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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人类学学术共同体的邀请，能让我有机会对自己的研究做一个梳理。从博士阶段到现在，我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生时期对华北地区民间信仰与组织，尤其是对妙峰山庙会和北京香会的研究；二是2013年工作之后在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自治村社的田野研究。基于对华北民间信仰和天主教的墨西哥社会的调查，我也试图做一些比较宗教的研究。此外，我还利用一些参与课题的机会，做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和墨西哥华人与中国企业的研究。研究领域的转换固然是因为工作的需要，但在我看来，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相去甚远的研究，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研究生阶段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学习的。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我明显地感觉到，21世纪之后的民俗学出现了比较大的转向。一方面，从刘铁梁教授提出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的民俗志，再到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归国而来的彭牧副教授关于“身体民俗”的引介，以及此后“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间文学志”等诸多理念的提出，当代民俗学研究已经充分意识到田野作业的主观性，主客二方充分协商后确立的“标志性文化”这一在民俗志书写范式体现出民俗学者对于主体间性认同，“感受”基础上对于他者情感的认同则显示着民俗学的人文取向。另一方面，民俗学研究也出现了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转换，越来越多的研究改变了近百年来民俗学研究的事象范式，开始在整体社会的事实中理解和呈现民俗，借此理解中国社会的多层面向。民俗学的这一转向显然是受到了20世纪后半叶人类学理论反思的影响，当然，这也与人类学和民俗学之间的亲缘性关系密不可分。事实上，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的诸多国家，民俗研究和人类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并无太大差异。 正是在这一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我开始了对于妙峰山和北京香会的研究。与此前的几位方家对于妙峰山和北京香会的研究聚焦于仪式现场的神圣空间不同，我将关注的重点回归到社会场域，在日常生活的层面上审视香会组织的运作，看这些分散在各处的香会的把儿、练儿们是如何聚在一起，又是如何前往妙峰山在内的多个信仰中心进香，进香之后又有着怎样的生活。此外，我将对仪式空间的关注从单一的妙峰山拓展到包括丫髻山、药王庙、平谷峨眉山、中顶和南磨房关帝庙等多个圣地，在北京庙宇空间的格局中审视香会与多个信仰中心以及多个信仰中心内部的复杂关系，力求从社会空间和信仰空间的两个层面呈现北京香会的复杂生态。 语境不仅是横向层次的维度，更是有着深层历史的考量。对于缺少历史学训练、长于田野的我而言，如何发掘史料并富有创见的呈现、建构史料，成为我在研究中必须处理的问题。2012年，在完成博士论文初稿后，利用研究生出国访学的机会，我前往莱顿大学，得到了汉学家田海（Barend Ter Haar）的悉心指导。田海教授师从韩书瑞（Susan Naquin），一直致力于用社会史的方法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和理解中国社会。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田海教授对史料多元的阐释视角也给予了我极大的启发。这段时间的访学经历不仅让我修改补充了论文第一章对于北京香会的历史研究，后续的田野研究也呈现出社会史的关怀，即在社会历史变迁语境中理解、呈现当代北京香会和庙会生态格局变迁的动因。 与一百多年前旗人成为香会组织的主体不同，当代北京的香会绝大部分都是由社会的底层民众维系的。近百年来国家对于民间宗教的污名化定性以及中国社会的剧变加剧了香会群体的底层性与边缘性。国家和资本的强势介入，重构了作为自组织的香会与庙会的生态，在多重权力网络下，香会群体和庙会组织通过多样的方式，以民间的智慧延续着数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多重权力网络的交织使得北京香会和庙会组织在延续信仰传统的同时，又呈现出商业化、政治化等交互共生的多样性，构成了中国民间宗教的当代形态。从中观层次上来说，我固然是想通过对于北京香会和庙会的研究对中国民间宗教/信仰概念、特征及其形貌进行反思，另一方面，我更希望通过对于香会这一边缘性组织的研究，再现民众的生存智慧与生存状态，以此呈现当代中国社会的面貌。
2013年，我入职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在中心发展规划下，我开始了对于拉美社会的研究。入职之初，我对拉美并不熟悉，印象中的拉美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去处。转型的巨大压力使我产生了恐惧的心理。庆幸的是，这种恐惧的心理很快就消失了。在中心举办海外民族志工作坊上，我认识了诸多海外民族志研究的践行者们，他们传奇而又富有启发性的报告让我感触良多。我意识到，去海外做田野、接受更为规范的田野作业的训练不仅是对我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于我个人也是一个难得的锻炼的机会。几番周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魏然博士的介绍下，我以墨西哥恰帕斯州为田野点，开始了对于墨西哥印第安社会的研究。 转型的代价是巨大的，首先便是语言关。2013年入职以后，我开始了学习西班牙语的过程，秋季的整个学期，每周三次前往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西班牙语。此后的第二个学期，我又自学了西班牙语第二册，掌握了西班牙语的基本语法和词汇。此外，我还梳理、阅读了大量关于拉丁美洲历史和墨西哥印第安族群的多语种文献，为研究的开展做了一些准备。
