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道116号——杨济时故居
建筑特色：
重庆道116号现今是天津市华夏未来第二幼儿园，朴素白色二层小楼的院子里，许多孩子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不时传来欢快的嬉笑声。小楼为砖木结构，呈前后两排对称分置，红瓦坡顶、清水砖墙，内部的地板、楼梯与门窗均为木质。楼前有高台阶，小院两侧还有几间放杂物的平房。小楼原门牌号为187号，院墙为花格砖墙，近年随着市政规划，更换为现号。早年院中种植了不少花卉树木，今已不存。
杨济时生平：
杨济时（1900—1970），男，江苏苏州人，天津市农工民主党筹委会委员，是天津卫生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先后担任南京中央医院内科主任，湘雅医学院教授、教务长，贵阳医学院教授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兼内科主任，并长期从事内科临床及医学教育工作，尤其在血液病的研究上做出重要贡献。
杨济时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时，不论是年龄长幼，还是入学时间，他都是朱宪彝、金显宅、赵以成等天津籍同学中的大师兄。而且，无论是在业务水平上，还是在年龄阅历上，他也都深得师弟们的敬重。1932年和1934年，杨济时两次到美国考察，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医疗手段和设施。在名师指导下，他在科研学术和临床实践方面都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回国后，杨济时先后获聘贵阳医学院和湘雅医学院教授，从事内科教学和临床工作。
杨济时有很浓的爱国情怀，他积极投身抗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杨济时组织湘雅医学院战时服务团到抗日军队中进行医疗急救知识教育，还多次到长沙市广播电台宣讲战伤急救知识和方法。1938年7月，由于抗战形势紧迫，湘雅医学院决定迁校。杨济时发起组织了湘雅医学院战时服务团奔赴鄂东开展为广大难民的救护服务。1945年抗战胜利时，杨济时已是全国名医。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想拉拢他，但他不为所动，毅然奔赴中国共产党东北解放区的大连，积极参与了大连医学院的组建并执教，为解放区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医疗人才。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济时调到天津纺织医院（第一中心医院前身）工作。1955年他又受命参与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筹建工作，从基建设计到人员招聘，他都事必躬亲，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此后，在担任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兼内科主任期间，杨济时以其高超的医术为无数患者解除病痛，还为邓颖超等多位中央领导人看过病。他在内科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尤其对血液疾病有深入研究，著有《肾盂肾炎》和《心血管》两部专著。
杨济时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即使下班或星期日，遇到有医院急诊，他都随叫随到。有时候遇到半夜有邻居敲门求诊，他总是毫无怨言，立即起身出诊，而且分文不收。
1951年春，以朱宪彝、方先之、金显宅、范权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天津知名医学专家，向天津市政府提出建立一所高等医学院校的建议，很快得到了天津市委和市政府的同意与支持。而在决定由谁来出任天津医学院首任院长时，朱宪彝思虑再三，向市领导表示推荐了他一向所敬重的杨济时当此重任。但杨济时考虑各种综合因素，认为由朱宪彝担任天津医学院院长更为合适。朱杨二人皆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名医，而且都拥有如此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此事一经传开，立刻成为天津医学界的一段美谈。
1956年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天津十位医生为国家一级医学专家，他们是：朱宪彝、金显宅、范权、施锡恩、方先之、林菘、张纪正、杨济时、柯应夔和赵以成。
1957年，杨济时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又惨遭迫害，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1970年杨济时病逝于天津家中，终年七十岁。1978年，天津市卫生局和第一中心医院为杨济时举行了隆重的平反追悼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