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唐宪宗李纯，原名李淳，被立为皇太子以后改名。他是顺宗长子，大历十三年（778）二月十四日出生在长安宫中。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 宪宗在位15年间，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长期以来，唐朝皇帝得到评价较高的有三人：太宗、玄宗、宪宗。宪宗没有能够像太宗和玄宗那样开创一个辉煌盛世，却能够和他们并驾齐驱、相提并论，这也正说明了他的不同寻常。 李纯出生时，正是皇曾祖代宗的晚年。他出生的第二年，祖父德宗即位，父亲顺宗被立为太子。李纯幼年懵懂之时，长安城里就发生了“泾师之变”，仓皇出逃的德宗没有能够保障宗室子弟的安全，那些没有及时撤离者有77人死于叛军之手，这使德宗一直痛疚不已。李纯六七岁的时候，德宗刚刚重返长安。有一天，李纯被祖父德宗皇帝抱在膝上逗引作乐，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李纯道：“我是第三天子。”这一回答使德宗大为惊异，作为当今皇上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回答为“第三天子”，既闻所未闻，又很契合实际，德宗皇帝不禁对怀里的皇孙增添了几丝喜爱。贞元四年（788）六月，11岁的他就被册封为广陵郡王。 宪宗自幼遭遇战乱，他自身的家庭关系也很有些混乱。他的母亲王氏曾是代宗的才人，另外有位同父兄弟被祖父德宗收养为子。宪宗自己的婚姻关系也有些奇特。贞元九年（793），时为广陵王的宪宗娶了郭氏为妻。郭氏，是尚父郭子仪的孙女，她的父亲是驸马都尉郭暧，乐舞俑母亲是代宗长女昇平公主。昇平公主与郭暧之间的故事后来被人编成了一出《打金枝》的戏剧，流传很广。由于母亲是代宗长女，这样算来，郭氏与顺宗是姑表兄妹，郭氏就长了宪宗一辈。或者说，论辈分，宪宗要比自己所娶的妃子郭氏低了一辈。他们成婚后，时为皇太子的顺宗因为郭氏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对这位儿媳表示出无比的宠爱。宪宗自己对这位妃子似乎也不怎么冷落，因为，贞元十一年（795）时，也就是他们婚后两年，郭氏就生了儿子李宥，此即后来的穆宗。 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六日，宪宗被册为皇太子。七月二十八日，权勾当军国政事，即代理监国之任。八月四日，宪宗得父皇传位，八月九日正式即位于宣政殿。这一年，宪宗28岁。他从一个普通的郡王到登上最高权力的顶峰，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刻确实来得太快了。难道有什么神力相助吗？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宪宗的登基伴着顺宗的内禅一直被人们猜疑着。宪宗登基前后，也的确有一些无法弄清楚的秘密。我们可以列举这样一些事例略做说明。 其一，宪宗刚刚被立为皇太子以后，“二王”集团的陆质借侍读之机有所规劝，被宪宗制止：“陛下令先生为我讲解经义，怎么还扯其他的事？”说明此刻的宪宗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也就是说，宪宗在这一过程中未必是被动的，也似乎不会不知情。 其二，在这年六月最早动议皇太子监国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八月十七日，突然暴病而死，时年61岁。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出有因，很值得索解。与韦皋上表差不多同时，荆南的裴均、河东的严绶也不约而同地给朝廷发来表章，内容竟然也与韦皋的相同。剑南、荆南和河东，三地节度使相距何止千里，如果没有幕后的指使，这样的步调一致真的很难理解。那么，幕后的指使是谁？从当时的蛛丝马迹来说，就是那些在宫中掌握禁军、拥立宪宗的宦官。 其三，在顺宗以太上皇身份迁居兴庆宫以后，宪宗是不是还允许群臣和他相见？当事人刘禹锡在《刘子自传》中说：“当时太上皇身体有病，宰相大臣都不能得到召对。而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直接用东汉末年顺帝、桓帝被立的故事比附宪宗的即位，无法不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在此事过程中有外人无法明知的隐情。 其四，发生了罗令则密谋废宪宗另行拥立的怪事。这年十月，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秦州，矫太上皇诏令，向陇西经略使刘澭请兵，谋划废宪宗另立皇帝。结果，刘澭告密，逮捕了罗令则，宪宗一方面以名马金银财物厚赐刘澭，另一方面诏令禁军审问罗令则，将其党羽杖死。此事的出现与因果存在很多疑点，但是对于宪宗来说，最大的便利是借机诛杀了政敌。 其五，舒王李谊之死。舒王在德宗时一直是顺宗政治上的强大竞争者，来自宫中的宦官等势力也一直看好他。罗令则矫诏废立，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利用这样的政治惯性拥立舒王。但是，当宪宗即位，舒王的政治价值在宦官眼里也就自然丧失，所以，在刘澭将罗令则押送到长安以后，舒王也就非死不可。