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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模式的角度来探究、推演社会制度形态的发生、演化，那么中西历史的发展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分析样本。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模式及演化路径深刻地说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决定、相互影响的内在关系。以两行论为分析视角，我们尝试进行社会体制发生与演化的抽象模型的构建，并基于此对历史与现实做出解释。 一、社会制度的形成及其模式 （一）制度是社会构成的基因 人类是以组织形态进入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之所以形成在于制度，制度是社会组织作为类生命体存在的基本前提——基因。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需要专门的机制来操作而形成社会管理机制，管理与被管理的划分使社会组织自然呈现两行结构——管理机制与被管理的组织[1]。社会组织作为类生命体其之所以成立在于规则及其强制力，或者说人类社会各种形式的组织形成都是被约束、管理的结果。一切社会组织形态中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来自全局的、上行的或整体的约束、管理，即个体必须让渡一定程度的自由与权力以保全整体的存续。这体现为不同形式的规则、制度的建立，制度的建立与执行的机制则必然是全局覆盖的全局机制，具体而言社会管理的实现必须依靠例如军事、法律、行政、金融、市场等全局机制加以实施，否则，社会管理将不能实现，社会整体也将不能成立。 社会制度的生成可以是预设性质的，即由先贤、圣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基于文化积淀、根据一定的意识形态原则设计制度体系，这是一种人类自身对社会组织及其运行的认识与反思的表现，是对人类历史的总结与升华。另外，在社会制度垂宪下的个体自由空间是自演化、自组织空间，在硬性制度划定的自由空间内，通过个体依本性的自由行动会形成自演化、自组织秩序。这是社会秩序、制度生成的两个原因。宏观的制度设计与微观的秩序自然生成，就是孔子所言的“承天之道”与“治人之情”及荀子所言的“礼由俗起”与“礼待圣人做”这样上下两行的两个层面的运行，两者既对峙又相容，圣人做礼的主要目的是校正微观之俗，但也需尊重之、顺应之。 如果我们从这样两个层面来考虑社会制度的生成，理论上就会出现两个极端以及其中间形态。两个极端就是：其一，社会制度主要由上行进行设计，而微观层面几乎没有自由；其二，上行的主动设计因素几乎不存在，在最宽泛的上行约束下，秩序主要由下行微观主体的自演化形成。在两个极端之间的社会形态就是一个偏重程度的问题。显然，极端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很小，现实的状态都是在两个极端中间的某一个点上。 偏重上行设计的社会制度，其生成背景一定是文化早熟或超越，如此，方可于宏观角度、于超越自然秩序的角度，对整个社会组织进行全局性的、基于认定原则（道德原则）的、甚至具有前瞻性的规范。这要求上行结构要足够强大，至少具有对整个社会的规范力，而且，作为上行结构的重要组成，其意识形态首先要成熟完善。偏重下行自演化的社会制度形成一定是一个偏丛林模型，在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之际，如果没有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道德原则约束，从微观层面自生成的秩序一定是一个承袭原始制度、依据实力原则的成王败寇的社会模式。 （二）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政府机制及两种社会模式 制度的制定与执行需要相应的设施、机制，这是促成政府机制形成的基本动因。作为社会管理的集成平台的政府机制是一必要的客观存在，对这一客观机制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运用方式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社会模式：合作型与控制型。将社会视为统一的共命运体，社会管理机制是公共理性的凝聚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形成合作型的社会模式；当社会分割为控制主体与控制对象两个范畴、社会管理成为社会控制、社会控制压迫被控制者而服务于控制者私利，如此分裂且截然对立的社会与前者相反而成为阶级社会，是控制型的社会模式。偏上行设计的制度形成，必然加入人类对历史与道德的反思而多延伸为合作型的社会模式，偏下行自然演化的制度形成，一般会依原始状态的丛林原则而导致控制型的社会模式。 虽然皆以政府机制为社会管理主要手段，但是两者的目的和结果具有本质性的区别，控制型的社会模式是少数集团通过社会控制以实现制度化地谋取超额私利，合作性的社会模式的一般偏重于以公共理性制定制度、实现秩序以服务公共利益、确保整体的存续。 二、控制型社会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上述两种社会模式的形成基于最初的、作为物质基础的生存、生产模式——经济模式，农耕文明与狩猎文明成为两者的直接形成原因，根本地塑造了东西方社会形态。