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兼济人生之路

       白居易与李白、杜甫并称为我国唐代三大诗人，他本人一生践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又是封建社会里深受百姓爱戴的亲民高官。

　　白居易的一生其实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为官，兼济天下，就是得志时利用做官这个平台努力为百姓办好事;二是为人，独善其身，就是不得志时，则努力修身养性。白居易把“达则兼济天下”与“穷则独善其身”运用到了极致，在其不同的人生阶段采用不同的处世策略，而始终不变的是他那颗兼济天下黎民百姓的心。

　　公元815年，京城长安发生了一宗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朝宰相武元衡在上朝路上被藩镇派来的盗贼杀害。白居易(时任左赞善大夫)义愤填膺，第一个站出来要求朝廷缉拿凶手，以雪国耻。平时素恶白居易的官僚以他为东宫属官，犯了越职言事之忌，极力攻击、污蔑白居易。朝廷是非不分，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白居易受到沉重的打击，但也因此得到了别样的收获。我们只要认真读一读他在江州写下的那篇振聋发聩的《与元九书》，就知道白居易谪居江州使他改变了许多对世界、对世道的看法，他是用另一种态度在重新审视和对待生活，换一种方式诠释自己一以贯之的理想和抱负。他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江州司马任上的白居易回顾为官之路的坎坎坷坷，特别是回顾这次被贬江州的前前后后，他意识到自己因为诗歌而成名，同样也因为诗歌而遭贬，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处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还像在左拾遗任上“惟歌生民病”，天子是不愿意听的，何况自己已经贬谪在外，根本就没有接触朝廷的机会。然而，积极用世、兼济苍生的志向依旧扎根在心头，并没有受到江州之贬的打击就此减退。江州司马任上他在等待时机，果然，四年后白居易由江州履新忠州，有了释放积蓄能量的机会，于是便由兼济天下向兼济一方转移，揭开了兼济一方百姓的新篇章。

　　江州之后，白居易先后任职忠州、杭州、苏州刺史，他的“兼济天下”的思想在“行”和“做”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忠州，他带领州民植树种花，修白公路，架白公桥，减轻税负，省事宽刑，做了许多惠及百姓的事情。在杭州，他带领州民筑堤捍湖，增加了西湖的容量，解决了杭州地区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又带领州民疏浚城中六井，解决居民吃水问题。离任杭州时，还把自己的“余俸”留给“府库”，以减轻州民的负担。在苏州，他带领州民开七里山塘河，沿山塘河扩展山塘路，并在阊门与运河相连，从而大大便利了灌溉和交通，使得山塘地区成为繁荣的江南市井。白居易的施政作为深得民心，离开杭州时“耆老遮归路”，离开苏州时，“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百姓们含泪拦路不忍白居易离去。无疑，这是广大老百姓对白居易施政成绩的最大肯定。

　　白居易的兼济精神可以追溯到他的人生早期，特别是在任翰林学士和左拾遗时期，白居易兼济天下的理念主要靠笔杆子。一方面是写奏章，供朝廷决策参考;另一方面用诗歌做武器，“惟歌生民病”，其代表作就是《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事实上，白居易无论是写奏章还是写讽谕诗，想以此来实现自己兼济天下的愿望，那仅只是一厢情愿，在那样的社会里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例如，当朝皇帝昏庸的宪宗皇帝就认为白居易有意和自已作对，他曾对人讲，白居易是朕一手提拔的，而他处处挑朕毛病，“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再加上其他当权者“切齿”和“扼腕”，白居易最终被逐出长安贬谪江州就是明证。但他的大量奏章尤其是讽谕诗，客观上却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反映了广大老百姓的心声，有着强烈的人民性，彰显的是一位正直文人的良知。这正是称白居易是一位伟大诗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