《资治通鉴》和旧史中都说他在永贞元年十月戊戌“薨”，这应该与宪宗即位后的政治局面有关。 其六，太上皇顺宗之死。宪宗在元和元年（806）正月初一率群臣为太上皇上尊号，正月十八日，宪宗下诏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说是旧病没有治愈，这就等于是向天下宣布了太上皇的病情，此举十分罕见。宪宗又说“亲侍药膳”，从当月十六日以后，暂时不听政。然而，在十九日，也就是宣布太上皇病情的第二天，顺宗就死于兴庆宫，同时迁殡于太极殿发丧。这就难怪有人估计太上皇早就死了，正月十八日向天下通报太上皇的病情，就是为掩盖太上皇被害死的真相。殊不知，这样做是欲盖弥彰，公布太上皇的病情，恰恰暴露出宪宗和宦官的做贼心虚，暴露出太上皇之死的可疑。 将太上皇顺宗直接杀死，正是拥立宪宗的那些人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打消那些有着和罗令则等一样想法的人的幻想，目的最终自然不外乎是稳固自己的地位。而宪宗个人在当时早已是成熟的年龄，整个过程他自然不会茫然不知，权力的诱惑自然不会使他拒绝对太上皇用粗，利欲熏心，更何况九五之尊！元和十四年（819）七月，群臣讨论给宪宗上尊号时，一个宰相主张加“孝德”二字，另一位宰相崔群认为“睿圣”的尊号已经可以包括其含义，不必再加“孝德”，宪宗听了怒不可遏，竟然把崔群贬到湖南任了一个观察团练使。宪宗对“孝德”二字如此在乎，正说明他“内有惭德”，心中有所顾及，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很有可能参与了逼顺宗内禅的事件。 总之，在永贞内禅、宪宗即位的过程中，一定有隐秘而又不能明言的内容。韩愈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尚好，在他所作的《顺宗实录》中也隐约透露出了宦官对顺宗相逼的痕迹，以致宪宗即位以后，俱文珍等屡屡说其记载内容不实，要求下诏进行修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 依靠宦官的拥立和发动宫廷政变而迅速取得了最高权力的唐宪宗，一登基就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看来，皇帝的政治作为与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否合法，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宪宗之前的太宗和玄宗，莫不是如此。 通观唐代中晚期的历朝君主，最有闪光点的，当是唐宪宗。在对付藩镇割据的历史问题上，他审时度势，连连用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在形式上将帝国重归一统，被称为“中兴之主”。 唐宪宗名李纯，为唐顺宗的长子。在六七岁时有一则近乎传奇的故事：祖父唐德宗因他聪慧，很是宠爱，有次将他抱坐在膝上，逗着玩地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坐我怀中？”回答出乎唐德宗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我是第三天子。”从此使唐德宗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童言无忌，李纯的这一言语，道出了他的心志。虽然他说的是事实，因他是唐德宗的长孙，按照嫡长制，他当是第三代君主。然制度是制度，现实是现实，在多事之秋的宫廷中，他能顺理成章地走上皇位，毕竟是幸运的。 走上皇位伊始，出于权力争夺的需要，出于对支持他的势力的交代，他严厉地制裁了“二王八司马”革新集团。然而，他并非全面否定革新的内容，尤其是打击藩镇，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他的步子比革新集团走得更远，采取的措施更为凌厉，获得的效果也更为瞩目。 唐宪宗与藩镇割据斗争的序幕，是在西川拉开的。 在尚能听命于朝廷的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后，其属支度副使刘辟仿照其他藩镇的做法，自为留后，然后报请中央政府批准。时唐宪宗才登位，万事还没有理出个头绪，从而任命了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即代理节度使)。然这个姑息的做法，遭到了右谏议大夫韦丹的反对，他说：“今赦免刘辟的罪行，势必群起仿效，朝廷将只剩下东、西二京之地，谁还会服从朝廷！”韦丹的意见，代表了朝廷中强硬派的看法，唐宪宗同意他们的看法，只是苦于时机尚未成熟，由此机变地任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以钳制西川。 然未等韦丹上路，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刘辟已提出了得陇望蜀的要求，请求批准他兼领三川(东、西川与山南西道)之地。此时，唐宪宗已在皇位上坐稳了，一口拒绝了他。刘辟对此作出的反应是，调兵遣将，将前东川节度使李康坐镇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团团围住，准备自命他的僚属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 对刘辟的叛乱行为，唐宪宗决定出重兵讨伐。可朝中的公卿百官，绝大多数认为巴蜀地势险要，难以攻取。惟有宰相杜黄裳力排众议，支持唐宪宗讨伐，并推荐虽资望稍浅但具文韬武略的神策军使高祟文领军前往。这个主张，随即得到了翰林学士李吉甫的赞同。