西方社会的演化历程就给我们提供了控制型社会模式的典型模板。 （一）狩猎模式的结构构成了控制型社会模式的基本机理与农耕模式相对应、作为人类社会早期演化所形成了两种模式之一的狩猎模式是以狩猎行为为基本生产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模式，其本质是一个控制问题，以控制方（狩猎者）的绝对支配权与被控制方（狩猎对象）的自由剥夺所形成的对应态势与结构为基本特征，其谋求的是由控制手段与工具（狩猎工具）所实现的、由控制范围和控制程度所体现的控制效率。狩猎模式的机理与程序所体现的狩猎模式思维定式的体系形成了狩猎模式哲学，这一哲学是对狩猎模式的历史总结、归纳与升华，使狩猎者、狩猎工具与狩猎对象的三元结构固化成为系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成为私有制的意识形态基础。 （二）狩猎模式之程序在人类社会中运行的自然结果必然导致私有制狩猎行为原本是动物世界中的弱肉强食，其本质是一个对既有食物的获取的过程。同时，狩猎者之间的竞争形成了动物世界的另一个基本行为——领地行为，我们解读为动物世界的确权行为。在人类社会中，依丛林法则而无道德约束地对既有财富与权力的获取与确权必然导致私有制。这是经过残酷的优胜劣汰之后，胜利者保护胜利果实的根本努力，而这种优胜劣汰的过程同时也必然导致财富与权力的向少数家族、集团或阶层的集中和垄断，局限于少数家族、集团、阶层的特权结构是其必然结果。 作为西方的根本制度，私有制成为决定一切其他社会制度的基础。因为，财富的确权必然导致了权力的确权，反之，权力也可成为获得而财富的前提与保障。总之，西方的极端私有制背景下，一切社会机制、社会权力皆可并皆须确权、私有，西方真实的历史演化过程也的确表现为所有的社会机制、政府机制、全局机制都实现不同形式的私有进而成为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可见，私有制的本质体现在于公权力的私有。 私有制的进一步具体化、细化就是家族世袭制，否者私有制之“私”如何长久维持？如何千秋万代？西方式私有制不仅财富所有是家族式的，作为上行结构的君权、神权、金权都是家族世袭的，这是对权力和利益垄断的基本形式。从某种角度考察，可以说西方社会始终施行的是种姓制度，其贵族之贵即在于对权力和利益的垄断和家族世袭。更可笑的是为了不使利益、权力外泄，欧洲的王室婚姻只能局限于几大王室家族范围之内，由于范围狭小、血缘越来越近而形成了严重的遗传病。 综上所述，西方式的私有制绝对不意味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绝非其主旨，其真实含义反倒截然相反——恰恰是要制度化地侵犯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的私有财产而集中于控制者手中。不仅如此，其本质含义的关键在于天下万物——包括政府机制等公权力、公共产品——皆可、皆须被其私有，这是一种少数控制者拥有一切的“绝对私有制”。因此，西方社会形成了与中国“天下为公”这一核心文化理念截然相反的原则——“天下为私”。 （三）绝对私有制所呈现的社会状态必然是阶级划分以狩猎模式的分析框架审视，狩猎对象在人类社会被背景下意味着待获取的财富，而狩猎者地位则意味着绝对的权力及能力，只有成为狩猎者方有权力掌握运用狩猎工具，反之，掌控了狩猎工具者必然是狩猎者。显然，狩猎者是主宰。因此，狩猎模式在人类社会中的运行必然形成并固化了的社会割裂——阶级划分。唯有对社会进行阶级划分，狩猎者方为狩猎者、控制者方为控制者，方可获得制度化的超利益与超权力。显然，狩猎者与狩猎对象的划分在逻辑上体现为控制者与被控制对象的划分，而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形态就是阶级的划分。三者关系是本质同构的，或者是对一种社会关系的不同角度的三种描述方式。 此种背景下政府机制本质上就成为了具有狩猎工具色彩的控制程序，其实质意义是体系化、制度化的控制过程，具体而言就是体系化、制度化的获取过程、盘剥过程、输血过程。 （四）、控制型社会模式的控制本质与控制程度控制蕴含的本质意义是控制者的绝对支配权和被控制者的绝对被支配地位，即意味着控制者的最大程度的自由和被控制者的绝对不自由。作为狩猎模式的人类社会体现的私有制的典型表现是阶级压迫。人们依社会控制的程度不同而划分出不同的社会制度，如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度等，其实这些形态各异的社会制度皆为控制模式的具体表现，皆体现着控制型社会模式的控制本质，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而控制的程度是一个表象层面的问题或形式化层面的问题。 从语义学的角度考察，奴隶制、封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些词汇并不是一个逻辑层面的概念，奴隶制在于说明劳动者的绝对被支配地位，封建制在于说明权力的形成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则是着意于生产方式说明。或者说，与奴隶制对应的制度应该是自由劳动者制度或雇佣劳动制度，与封建制对应的应该是郡县制或官僚制，与资本主义对应的应该是人本主义或理本主义，可见这些概念描述的角度、重点、逻辑层面都是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控制，所不同的是控制者、控制手段与方式以及控制程度方面的改变。控制的目的即在于从被控制者范畴获得超权力和超利益，简而言之就是掠夺，而制度化、体制化的掠夺就是典型的控制体制——奴隶制。