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行的周六古玩市场已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我曾对朋友说直到今天还来这里，是因为在此能见假，见到形形色色的假。见假对于收藏者来说也是一件幸事，是必不可少的过程。 今天最让我高兴的是朝明兄为我购得了一套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这是他从天津乘火车提回来的，据说有十几公斤重，难得朝明兄一个近六十岁的人，这般为我操劳。 李慈铭（１８２９－１８９４年），号莼客，晚署越缦老人，是清末同光年间才望倾朝的学者，其人仕途蹭蹬，困顿落拓，但又清高狂放，以至落得“性狷介，又口多雌黄”之评。他在诗文、考据、小学诸方面造诣精深，声名斐然，尤其是积四十年心力，铢积寸累写成的洋洋数百万言的日记，可谓其治学之集大成。还在李氏在世时，其日记就被“士友多传抄之”，当年文人圈内甚至有“生不愿作执金吾，惟愿尽读李公书”之语。李氏日记如此受青睐，除作者名望外，主要在日记内容，一则，日记对从咸丰到光绪近四十年间的朝野见闻、朋踪聚散、人物评述、古物考据、书画鉴赏、山川游览、北京等地社会风貌等均有详实记述，足资后代文史学者参采；二则，大量的读书札记，“略如四库全书提要之例，而详赡过之”，学术价值很高。因此，《越缦堂日记》让后人称为“晚清四大名日记”之一，誉为日记之大观，掌故之渊薮。1920年出版正编，称《越缦堂日记》。1933年出版补编，称《越缦堂日记补》。198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又出版其中一部分，称《郇学斋日记》。 为什么一个人的日记却分三次出版，且跨越了68年才得以完成。这其间充满了鲜为人知的曲折过程。 甲午年末，李慈铭病逝，遗留日记手稿70余册。当时，沈曾植、缪荃孙等极力推动将该日记付梓，曾经师事李慈铭、并与李合刊《工家词钞》的樊增祥“以速刻自任，索最后一盒（日记）去，卒未刻”。至1919年，在蔡元培、傅增湘等人的捐助下，将现存64册日记稿的后51册，即同治癸亥至光绪戊子（1863－1889年）的日记以《越缦堂日记》共其名，由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影印出版。而时在其先的13册日记，本拟分类节录出版，后经钱玄同提议，仍全部影印，以与前印日记衔接，这便是1936年10月出版的《越缦堂日记补》。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界曾有过用铅字排印《越缦堂日记》普及本的动议，然未能付诸实施。 而樊增祥带走的李慈铭暮年日记手稿数册 (传说为八册，实际为九册)音信杳然，尽管各时期都有热心的出版者呼吁追寻，但始终没有下落，使学界难窥日记全璧。据曾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苏继卿称：上世纪30年代曾在北平遇识樊增祥之女，获知樊氏一直珍藏李氏日记，樊去世后家人将日记转让给某书商。敌伪时期又辗转为汉奸陈群(人鹤)所获，抗战胜利时则为汤恩伯接收。因此，郑逸梅在《清娱漫笔》中预言，“所谓已被毁的部分日记或许尚在天壤间，但不悉何时始得出现”。1988年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署名“海波”的文章，题为《关于李越缦郇学斋日记》，该文章披露：这宗珍贵的手稿已经失而复得。这部分重见天日的手稿最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于1988年影印行世，名《郇学斋日记》，共9册，记事起自光绪十五年七月十一日，迄于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一日，中间亦有辍记至此，李慈铭日记始以完璧面世。 在拿到朝明兄为我寻得的《越缦堂日记》正编的当天，朝明兄又联系一位藏家，因这位藏家手中有《越缦堂日记补》，好事迭至，这位藏家慨然应允，以进价转让于我。那么缺的则是燕山出版社的《郇学斋日记》了。岂料这最后一部分虽是1988年出版的，但印数仅有500套，因此今天也很难买到，一部难求，朝明兄寻了五年也未果，至今他也只有前两种。许多人为了配套，总是在网上发贴子求购。 为了配齐《越缦堂日记》，我当天晚上即在各网站搜索，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夜九点，我终于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查到《郇学斋日记》，且还是两套，未售。我当即点下，另一套正好送朝明兄。我当即电话告知朝明兄，他在电话的那一端兴奋地拍起了桌子。第二天从大银鱼处得知，为什么我能在孔夫子旧书网中得到这两套，原因是售家刚刚发上来才几天即让我发现，赶巧！ 大正月天，喜事连连，得此《越缦堂日记》全部三种，实为幸事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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