腐臭”的疾呼。 这实际上是嵇康对司马氏执政时期利用儒家礼教维护统治，以儒学、名教作为其虚伪行径的遮羞布的痛斥。 《管蔡论》中讲，周公的弟弟管叔与蔡叔发动叛乱，周公率军征伐，用叛逆罪名诛杀二人（实际诛杀管、流放蔡）。但嵇康认为，管、蔡二人实际上是忠于周王朝的，他们是对辅佐周成王的周公产生怀疑，才发动的叛乱。 这篇文章的观点继续引申，我们就会发现，嵇康实际上是讽喻司马氏专政，为毌丘俭、文钦等人的叛乱鸣不平诶！ 衣赐履说：这里插一句，有史料说，毌丘俭反叛的时候，嵇康非常激动，打算跟毌丘俭一块儿干。后来，山涛劝他别参与，嵇康才放弃。这件事儿，似乎也成了后来司马昭诛杀他的一个理由。实际上，对这个事儿，史料记录得不明不白，恐怕不真。且不论嵇康会不会参与叛乱，即使会，以他的尿性，跨上电单车就去了，哪里需要向山涛讨主意？此事大概率是史官为司马昭诛杀嵇康寻求正当性而编造的理由。 类似这种与当局声音不一致的言论，嵇康说了颇不少，我们就不再列举了。 这样，嵇康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大知识分子，太学生的精神偶像，动不动发出与官宣不同声音的民间意见领袖，而且还是曹魏王室的女婿，并坚决不做司马昭的官，那么，他想要活下去，就相当困难了。 以什么理由死，什么时候死，怎么死，全看司马昭的安排。 大约在公元262年或稍后，嵇康陷入一个案子。 嵇康有个挚友叫吕安，绝对的铁磁，据说吕安只要想嵇康了，哪怕千里之外，立即出发，跑到嵇康家来相见，吕安与山涛也很熟，绝交书中提到的阿都，就是吕安的小名。吕安有个哥哥叫吕巽，大约人品不太好，奸污了吕安的妻子，吕安极为愤怒，就要告发吕巽的兽行。吕安与嵇康商量此事，嵇康与吕巽也很熟，并且是通过吕巽认识的吕安，他虽然对吕巽做的腌臜事儿也很不耻，但考虑到这个事儿实在太丢人，说出去大家脸上都不好看，还是在哥儿俩间加以调停，吕安答应不再上告，吕巽也答应了某些条件，算是言和了。但是，吕巽突然向朝廷举告吕安不孝。吕巽本来就是司马昭的亲信，又大义灭亲告弟弟不孝，司马昭当然袒护吕巽，以不孝的罪名将吕安流放。嵇康对此极为愤怒，写下了《与吕长悌绝交书》（长悌是吕巽的字），并公之于世。之后，嵇康又到有关部门为吕安申冤。 吕安在流放途中给嵇康写了一封信，有这样的话： 顾影中原，愤气云踊。哀物悼世，激情风厉。龙啸大野，虎睇六合。猛志纷纭，雄心四据。思蹑云梯，横奋八极。披艰扫难，荡海夷岳。蹴昆仑使西倒，蹋太山令东覆。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吾之鄙愿也。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哉！ 这段儿不用看得太懂也能感觉到，这是对司马家不服啊，这是打算要匡复天下推翻司马家的统治啊！一介书生，能不能杀只鸡都不好说，偏偏写出这样的东西，搞得就跟要闹革命似的，这不是给朝廷递刀子嘛。这封信很快落到司马昭手里，正愁收拾不了你呢，你送证据材料来了，于是，司马昭把嵇康抓起来，又把吕安召回一同治罪。 嵇康入狱定罪的消息在洛阳传播开来，社会各界震动，在太学生中和社会豪俊之间反响尤其强烈。数千太学生联名上书请求赦免嵇康，并建议让嵇康到太学来当老师，给大家上课。而一些豪俊之士，甚至自愿陪同嵇康一同蹲大狱。 衣赐履说：本来，如果没这些事儿，司马昭或许还会再给嵇康一个机会，但没想到这家伙的影响竟然这么大，太学生们居然嚷嚷着要让这个反动分子当老师！太学生是国家的预备干部，以后都是要做官的，这不是要覆我朝廷、乱我礼教吗！于是，嵇康没了活路。 另外，有史料显示，嵇康被诛杀，钟会没少使坏。但嵇康死时，钟会正在攻打蜀国，我实在想不通他是怎么使得坏。《三国志·钟会传》上有这么一句话：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给我一种感觉，似乎也是在给司马昭洗地。 行刑之日，到达东市，嵇康向人群中的哥哥嵇喜索取了自己心爱的古琴，席地坐于刑台之上，调音试琴，然后，神色自若地最后一次弹起《广陵散》。 一曲弹罢，嵇康望向残阳，淡淡道，广陵散从此绝响矣！