依其控制本质，我们皆可命名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不同形态的奴隶制，例如，城邦奴隶制、封建奴隶制、资本主义奴隶制、金权奴隶制等。 伴随历史演化进程、历经长期的自我强化，控制模式已经成为西方的社会运行程序，已经成为西方作为作为行动主体与外部世界接与对待的行为程序，已经成为其根深蒂固的、与生俱来的、基因层面的思维定式。而且对这一控制实质西方自我赋予了巨大的宗教意义——代上帝管理人间。西方的宗教模式同样是三个结构构成：上帝、牧羊人、羊群，这一结构是与控制模式同构的、高度同一的，对西方控制式社会模式的运行、扩张提供了宗教的支撑。简而言之，西方的宗教也是控制模式性质的。[2] （五）核心特征——结构性不稳定、不和谐控制结构使本应平等处于同一阶面、平台的社会成员，划分为上下两层的控制范畴和被控制范畴。唯有僭越方能实现控制，因此，控制结构必然是僭越结构。控制型社会的内在弊端在于基于僭越所形成的结构性的错位和缺失，两行论视域下则具体表现在上下行的倒置。即本应该作为子系统的下行结构构成僭越于整体之上或上行结构的层面而控制全局，会造成总体上的上下结构颠倒而形成结构式的不平衡、不稳定。 从上行层面考察，子系统僭越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不和谐性表现在其作为上行系统本能的、本质性的不称职、不适称。具体体现为：首先，不够强大。以维护私利为目标的强制性社会动员效果不佳或者而成本过高。其次，不能统一，因为最大化的私利是相互冲突的，不能整合化一。狩猎者范畴或者控制者范畴内部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也必然是十分激烈的，只能通过实力对比或者暴力解决。第三，狩猎模式背景下，丛林原则为基本原则，狩猎者地位是依实力而获得的，如此意味着一切子系统都具备僭越的可能，僭越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实力，这必然导致具备实力与丧失实力者于狩猎主体地位上的交替成为常态，即上行结构的更换、便换成为常态。 从下行层面考察，子系统僭越体制的不和谐性与不稳定性表现在其对道德原则的悖逆而引发的持续冲突。道理很浅显，控制行为违背人性、侵犯人权，会遭遇本能的、因而是持续的抵制、反抗，这种冲突始终存在，随时激化。如主席所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总而言之，子系统僭越而形成的控制体制面临多重结构性固有矛盾，会因内外部条件的变化而随时激化进而引发系统震荡、颠覆，需要额外成本加以缓解、抵消或压制以保证秩序和社会运行[3]（经济循环）。这一额外的的成本就是以暴力强制推行既有制度、秩序。因此，暴力或战争成为常态，是结构的不稳定、不和谐所集聚能量的释放。种种原因所引起的力量对比变化，都会加剧矛盾而引起系统颠覆。 （六）以控制型社会模式对西方世界历史演化的解释作为控制型社会模式的典型代表，西方社会的上行结构所呈现三权鼎立的分散态势充分说明了控制模式的不稳定性，尤其是西方历史上的不间断的战争状态是这种不稳定性的直接外在表现。当这一不稳定结构面临类似地理大发现这样能带来的天量财富作的巨大外部冲击，则必然加剧其不稳定性而呈现出剧烈的动荡而触发结构的颠覆与重建。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西方世界的宗教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式多线的争霸战争、殖民扩张等在十六世纪如爆炸一般同时展开。地理大发现给予西方的不仅仅是天量的财富，还向其展示了作为全人类统治者的可能，这一巨大的利益和权力欲望所造成的冲击、震荡持续了四百年多年，且愈演愈烈，裹挟这整个世界皆进入到西方的秩序构建中，然而，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只有一个：战争，因此，直接的表现是从无间断的战争规模呈加速度扩大的态势，直到激化为世界大战。 牺牲了亿万生命、毁灭了无数财富的世界大战也仅只是释放了矛盾、冲突所积累的能量，而西方世界的矛盾本身并未解决，却以其他方式进行了转移并在新的层面重新展开，使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演化为苏美两大超级大国及其阵营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同时是与意识形态间的矛盾相重叠的，即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三、合作型社会模式的形成与特征 以农耕模式为基础而建立的中国文明是合作型社会模式的标准样本，如果西方社会的绝对私有制是一个极端，那么中国的农耕文明就是另一个极端，两者截然相反。 （一）基础经济模式——农耕模式 从狩猎、游牧到农业的飞跃是一次本质性的生产方式变革，人为的、集约化的植物集中生长繁殖模式其效率大大高于游牧模式所依存的动物的自然繁殖的效率，生产力的巨幅提高同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与对既有财富的获取模式截然相反，农业生产本质上是“生产——收获”模式，是在既有条件下的财富创造过程，这一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变革带来了微观层面——生活方式以及宏观层面——社会形态的重塑、重构，决定了以其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模式的本质特征。 1、农耕文明是巨大的系统工程。 