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铜官窑考古发现 铜官窑是一座民间陶瓷窑，根据考古发掘的地层关系和出土“元和三年”（808）罐耳范，“大中九年”（855）釉下彩绘飞鸟瓷壶等纪年铭文，可知铜官窑的烧瓷历史早于盛唐，兴于中晚唐，衰于五代。中晚唐时铜官窑是一时之盛，大抵是因安史之乱之后，黄河流域不堪战乱之苦、人口大量南迁、经济重心南移之故。《旧唐书·地理志》曾有“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之记载 。一时间小小街邑有十倍的增加，可见南迁人数之众。其时湖南境内没有出现大的战乱和灾荒，因而人丁兴旺，经济繁荣，铜官窑此时昌盛，也是必然。 铜官窑发现于1957年。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文物普查组等对铜官窑址进行过多次调查，在石渚湖北岸的挖泥塅、蓝家坡、廖家屋场、都司坡、长坡垅等地均发现了古窑址的遗迹，采集了一批陶瓷器标本，发表了《长沙瓦渣坪唐代窑址调查记》，考定长沙铜官窑是我国釉下多彩瓷器的发源地。 从铜官窑至石渚湖，沿湘江东岸十里河滨，已发现唐代烧窑遗址19处，每处范围最小约300多平方米，最大约万余平方米，堆积厚度最薄0.4米，最厚约4米。整个遗址可分为铜官镇和石渚湖两个小区。铜官窑小区，在今铜官镇上。从镇区的轮船码头到镇北誓港洞江千余米内，有蔡家氹、沙湾寺、誓港3处窑址。蔡家氹地表可见少许瓷片和匣钵片，沙湾寺残存窑包（隆起如蒙古包的窑址堆积）一处，誓港残存窑包两处。铜官镇小区因地处集镇，遗址多被搅乱。石渚湖小区，在铜官镇南4公里处。石渚湖面阔8000亩，已围湖筑垸辟良田。湖垸西临湘江，东、南、北三面环山，窑址均匀分布在南北岸的山坡上。 有关铜官窑的文献记载极少，仅有唐湘籍诗人李群玉在《石渚》诗中作了一些描述: 古岸陶为器，高林一尽焚。 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 回野煤乱飞，遥空爆响闻。 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在上世纪50年代，省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便对瓦渣坪大批带彩的陶瓷堆积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这些古瓷制得很有特色，使用3种不同的金属烧出了3种不同色泽的花纹，且创造性地使用了釉下彩，对该窑口制品给予了高度评价。60年代，因修建石渚新河水利工程，一些古窑堆因取土筑堤垸而遭破坏，陶瓷研究专家曾前往水利工程地调查试掘，收集了大批陶瓷器和小玩具。1973年，长沙市文化局配合石渚两次整修堤垸，清理了龙窑两座，得器物1928件。 对铜官古窑进行科学发掘与整理研究，是1983年3月至12月进行的。据1983年《考古年鉴》记载，发掘面积达760平方米，出土陶瓷器包括青瓷、白瓷、彩瓷和无釉素瓷四大类。器物除常见的碗、碟、盘、钵、盂、洗、壶、瓶、坛、罐、盒、炉、枕、灯、碾槽和人物、禽兽等小玩具外，还出土了形制异常的瓮坛和大小缸。新的发现有褐彩“茶碗”二字的青瓷碗、新的诗句题铭、釉下彩外国卷发女郎、“竹林七贤”、阿拉伯人和唐代胖妞人物画，以及目前我国年代最早的红釉装饰——通体玫瑰红瓷壶和多种红色彩绘瓷器。 长沙铜官窑制釉技术的发展经历了青釉、颜色釉、釉下彩三大阶段。釉下彩阶段，大约从唐宪宗元和（806-820）年间至晚唐，并延伸到五代。釉下彩的发明，是瓷器制造技术发展进步的结果。在此之前，我国已有了化装釉工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瓷器烧成中釉色不一样的偏差。但唐朝当时瓷器的格局是“南青北白”，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白瓷类银为美，青瓷似玉为佳”的审美风尚，越窑青瓷、刑窑白瓷为突出代表。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发展变化，单色釉瓷器逐渐失去活力而衰落下去，称雄一时的越窑青瓷也在不断运用金彩、扣金边、施褐彩等新工艺来美化产品。