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窦武成为帝国辅政大臣后不久，免官在家的前太尉陈蕃收到一纸诏令。一年多以前，因为替入狱的李膺、杜密等人求情，他被愤怒的桓帝以选举不实为由罢了官职。
现在，临朝的皇太后再次启用了他，令其担任位在三公之上的太傅这一人臣所能达到的最为崇高的职位。此外，还让他兼录尚书事。
所谓录尚书事，即管理尚书台的事务。作为管理往来文书的官吏，尚书如同皇帝的秘书一般，权柄本来不大，然而随着中央集权的加深，事务增多的皇帝对这一职务的依赖越来越多。
伴随着人数规模增大的同时，其职权范围也有了更大的扩张——在传递奏章、诏令等文书以外，逐渐有了参政议政等权力。这样一来，尚书虽然仍是官品不高的小官，其实际的地位却变得十分重要。
对于这一变化，出生于汉灵帝后期的政论家仲长统曾有一番著名的论述：
光武帝愤恨西汉末年几代皇帝丧失权柄，而为权臣所窃夺的情形，于是矫枉过正，国家大事皆不交由大臣处理。朝廷上虽然有三公，但事务却全归于尚书。这样一来，三公有名无实，不过赖以充数罢了。
虽然对三公职权的缩小有些夸大，但尚书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新的政治中枢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被委任录尚书事一职，实际上才是陈蕃成为以窦武为中心的新一轮领导班子核心成员的标志。
与早年醉心于学问而不问世事的窦武不同，陈蕃自小便立下了匡扶社稷的远大志向。
十五岁那年，父亲的同郡好友薛勤前来做客，当来到陈蕃独居之处时，庭院杂草丛生的荒芜场面让他颇为不喜，于是当场质问道：宾客来了，你这孩子为什么也不清理打扫一番呢？
陈蕃随后的回答让来宾甚是惊异：大丈夫生于世间，当志在扫除天下污秽，哪里顾得上区区一室呢！
这一脱口而出的豪言壮语透露出他非比寻常的人生理想。而自打入官场第一天起，陈蕃便矢志不渝地践行着这一最初的志向。
当第一任领导不采纳他的诤言时，他二话不说立刻辞职。当开始执掌一郡政务时，他廉洁奉公、吏治清明，在别人因为担忧被新任刺史所责罚而自动辞官归去之际，唯有他以突出的政绩安然无恙。
当大将军梁冀独霸朝政威震天下时，他无所畏惧，对来自对方的请托视而不见，甚至一怒之下杖杀了前来游说的使者，结果是由太守而被贬为了县令。
进入中央朝廷之后，陈蕃忠贞为国的作风也丝毫不减。
任职大鸿胪期间，白马令李云因为不满单超等宦官被封万户侯而上疏抗议，不料奏章中一句“帝欲不谛乎？”却正好击中桓帝敏感脆弱的神经，进而被震怒不已的皇帝逮捕入狱，意欲处以死刑。
在另一位大臣劝谏未果且被处以同样罪罚的情况下，陈蕃仍执意上书恳请皇帝对李云加以赦免，事情最终以其被免官遣返回乡而告一段落。
担任太尉期间，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山阳太守翟超、东海相黄浮四人，或诛杀贪赃枉法为害乡里的宦官及其党羽，或查抄宦官的府邸而尽收其财。
如此的行为自然引起宦官的报复，结果是刘瓆、成瑨被捕入狱，且处以弃市之刑，而翟超、黄浮则被施以髡钳和劳役的刑罚。
陈蕃于是联合司徒刘矩、司空刘茂共同上书劝谏，认为四人乃是一心为公，不应造此罪责。这自然引发了桓帝的不满，进而指使尚书台检举揭发三人以往的过失以示警戒。
刘矩、刘茂自此不敢复言，唯有陈蕃置之不理而独自一人再次上书，不过奏章最终还是石沉大海了。
类似的事情数不胜数，简而言之，即便是历经多年的宦海浮沉，陈蕃仍一如既往地坚守自己的初心，十五岁时便立志澄清天下的那个少年从未走远。
可想而知，在政治日益腐败的时期，这样的人很难为掌权者所喜爱，多次被罢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最近一次便是上述提到的，在延熹九年因为替入狱的李膺、杜密求情而被桓帝免去了所有官职。
如今，这个嫉恶如仇、一心为公的陈仲举又回到了权力中枢，而大汉的天下相比一年多前又崩坏了更多。幸运的是，那个为宦官撑腰的皇帝已经不在，掌权的则是同为儒林所仰慕的名士窦武。
一次官场地震似乎不可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