唐宪宗对藩镇割据形成强硬态度，杜黄裳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曾对唐宪宗分析说：唐德宗在饱经患难后，对藩镇采取了姑息的政策，停止了使用武力。藩镇节度使亡故后，朝廷多派中使(宦官)前去观察军情，看谁合适继任。而那些欲自立者，往往贿赂中使，使他们回朝叙职时多多美言。不知底细的唐德宗，对这些人大多给予了委命，从而再也没有朝廷所派出的节度使。今国家振立纲纪，必须以法度制裁藩镇，如此，天下才可得到治理。 这话切中了时弊，也切中了唐宪宗的心怀。 对西川的战争，唐军以压倒的优势在推进。在高崇文的指挥下，唐军兵分二路，与山南西道部队相呼应，直捣西川的治所成都。全线溃败的刘辟，在逃往吐蕃的途中被生擒，押往长安斩首。 西川归于中央后，唐宪宗调河东节度使严缓，会合天德军，讨伐抗拒朝廷的夏绥(今陕西靖边)节度留后杨惠琳，再次获得了连锅端的大捷。 西川与夏绥问题的解决，空前地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威望，并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许多藩镇的节度使，先后提出人朝，接受朝廷的安排。
在这潮流之中，镇海节度使李琦，也上书表示了同样的意思。然他只是装装样子，并非真心诚意，以为如此就可以对付过去。岂知朝廷来真的，派中使前去劳军，实质是催促李琦启程。李琦一拖再拖，拖到无法再拖，又以身体有病予以搪塞。唐宪宗问宰相武元衡如何对付，武元衡的回答相当干脆，说唐宪宗登位不久，若放纵李琦说来就来，说留就留，将无法号令天下。唐宪宗由此正式下了诏书，令李琦人朝。 李琦被逼之下，打出了反旗。他让先期安排的内应，杀了苏州(今属江苏)、常州(今属江苏)、湖州(今江苏吴兴)、杭州(今属浙江)、睦州(今浙江淳安)五州刺史，接管各州的军政大权。另派军进屯石头城(今江苏南京)，抗御北来的官军；唐宪宗下令剥夺李琦的官爵，遣淮南节度使王愕为招讨处置使，率各道兵招讨。王愕以本部兵出宣州(今安徽宣城)，令江西兵出信州(今江西上饶)、浙东兵出杭州，同镇海合拢。 在官军日益逼近之际，镇海军内部发生了分化，兵马使张子良等人反正，挥部攻人镇海军治所京口(今江苏镇江)，活捉了李琦。李琦被押往长安，腰斩于街市。唐宪宗命没收李琦的全部财产，以代替浙西民众当年的赋税。
在连连得手的情况下，唐宪宗决意解决河北诸镇长久父子相袭的弊端。他选定的切入口是成德镇，把握的时机是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自为留后。宰相们却认为不妥，理由是河北诸镇旧弊积重难返，加上各镇盘根错节，不可轻率从事。然宦官土突承璀为争取权力，以王承宗进攻德州(今山东陵县)为由，说动了唐宪宗下令征讨。尽管集结的部队不少，也取得了一些胜利，然由于互相之间的各种矛盾，致使劳师糜晌，久讨无功二此时王承宗也有些捉襟见肘，提出以缴纳贡赋、接受朝廷委派官吏，作为妥协条件。唐宪宗见无力再征讨，以此为台阶，正式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撤走了征讨部队。后来，唐宪宗再次对成德镇采取行动，王承宗又以悔过自新、遣送质子、交割二州版图为条件，使官军撤退了事。因而，成德镇实际是唐宪宗时惟一未能啃下的骨头，可王承宗的表面归顺，多少为唐宪宗的形式统一，提供了一块遮羞布。 对成德镇休战之后，唐宪宗欲将兵锋指向河北的另一个藩镇——魏博镇。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其子田怀谏被拥立为节度副使，以牙内兵马使田兴为步射都知兵马使。唐宪宗在宰相李吉甫的支持下要用兵，然另一宰相李绛认为，田怀谏是乳臭未退的毛孩子，肯定控制不了局面，不久将发生内变，因此不必用兵。最后照着李绛的主张在等，结果真的等来了内变。唐宪宗遂任命领导内变的田兴为节度使，使魏博镇也在形式上归顺了中央。
对唐宪宗平藩生涯而言，最为辉煌的，当是平定淮西吴元济，人称“淮西大捷”。这场战争足足打了四年，影响波及全国。 平藩的最后一个大胜利，是平定淄青李师道。在吴元济兵败身亡后，各藩镇再度向朝廷献忠心，纷纷表示质子割地。李师道作了同样的表示，然不久就反悔了，继续与朝廷分庭抗礼。唐宪宗早就想解决淄青镇，遂乘势调宣武、义成、武宁、横海与魏博.五镇之兵进行会剿。还未等兵临城下，淄青军都知兵马使刘悟响应官军，杀了李师道。从而淄青十二州全归顺唐廷。
唐宪宗平藩的巨大功绩，使他成了安史之乱后最伟大的君主。他的再造统一，尽管相当部分是流于形式，然毕竟使唐帜重新飘扬于全国大地，也使唐柞得以多绵延了一个世纪。 在长期的心力煎熬中，为取得精神支柱，他深深地崇信了佛教。在他的晚年，他将凤翔(今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骨迎到了长安，掀起了王公贵族、黎民百姓竞相施舍奉养的热潮。 他寻找精神支柱信了佛教，然为了长生又信了道教。求长生得修炼，修炼的方式之一是服金丹。金丹服得多了，内里燥热得不行，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年初暴崩。