【广陵散从此绝响矣！】 然后，欣然赴死。 那天，应该是公元263年冬天的某个黄昏。 嵇康死后，向秀到郡里上班了，后来到洛阳上报郡里的有关情况，拜见司马昭。司马昭笑着问，听说向先生有意做一个隐士，却如何到了京城？向秀说，巢父、许由孤高傲世，不值得称赞、羡慕。司马昭听了，十分欣慰。 七贤中的其他几位，也基本上做司马家的官一直做到死。 从此，再没有人对司马家叫板了，不但这一代没有，下一代也没有了。 嵇康在狱中时，给儿子嵇绍写了一份《家诫》，对儿子今后人生的方方面面都给予忠告，怎么跟领导打交道，怎么跟同事打交道，怎么避免惹祸上身，等等等等，都写得极为细致，其核心思想是，阿绍啊，我的一生就是这样了，你今后千万不能重蹈我的覆辙啊！这又与阮籍教导儿子阮浑何其相似啊！阮籍对儿子说，虽然官场中人就是裤裆里的一群虱子，但阿浑啊，你得加入他们啊！ 史载，嵇绍后来做到了侍中，公元304年，朝廷讨伐成都王司马颖，王师大败，百官奔逃，只有嵇绍拼死保卫晋惠帝司马衷，最终遇害。嵇绍后来被晋朝追赠为太尉，谥为忠穆公。 嵇康为司马昭所杀，嵇康的儿子嵇绍为保护司马昭的孙子司马衷而死，有时候，历史就像是个段子手。 衣赐履说：我们用了五回的篇幅，讲了嵇康及竹林七贤的一些事情，谈三点感受： 第一，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生存不易。在晋初这种已成大势的政治环境下，坚持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没有出路，因为，思想无法抗衡权力，屈服，是唯一的选择。即使自己不屈服，也要教导儿孙屈服。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啊！ 第二，崇尚礼教的实际上在毁坏礼教，反对礼教的反而执着于礼教。这一点，我请鲁迅先生加以说明： 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昭）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广陵散之绝响，宣告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绝迹。剩下的，都是打着礼教旗号的伪道学。 第三，竹林七贤虽崇尚老、庄，但骨子里依然是儒家，将他们归为道家，恐怕有些草率。实际上，越读嵇康、阮籍，越感受到他们对老庄的追求和效仿，并没有改变他们内心深处所受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老庄，老是以退为进，庄是逍遥避世，嵇康是吗？ 竹林七贤，我们讲了阮籍、嵇康、阮咸、向秀、刘伶，至此告一段落。关于山涛和王戎，我们此处不作介绍了，因为这哥儿俩官做得实在太大，简直大到我感觉没资格加入竹林七贤的地步，呵呵。这是玩笑话，实际上，他俩官做得大，事迹也多，以后我们另行讲述。
【去了嵇中散，竹林七贤散】 注：本文参阅了宝鸡文理学院副教授张波的《嵇康》一书，特此感谢！此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对嵇康的介绍比较详细，特别是对嵇康思想的解读颇有深度，想进一步了解嵇康的读者，可以一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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