更为艰巨的挑战出现在我的第一天田野。2014年的2月9日，在到达恰帕斯州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的第一天的半夜时分，在从街道到宾馆的路上，我遭到了一名歹徒的持枪抢劫。万幸的是，除了抢走了5000比索外，我并没有受到其他伤害。然而，这次经历却让我久久不能平息，我的日记里至今还记录着当时惊魂未定的心境：
想起刚刚对着我那黑洞洞的枪口，如果他真的一时兴起，突然开枪，我没有任何退路，死亡是唯一的结果。我还那么年轻，我才刚刚踏上工作岗位，漫长的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父母、爱人需要我去照顾，如果我就这么走了，真的很不甘心啊。而且在这荒郊野外，如果我真的被他枪杀了，想必也没有人能够识别出我的身份，联系上我的家人。更让我绝望的是，我不清楚这样的状况究竟是偶发，还是常态。如果是常态，那么下一次，我还会有这样好的运气吗？一想到这里，一股无法抑制的恐惧、悲凉瞬间涌上心头，此刻的我，发疯地想回到国内，回到北京。
慌乱之中，我向领导包智明教授写邮件说明情况，包老师提醒我注意安全，继续观察后再做评估。第二天，合作老师玛利亚教授也宽慰我，她鼓励我应该坚持下去，她告诉我圣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萨斯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抢劫并非常态。幸运的是，正是这些在当时的我看起来有些残酷的决定，让我最终感受这个城市的美好，并最终坚持完成了田野作业。
我在墨西哥的田野是在一个印第安自治村社完成的。村社的民众绝大部分都是受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改革影响下从农村来到城市谋生的印第安人。因为缺少技能，他们只能从事泥瓦匠、小工等劳作，少数的妇女在城市里打零工和织布为生，大部分女性都是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由于收入微薄，他们无家可归。当地一位曾经参加过萨帕塔起义的印第安精英玛利阿诺率领无家可归的印第安人，占领了城市北部的一片空地，并效仿萨帕塔民族解放区，建立一个名为圣达·卡达利那的自治社区。 最初的田野并不顺利，因为政府的数次破坏，他们曾一度认为我是政府派来的间谍。一次偶然的机会，玛利阿诺的儿子胡安了解到我是共产党员，在他看来这是我左翼身份的标识。借此机会，我得到了社区委员会允许，开始在社区的田野。 自治社区的生活是贫穷的。一贫如洗的家庭、穷得衣不遮体的印第安民众、随处可见的失学儿童无时无刻不让我倍受震惊。问起原因，无一例外都是因为玉米、咖啡价格下跌，在家种地赔本，在这里好歹有些收入。虽然自治社区的土地是免费的，他们也只能维系最低层次的生活。贫穷的印第安人让我切身的体会到全球化的多面性。事实上，对于弱势的、少数的群体而言，全球化带来的毁灭又何止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呢。早在1492年，哥伦布对美洲大陆所谓的发现开启的全球化进程，就已经将印第安人陷入了毁灭性的境地，无怪乎早期的印第安发出了这样的悲鸣：
在一个奇异的王国里， 集聚着痛苦和毁灭， 只剩下， 困惑、迷茫和无奈的回忆， 我们在哭泣， 死亡的影子在追随我们， 我们不知道求助何人，到哪去， 我们感到迷茫。
万幸的是，虽然不断遭受着商业资本的侵袭，但自治社区的民众仍然固守着传统的“美好生活”的理念，追求着人、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共生。每天晚上劳作完一天后，时常看到家庭欢愉的场面。我也时常借此机会和社区的民众开怀畅饮。这样的经历也不时让我反思，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正幸福的生活？
得知我住在自治社区，我的合作老师玛利亚曾不止一次的关心我的安危，我在当地的朋友们也认为太过简陋的自治社区不足以保障我的安全。事实上，自治社区有着完备的组织结构，社区成员有着强烈的认同，一系列规章制度的运行使得自治社区虽然偶有问题，但大体上能够维系着良好的运作生态。此外，社区的节日委员会也会举办一些印第安本土的文化传承活动，为一些失业的住户提供就业的机会。底层印第安人的自治社区，实际上是以一种社区自治、自行参与的形式，弥补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民主转型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呈现出“弱国家”特征的墨西哥政府对于少数族群生存保障的缺失。
这样一种自治的形态，也是印第安人无奈的选择。在全球化和现代民族国家渗透至高地丛林的恰帕斯，早已经没有可以供印第安人“逃避统治”的领地。在以社区自治方式捍卫权益的同时，社区的领导人也多次向国家权力示好，明确地表示他们的意图并不在于分裂国家。然而，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这样的示好是无效的。在我的田野结束后的一年里，自治社区的民众被驱逐，社区领导人之一的胡安被暗杀，他的父亲玛利阿诺也在一年之后病逝。 墨西哥的田野经历在促使我不断思考的同时，也让我不断反思着此前的研究。事实上，无论是行香走会的会头和信众，还是自治社区的印第安民众，他们都是遭遇全球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底层人、边缘人。他们的遭遇，折射的是全球化、现代化在世界各地的蔓延与渗透。尽管出身卑微，生活于底层，边缘的他们仍然用一己之力，延续着自身的传统，捍卫者人之为人的尊严。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秩序与生态中，捍卫与延续的主体与路径都呈现出不同的境况。当然，他们的活动与努力，更是对于人类内心诉求的回归，这种回归与现代性建构的关于发展的“颜面”是悖离的。正是这种悖离使得他们处于边缘的境地，也正是这种对于内心的回应，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与缓解现代性的危机提供了另一种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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