唐宪宗服金丹暴崩，是官方的宣告。时人不信，说是宦官陈弘志、王守澄所轼。不管真相如何，宦祸在唐宪宗身后大泛滥却是不争的事实。 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的1987年，当时中国的考古队员们在陕西扶风的法门寺地宫里边，发掘出来了四枚手指骨，经过专家的鉴定认为，其中有一枚就是在佛教界广为流传的释迦牟尼的真身的佛指舍利。大家可能会问，什么叫佛指舍利呢？“舍利”这个词是从梵语当中翻译过来的，它的意思就是释迦牟尼的遗骨。大家可能还会很奇怪，说这个释迦牟尼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古印度的一位僧人，他的佛指骨怎么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陕西的扶风（法门寺）地宫里边出现呢，那很奇怪啊。据说啊释迦牟尼圆寂之后，他留下了八万四千颗舍利。古印度的时候阿育王为了宣扬佛法，就把这八万四千粒的舍利分送到全世界各地去供养，法门寺就是其中的一个供养的场所，法门寺在唐朝也因此成为了一座皇家的寺院。
在一千多年以前啊，就是这一枚释迦牟尼留下来的佛指骨，就是这一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土于中国陕西的这枚佛指骨，让当时任唐朝的司法部副部长的韩愈勃然大怒，愤然上书，敢于向皇帝公开说“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唐宪宗的元和十四年，当时的唐宪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要把存放和供奉在法门寺的这枚佛指骨奉迎到皇宫里边，要供奉它，要顶礼膜拜。那么这一年他派宦官到佛寺里边，把佛指骨奉迎到皇宫里边供养三天，然后再送到长安当时的各大寺院里边供奉。这个事情阵仗很大，你要知道，这次奉迎佛骨，规模巨大，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的人为了一睹佛指骨的真身，不惜给寺院捐献巨额的家财。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对佛法的忠诚，使用了很多极端的手段。比方说，把蜡烛点在脑袋顶上，在手臂上也点上蜡烛，那就是烧伤身体都在所不惜。还有的人因为把财产都献出来甚至倾家荡产，总而言之一句话，在皇宫的内部，在老百姓那里，在社会各界，这次奉迎佛骨的行为都掀起了滔天巨浪，影响巨大。
那我们就要问了，唐宪宗为什么要奉迎这次佛骨，他办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佛骨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能让当时的皇帝、能让社会各界、能让老百姓对它都如此地尊崇呢？其实我跟你说，在唐朝奉迎佛骨这是唐朝皇帝的一个传统项目。在唐宪宗之前，已经先后有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肃宗和唐德宗奉迎过佛骨，据说是每三十年要奉迎一次。唐宪宗这次奉迎佛骨的目的，其实跟前面那几位皇帝从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归结起来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以国家的名义来奉迎它，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第二，以个人的名义，那就是祈求“长生不老，长命百岁”。 韩愈针对这两个目的愤而上书，他指出以为奉迎佛骨就可以国泰民安，就可以长生不老，这是很荒谬的。韩愈列出了一些证据，他说，在汉代以前，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时候，历代的君王那都是长命百岁的，在位的时间也很长。他说，黄帝在位一百年，而且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而且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活了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活了一百零五岁；尧帝在位九十八年，活了一百一十八岁；舜和禹都活了百岁，还有周文王也活到九十七岁，周武王活到九十三岁，这个时候国泰民安，五谷丰登，没有佛教。所以韩愈的结论是，没有佛教，国家也可以长治久安；没有佛教，帝王也可以长命百岁。你瞧人家，活得最少的也九十多岁。他又举出了反证，这是最可怕的。说自从汉明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就没有一个是长寿的国家，也没有一个长寿的皇帝。说汉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而且国运很运荡，不能长久。后来南朝宋、齐、梁、陈，国家都推崇佛教，可是这些国家的国运都很短，皇上的命也不长。在南朝最为尊奉佛教的梁武帝，最后的下场很凄惨，是被饿死的，他的国家命也很短。韩愈的结论是，信奉佛法，不见得国运长久，不见得你能活得长。我们看到了，韩愈的这个奏章啊就针对你的那个目的的，换句话说，你的目的是一个也达不到，言辞激烈，而且说得很刻薄。