铜官窑正是受到这种变革的影响，由学习越窑青瓷而大胆创新，发明了青瓷釉下彩、白瓷釉中挂彩的新工艺，并将之与传统的装饰技艺如划花、刻花、模印、粘贴、捏塑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铜官窑以其创新、高档和精湛的艺术，赢得了世人的偏爱，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从考古发现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土了长沙窑产品，如朝鲜、日本、伊朗、伊拉克、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在国内，铜官窑产品在浙江、安徽、上海、江苏、河南、陕西、福建、广西以及广东的揭西县等地均有出土，在西沙群岛也发现过一件铜官窑瓷器。其中数量最为集中的江苏扬州和浙江宁波。1973年宁波渔浦门出土唐代瓷器约700件，除越窑产品外，铜官窑瓷器最多，而且含有精美的釉下彩绘奔鹿壶、脉枕等。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发掘出铜官窑彩瓷片598片，约占出土的完整的唐代瓷器的70%，其中有十分精湛的蓝彩瓷执壶残片。 铜官窑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制瓷手工业民营作坊，其瓷器生产是一种外向型的商品生产。它以其窑址（铜官石渚）紧靠湘江，北近洞庭湖滨，水路交通十分便利的优越条件，将产品运往当时繁华的国际贸易都市扬州和对外贸易港口明州（宁波）及广州等沿海城市，再转运到全国和世界各地。国外出土的铜窑窑瓷器绝大多数是从扬州、宁波等地启运的，也有逆湘江而上经灵渠到达广州的。安徽等地出土的长沙窑瓷器，也并非长沙直接运入，而是来自扬州、宁波等地。可见，扬州、宁波、广州等地是铜官窑瓷器重要的集散地和转销地。为适应外销的需要，铜官窑瓷器上的景物、文字，多表现销售地的风土人情，以适合当地人的口味。如铜官窑窑址出土有一种瓷背水壶，小口卷唇，直颈、扁平体，壶二侧向内凹陷，高约20厘米，一般施黄釉绿彩或全绿釉，釉色鲜艳浪漫，具有明显的中亚、西亚风格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的色彩。1983年，在扬州出土了一件题有阿拉伯文字“真主最伟大”的铜官窑背水壶。可见，这种背水壶是一种专供外销的产品。在外销的铜官窑瓷器中，以褐斑贴花瓷器最多。这种贴花图案大多具有浓厚的中亚、西亚风格，如有胡人乐舞、狮子及对鸟椰枣图案。这类瓷器主要销往中亚、西亚地区。有的瓷器则以同佛教有关的莲花作为装饰，主要销往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区。 铜官窑瓷器大量出口，不仅满足了进口国人民的生活需要，更为重要的是给该国和地区的陶瓷工艺以积极影响。伊斯兰国家长期以来广泛传播的青黄色斑瓷，在工艺上是与铜官窑釉下彩或釉中挂彩的作法相通的。日本、朝鲜的陶瓷风格受铜官窑的影响更为明显。日本福冈县多良込田遗迹曾出土一件青黄釉褐绿彩执壶，乍一看会以为是铜官窑的作品，因为该壶的造型是铜官窑生产得最多的多棱口壶，而且其青中发黄，釉中挂绿彩、褐彩的风格，颇富铜官窑产品的气质。但实际上该壶是地道的日本货，是仿照铜官窑的工艺技术，并加以改造而制成的。 铜官窑瓷器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国内和世界市场，成为有史以来长沙地区对外贸易的大宗出口商品，在长沙商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沙铜官窑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善于从国内外广泛汲取有益的艺术营养，勇于创新，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并在对外输出中求得更大的发展。 2007年6月9日中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之际，“长沙窑铜官陶瓷技艺”公布为长沙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不可思议的是，靠近铜官镇的铜官窑遗址却划给远离窑址的丁字镇管辖，把铜官窑与“十里陶城”铜官镇人为地分割开来。本书作者曾多次提出“让铜官窑回归铜官镇”的建议，但未得到任何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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