农业生产方式内容复杂艰深，包括农业生产本身的内容及流程、作物的种类划分、农具以及农业设施管理、水利的兴修、农业知识以及天象节气等知识积累与传授等等，尤其是中国式的、上升到农耕文明程度的农业生产方式，显然是一种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化的知识对其进行指导，需要系统化的组织体系对其进行管理规制。因此，农耕文明必然是一个合作模式、全局模式、整体模式，因此是共同体模式，绝非碎片式的所谓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所能够支撑。 2、农耕模式具有稳定化特征。 作为复杂的大系统工程，其正常运行本身就具有稳定性特征。并且，农耕模式以土地为基本前提，与气候、水文、地理等条件息息相关，守土耕作、创造财富。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农业的生产效率更加强化了作为复杂系统的农耕模式的固定性、稳定性特征，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则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这一点与游牧模式的迁移特征截然相反。 3、井田制：中国农耕模式的配套土地制度。 如果农耕模式作为系统工程其必然具有整体性、合作性的特征，那么与其配套的土地制度也必然是整体性的，具体而言就是公有或国有性质的。那么醉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土地制度就是颁田制，而颁田制也必然意味着均田制。其基本含义是“土地公有，均而耕之”。井田制作为中国最原初的土地制度是这一土地制度的典型代表，其内涵不仅具有简洁实用、清晰高效的特点，而且具有很深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按照九宫八卦形式所形成的八户一井难道不是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单位嘛，既是生产组织，又是社会组织基本单元，还可以是相应的军事组织构成。 虽然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多有演化，都不过是在均田制或者说今天只的变种，而均田的本质特征不变。因此中国的王朝更迭从土地制度演化角度考察就表现为“均田——兼并”的循环，强大的王朝都以始于均田而亡于兼并。土地公有成为中国文化核心原则下的基本制度，而王朝孱弱下所容忍的私有化则是对中国文化的反动。 4、营卫结构。 比照人体的营卫结构来考察两种社会模式，则其差异是十分本质而明显的。狩猎模式的营内过程同时就是卫外的过程，产生过程本身就具有卫外功能，其具有营卫一体的属性，无需另行设立卫外机制。农耕模式则仅只是创造财富的营内过程，其本身并不直接具备卫外的功能，必须另行建立卫外机制以保护劳动果实。卫外机制的建立使农耕文明呈现明显的营卫结构。 （二）合作型社会模式结构的特征——社会结构稳定建立于农耕模式基础上的社会体制也必然被其深刻塑造，中国的礼乐文明形态为其典型代表，不无论其社会制度、文化形态都高度体现着农耕模式所决定的整体性、合作性等基本特征。 1、天下合作。 农耕模式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社会形态被广泛、深入地连接成一个复杂巨系统，这一系统的成立、运行需要所有系统成员的协调、合作。合作既是作为农耕模式正常运行所要求的不得不然的前提，又被中国先贤赋予了道德意义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原则。这种心系天下的整体性情怀渗透于中国各阶层的理念中，农耕模式是一个合作模式，而合作精神洋溢与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化进程。 2、天人合一。 对土地的依赖所产生的敬畏扩展成中国文化对自然的敬畏，人与自然之间非但不是对峙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合而为一的更大共同体的组成。作为广义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不仅顺应自然，更需“法自然”进而建立符合自然规律、人文规律的和谐结构，这使得中国文化天然就具有“生态”基因。 3、天下为礼（理）。 我们可以把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概念的“礼”粗略地理解为秩序、制度，那么效法人体的结构与运行而贯彻各处其位、各司其职、差等有序的秩序原则，也是建立于农耕模式基础之上的社会体制——礼乐文明这一复杂巨系统平稳运行的重要前提。我们还可以把“礼”理解为“理”，或者理解为依理性为构建的秩序，那么这个最大的理性就是整体性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切制度机制、文化原则的主旨所在。 4、天下和谐。 中国文化不仅注重“礼”，且以“乐”和之，“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秩序也。”（《礼记.乐记》）“乐”为严肃的制度增加了温情和美感，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和谐性追求。《礼记.礼运》篇中记载孔子曾运用耕作的流程来比喻社会制度建设中的诸多环节的意义：“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于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可见“乐”这一中国文化的重要范畴意味着较高层次的社会形态的实现。