其实说句公平的话，韩愈刚才所列举的一些上古时代的传说中的帝王，他不可能活那么长的岁数，活一百多岁，活九十多岁，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即便是贵为君王，寿命也没那么长。而且，后来他说的短命的君王，也并不一定就是因为信奉了佛法就一定短命，说到底，我们说，佛教是一种宗教哲学，是一种宗教信仰，你信仰它和不信仰它，都跟你长寿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韩愈为什么非得这么说呢，他这么说就是想要引起唐宪宗的警醒，就是等于拿根棍在他脑袋上敲，说你看你看，危险不危险，你要是信了，就活不长，你要是不信的话呢，可能还能活得长。 但是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韩愈这个人真是有问题，这不是找事吗，你为什么非得这么剧烈地反对唐宪宗的行为，刚才说了，这又不是唐宪宗独创的一个项目，这是个传统项目。再者退一万步说，人家的目的就是两个，第一，祈求国泰民安，这没错吧。第二，就算祈求长生不老，那么也没什么特别严重的错误，你为什么就非得这么坚决地反对他呢？我们知道，唐代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国力大大地削弱，特别是中央朝廷的这种权威性受到挑战。我们前面说了，到了中唐的时候，国家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这都是对中央集权的巨大的挑战，要维护中央集权，在韩愈看来，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树立孔孟之道的权威，就是要讲仁义道德，靠这个孔孟之道，靠儒家的思想，把人心凝聚起来。在韩愈看来，奉迎佛骨这样的行动，这种行为，只能是影响社会生产，而且大量地耗费民脂民膏，他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划算的，也不利于社会生产，你做国家元首的都大力提倡这样的活动，那行老百姓都放下手里的活，大家都到庙里去拜佛，谁还搞生产啊。韩愈认为，当时的出家人占据了比较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你比方说根据史料的记载，到了唐代的中期，全国的佛寺有四万多所，僧尼的人数达到三十万人，他们占据着上千万倾的土地，然后还有十五万人的奴婢，还有五十万的农奴在耕种这些田地，而根据国家的规定，我们知道出家人耕种这些田地是怎样的，不用上缴赋税的，这样以来在客观上他就侵占了国家的经济资源，他就损害到了其他老百姓的经济利益。韩愈在理性上他是坚决反对佛教，也反对道教的。 但是这样以来就发生了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觉得唐宪宗奉迎佛骨那两个目的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错误的决定，也挺有道理的，那韩愈这个说法呢好像显得更有道理，大家好像都有道理，那到底是谁错了，这个问题很关键，到底谁错了？我跟大家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对的事情，也没有绝对错的事情，谁都没有错，站的角度不一样，我现在在你们的面前写一个数字9，你现在正面看它，是不是一个9啊，我拿大顶倒立起来看它是几，我要是横着看，就是草书的“四”，我要眼睛一闭，我就说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角度不一样，同样的对象，看法上就不一样，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佛教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个宗教信仰，就是一种宗教的哲学，一方面呢，它存在有它的理由，有它的道理，另外一方面，在对待它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点理性的态度，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 那大家说你这说了半天是个和事佬，没原则，我跟大家说，韩愈之所以这次动了这么大的肝火，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原因。
第一，面对佛教和道教对于儒家思想权威地位的这种冲击和可能的潜在的威胁，韩愈是绝对不会放弃原则的，他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思想的坚决维护者。说句实话，在那时那样一种我说的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和宦官专权的情况下，严重的政局底下，维护儒家思想的权威性就是维护国体的尊严，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也就是维护国家元首，这是没说的。所以韩愈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有任何的妥协。