由农耕模式到礼乐文明，中国已经把基于农耕模式社会形态做到了极致。着眼于具体的历史背景来进行评价，我们认为以秩序与和谐为主旨的礼乐文明是农耕模式基础上能够设想的最好的社会形态、最优的人类共同体的存在方式。 5、天下为公。 分工协作所激发的整体性情怀必然会延伸出一个基本原则：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这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理念中的一个重要原则，这显然与西方世界的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截然相反。这一原则的具体社会运行就表现为中国古代的以公有或国有为主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率土之滨，莫非王土”[4]“里田不鬻”[5]“均田、颁田”“盐铁专卖”“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都是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 6、天下大同。 在复杂巨系统式的分工协作的社会形态中，自然形成了差等有序、各处其位的社会结构。对这一社会结构加以道德规范就形成了体现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理想社会模式：大同社会。《礼记.礼运》篇中有对大同思想的系统论述，其主要内容体现了对“矜寡孤独废疾者”实施底线保障的生存原则，“老吾老，幼吾幼”的道德原则，“长幼尊卑、男分女归”的秩序原则，“选贤与能”的公正、民主原则，“承天施政”的天人合一原则，“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共命运体原则，“天下为公”的整体性原则。描绘了一个各处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讲信修睦、和谐有序、国泰民安的理想状态。 中国以农耕模式为基础所构筑的礼乐文明是生产模式与社会体制及文化系统的有机复合体，是以大同社会为理想目标的共同体式社会。比较崇尚丛林原则的西方控制机制式的社会体制而言，不仅具有和谐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等社会运行效率方面的特征，更加本质的区别在于礼乐文明是人文社会，始终占据道德高点。 四、中西矛盾的本质是控制型社会模式与合作型社会模式之间的矛盾 当西方列强的狩猎范围实现了全球化之际，人类整体视域得以达成，中西矛盾随之显现。这是农耕模式与狩猎模式、共同体文化与控制文化、合作体制与私有体制之间的矛盾，是互为逆反、互为否定、互为对照的两种文化、体制之间的矛盾。西方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对私有制的物极必反，而中西之间的矛盾则体现为社会形成过程中基因层面的差异与冲突。 中西矛盾的本质是控制型社会模式与合作型社会模式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类社会最根本矛盾的，中西方社会的多方面、多层面的差异皆源于此。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生存发展的两条路径，也预示了两种未来。中西间的矛盾体现为中国和西方几百年来的博弈，虽然，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曾因工业化的西方对于农业化的中国的代差优势以及其强盗本性而使中国几近亡国，但数次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已经证明了中国文化及体制强大的生命力及自新能力。历史也同样展示了控制型的西方社会的累累罪恶与低效，证明了其内在结构所引发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中国文化的核心原则必然会在工业化、后工业化时代被从新认识而换发活力，合作型、共同体型的社会模式必然代表着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1] 有关“两行论”内容详见《两行逻辑轮初稿》（祁洞之，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详见拙作《国际货币控制体系抑或国际货币服务体系》，《金融监管研究》，2014年第10期. [3]社会运行（经济循环）的基本内容就是以社会存续（人类存续、人类组织化存续）为目的的、主要有经济行为构成的、经济行为的组织运行管理过程，经济行为可以理解为生存材料的生产和分配与生活资料（包括生活方式、娱乐等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的生产和分配。 [4] 这里的“王”指天子，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天子理应承天施政，是整体理性的具体承载。因此“莫非王土”并非家天下的含义。 [5] “田里不鬻,墓地不请。”(《礼记.王制》)明王夫之在《礼记章句》中解释道:“田各授予公,不得私鬻。墓地皆公家所颁,墓大夫掌之,以合族序昭穆而葬,不处请乞。皆所以抑兼并、遏迁徙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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