我觉得这个奏章啊应该改个名字，叫“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呈上去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唐宪宗都快气疯了，这个奏章呈上去之后唐宪宗在宫里头留了一天，第二天就拿给宰相们说你们看看，你们都看一看，这是韩愈给我的奏章，给我的建议，我发誓要砍了这个人的脑袋，不砍不足以发泄我内心的愤怒。几个宰相都劝他，说韩愈这个人啊，说话是不太好听，那是个直人，我们又不是不了解他，我们对这个干部还是很了解的，他话说得难听，可是他一片忠心哪，您可不能杀他，这是个好人。唐宪宗也委曲呀，唐宪宗说我能不了解他吗，用得着你们在这儿说吗，是谁提拔的他，是谁重用的他。可是话不能这么说呀，对不对，什么叫信了佛法的就短命，什么叫不信佛法的就长命百岁呀？他知道我现在对这个事儿挺重视的，知道我在这个事上挺上心的，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就非得说这个，他是做大臣的，我是国家的元首，有做大臣的直接说国家元首是短命的吗？这还有没有规矩了，他还倡导人伦天常呢，这是人伦天常吗？不行！确实是天子震怒了，其实不是天子震怒，一般的人也会震怒，话说得太难听了，是吧，死罪可以免过，活罪绝对不能逃掉，你现在不是做四品吗，司法部的副部长，我让你到八千里外的潮州去当刺史，我看你是觉得那儿舒服。
其实我们说句实话，从唐宪宗的话里边我们能够听出来，唐宪宗对他是了解的，是很宽容的，只不过，对于一个正在追求长生不老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刚刚打了胜仗、在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这样一个皇帝来说，突然提出短命的这种命题，他很难接受。这是一个愤怒的决定。其实我跟你说啊，从这个事上你就能看出来，韩愈这个人是非同寻常的。为什么这么说，给皇上提建议的这种职责，不是韩愈这个官职份内的事儿，他是管司法的，给皇上提意见是谁的责任呢，是谏官的责任，你皇上奉迎佛骨不奉迎佛骨的，提意见轮不到我来呀，但是韩愈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看到路见不平的事儿，我就拔刀相向，我心里头就过不去，我就如梗在喉，我是不吐不快呀，为什么，对韩愈来讲，一切与他的政治理想、一切与他的政治抱负、一切与这个国家的统一安定团结、一切与这个国家的尊严有阻碍的事情，都是他要反对的事情。我们说，韩愈的这种行为，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能不知道这东西写上去皇上什么反应吗，肯定知道。所以我们说在韩愈的身上，不但他有政治家的见识，他还有政治家的胆略，得有这个勇气呀。有的人是看见了，心里明白，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也不说，做好好先生。有的人是什么呢，是看都没看清楚，就胡乱说，结果事与愿违。像韩愈这样，看得是一针见血，同时在适当的时候又敢于上书，直接跟皇帝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您必须停止，这样的人是太少了，这是要搭上性命的事情。 韩愈要被贬潮州了，那么我们说啊，在中国古代这个贬官是有制度的。比方说，今天我们下了诏书，要贬谪你，第二天你就得动身。这时候的韩愈已经跟几十年前的韩愈不一样了，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二十岁，基本上成年了，还有四个闺女，这四个闺女年龄还都很小，都未成年，再加上韩愈已经去世的那些兄长、堂兄们，他们的孩子现在也由韩愈来抚养，再加上家里的这些仆从，一大家子，可能接近一百多口人。那么这么多的人都怎么样呢，都要跟着一起迁出长安，跟着韩愈一起到被贬的地方去。我们都做过长途的旅行，别说一百口人，我们就是十来个人，二十来个人，那都是一次很大的行动，都得周密地筹划，不用说今天刚下诏书，明天就得上路。那么韩愈从长安去潮州，先从长安到的韶州，那就是五千里路，又从韶州到了潮州，这就是三千里路，在路上，他一共走了一百天。一个五十二岁的人，长途跋涉，重重关隘，万水千山，走一百多天才到了潮州，这是非常辛苦的。
韩愈到了潮州以后，按照朝廷的惯例，就给唐宪宗写了一道谢恩的奏章，这道奏章的名字叫《潮州刺史谢上表》，就是谢主隆恩的意思。在这个奏章里头，韩愈主要表达这么几个意思： 六大点，你发现没有，该说的全都说了。 宋代的大散文家欧阳修，他看到了韩愈的这篇文章，就很不以为然，他说古代多少的仁人志士，当他们临危之际，他们敢于自我牺牲，敢于舍出性命，敢于坚持真理，可是一当被贬谪啊，他们就开始絮絮叨叨、啰哩啰嗦，然后就开始哭自己多么穷，哭自己多么苦，希望皇上能把自己收回去。这样一来就让我们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惑，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对韩愈的人品都发生怀疑。应该说，无论是欧阳修还是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都是很正常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有一样，话分两头说，这个问题，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完全合理的。 第一，唐宪宗再有缺点，他毕竟是唐玄宗以后唐代最杰出的皇帝。古人曾经评论说，唐宪宗的作为
韩愈这奏章写上去了，这就是他对唐宪宗的态度有了变化了，那有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唐宪宗看了这份奏章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啊？这很重要啊，唐宪宗的反应还是比较让我们期待的，宪宗怎么说，宪宗说： 为将者，战无须多，只要一次大战打出奇迹，便足以成名将。李愬以雪夜人蔡州活捉吴元济的奇迹，成了唐中兴的名将，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名将。 李愬，字元直，挑州临潭(今属甘肃)人。他是将门之子，且是名将之子，其父李晟，是解唐德宗奉天之围并收复长安的大功臣。他以父荫人仕，历任多种官职，至唐宪宗对淮西用兵之际，他的职位是太子詹事、宫苑闲厩使。 相对职位而言，这场战争本来与李愬并无多大的关系。然因战局推行得不顺利，这个名将之子按捺不住了。元和十一年(公元X16年)，位于蔡州西线的唐邓节度使高霞寓遭到全军覆灭的渗败，仅只身逃脱。败绩传出，朝野一片震惊。唐宪宗易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帅，接替高霞寓。可袁滋到任后，更是无所作为，他令部队不得犯吴元济之境，而昊元济出兵相攻，他又卑词请嫌和。可能袁滋是在用骄敌之气然后乘之的兵法，然而，实际效果却是相当的糟糕。于此之际，李愬上表自陈，要求到前线效力。宰相李逢吉认为李愬有军事才干，也极力推荐。由此，唐宪宗任他为唐邓节度使，前去接替袁滋。
李愬到达任所，接管的部队士气极为低落。在大败并屡败之后，将士们普遍产生了恐战的情绪。李愬毫不见怪，反对将士说：“天子知道我柔懦，特派我来安慰大家。至于攻战进退，这不是我的事。”他探视受伤的将士，以恩信结拢军心，绝无威严之容。有人建议他整顿军纪，他却说：“贼闻我来，必加强战备，我得故意显示军纪松弛，让贼以为我无能，待贼松懈，然后何机相图。”李愬麻痹敌人的做法，收到了预期的成效，吴元济果然放松了戒备，认为名位素微的李愬不足为虑。 李愬以宽柔之道，赢得了将士的爱戴，重振了士气。半年之后，他认为军队已能为他所用，再上表请求增兵。唐宪宗调了河中、娜坊二千骑兵，归他节制。与此同时，他修缮兵器，秘密作了军事部署。 在攻势上形成突破的，是起于义释敌将丁士良。丁士良为吴元济的晓将，不慎被李愬的巡逻队俘获。俘获后，他辞气不屈，视死如归。李愬亲解其缚。好言相慰。丁士良被感动了，誓死以报义释之恩，在被署为捉生将后，献计说：“昊秀琳拥数千众，据守文城栅(距蔡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为吴元济左臂。官军屡攻不能得手，实在于他有陈光洽为谋士。陈光洽恃勇轻出，我当为公生擒之，如此吴秀琳必归降。”李愬让他按言而行，果然擒了陈光洽，果然吴秀琳来降。
去了吴元济的左臂，李愬反其道而用之，将文城栅变为打击蔡州的据点，将吴秀琳变为打击吴元济的前锋。成了李愬衙将的吴秀琳，率其部进攻蔡州外另一要害吴房(今河南遂平)，夺得外城。 李愬收降丁士良、吴秀琳成功，将这经验予以推广，对敌占区更多的军民采取了攻心战。对淮西来归附的民众，特设行县(临时县)以为安顿。对淮西来归降的将士，给他们父母资粮帮助其回乡。从而有效地瓦解了部分淮西军民为吴元济卖命之心。 在政治之道收效后，李愬展开了他的军事才干，连续攻占马鞍山(今河南确山西北)、碴呀山(今河南遂平东)、冶炉城(今河南遂平西北)、朗山(今河南确山)、白狗栅(今河南息县西北)、坟港(今河南平舆西)等地，从西、南、西北三面，端掉了蔡州的外围据点，从而使蔡州大幅度地暴露在官军面前。 将蔡州孤立以后，李愬开始酝酿夺取蔡州。蔡州是淮西镇的政治、军事中心，是吴元济指挥淮西军与官军对抗的老巢。与众不同的是，李愬没有把对这最高战略的讨论，限于政治可靠的智囊人员，而是征求了吴秀琳的意见。被感动的吴秀琳，推心置腹地提出：要夺取蔡州，非得先生擒淮西骑将李祐不可。吴秀琳提供情报，李愬以疑兵之计，生擒了李祐。 李祐不是等闲之人，他曾为吴元济立下过赫赫战功，多次重创官军。官军对他恨之入骨。李祐被擒后，将士纷纷要求杀了他。李愬不许，他擒来李祐，不是为了替官军报仇的，而是要借他之力，夺取蔡州。他还是用亲解其缚，以诚相待的老办法，收降了李祐。 李愬无视众人异样的眼光，将李祐作为主要智囊，再加上另一个降将李忠义，三人常在密室商议，有时竟议至半夜。有人劝告李愬对李祐多加防范，而李愬非但不听，反愈加信任李祐。 是不是出于李祐的指点，史书没有记载，然在李愬和他多次密议后，招募了三千人作为敢死队，时唤“‘突将”，亲自进行训练。训练达到要求后，李愬准备用这敢死队突袭蔡州。正在此时，天气突然转雨，雨很大且下个不停，从五月直下到七月，整整下了两个多月，下得道路泥泞，无法出师。 不知不觉，军中传起了流言，说天雨是不杀李祐所致，流言越传越玄，又说李祐是内奸，将配合吴元济打击官军。李愬为李祐作了许多辩解，但丝毫不起作用。李愬良是感伤，拉着李祐的手，泣道：“岂非天意不欲平定昊贼，奈何众日栋金，不能容君。”为防止有人害李祐，李愬不得不顺着些将士的意思，将他上了枷锁，送往长安。然李愬先上了道表，对唐宪宗说：“若杀了李祐，平蔡必不能成功！”唐宪宗支待了李愬，下诏赦免李祐，并让他返回李愬军中。李愬为显示对李祐的信任，升他为散兵马使，可带刀出入大帐。然后，再升为六院兵马使，统领山东南道三千精兵。由此，更加得了李祐的实力。
此外，李愬废除了给间谍提供住处者全家处死的规定，感动了蔡州来的间谍，反从间谍口中获得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同时，无论抓到什么俘虏，李愬必亲加询问，以了解对方各种情况。通过这两个渠道，李愬彻底掌握了蔡州的虚实。 李愬兵驻于蔡州的西线。军于北线的李光颜部，于九月数次发动对蔡州的强大攻势。吴元济急调西线部队去应付，导致了西线的空虚。 十月十五日，李愬从文城栅出发，亲自领军对蔡州进行突袭。为防止将士畏俱，他秘而不宣真正的目的，而说东向六十里即止。这天，雨雪交加，天寒地冻，旗帜被大风刮破，战马冷得不能奔跃，士卒中多有抱戈倒地者。 李愬选的是崎岖难走的山道，在进入从未到达过的地方后，将士产生了恐俱，纷纷间到底去哪里。 李愬说：‘“人蔡州捉吴元济！” 众将士大惊失色。 监军使大哭说：“果然中了李祐之计！’“ 但李愬严令继续进军。将士皆谓前去将难以生还，然均不敢违李愬将令。一路被冻死者十有二三。 李愬先是成功地清扫了外围，隔绝蔡州对外的交通。然后，在风雪中急行军七十里地，于半夜时分，抵达蔡州城下。此时雪下得越来越大，铺天盖地，蔡州守军彻底放松了警惕。城附近有一处养鹅鸭的水池，为防止敌军察觉，李愬让士卒惊起鹅鸭，弄出响声，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贴近城墙，守军依然不知，李拓、李忠义率先登城，敢死队紧跟而上，杀死守门的士兵，然留下了更夫，让他们继续敲更，以报平安无事。 黎明时分，雪停了，李愬军已控制了蔡州城的大部分。当李恕领军来到吴元济的外宅时，吴元济仍未察觉。当蔡州官员向吴元济察报城已陷落时，他根本不相信，说外面的动静是附近据点的将士回来取寒衣。忽然听闻外面李愬军传令：’‘常侍(李愬时任检校左散骑常侍)传语。”吴元济犹问：“什么常侍来了此地？”待他弄清真相后，领着随从进人子城负隅顽抗，想等城外的军队来援。援军没能等来，官军放火烧城门，吴元济在绝望中投降了李愬。 吴元济被押往长安斩首，蔡州平定。李愬以功被封凉国公。 李愬从此出名，出了名的李愬在讨伐淄青李师道时，又做出了一番功绩。
说到唐代诗人，若首选二人，必提“李、杜”；若以三人行，当加一白居易。可“李、杜”分别有“诗仙”、“诗圣”的尊号扬于海内，可白居易却没有。其实，白居易有尊号，非但有，且一人同时占了两个：“诗仙”与“诗魔”。 此据白居易给元慎的自传性的信函；“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骏鸯鹤、游蓬莱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 理解白居易的人认为他是“诗仙”，不理解白居易的人认为他是“诗魔”，然“诗仙”为李白所得，白居易又不愿当“诗魔”，故而他没了尊号。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太原(今属山西)，中迁居下邦(今陕西渭南北)。祖上世代为官。 白居易是个“神童”，人称他幼年时“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十五六岁时，自作一篇文章，去见当时雄踞文坛的才子顾况。顾况为人自负，眼睛长到了头顶上，对后起之秀的文章，一直不屑一顾：然当他看到白居易的文章后，竟亲自到门口去迎接，并盛赞道：“我以为文章道统将断绝，不料今得了继承人。” 初出茅庐的白居易，可谓是春风得意，经顾况的推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又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考进士中了金榜，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至元和元年(公元806年)，通过了唐宪宗亲自主持的制举，被任命为盔厘(今陕西周至)县尉。到任之后，他以优美富艳的文笔，作了诗歌百余篇，篇篇皆切中时弊，从而得以广为流传。流传到了宫中，正发奋图强的唐宪宗见了欢喜，将他召来做了翰林学士，不久，又让他当了谏官—左拾遗。
白居易是个血性男子，不仅有着深厚的报国报民观念，且有着强烈的知恩图报的风格，在得到唐宪宗破格提拔后，他要把他所有的忠诚、才学、能力，全部贡献给这个让他感激梯零的君主。因他是个谏官，由此他不断地上谏：减免江淮租税让民得利；出宫人以降低宫廷开支；禁止地方官员搜刮地皮进贡以邀君恩；杜绝岭南、黔中、福建掠卖良人为奴脾的风俗。对这些谏言，唐宪宗不但接纳了，还对白居易进行了奖励，鼓励他继续进言。 一边作诗，一边进言，诗名大了，谏名大了，两名如双翼齐飞，将白居易托成了大名人。 成了大名人的白居易，依然是书生本色，继续在知无不言地谏。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背叛朝廷，唐宪宗委任宦官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以及河中等四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领军前去征剿。 白居易对用宦官为领军将领提出了异议，他说：“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自古以来，没用宦官为统领的。今用吐突承璀，恐被天下看轻，被外夷耻笑。陛下是否要开让子孙们用宦官为统领的先例？再说，用宦官为统领，将领们必不用力，这征伐势必将难以成功。若陛下念吐突承璀勤劳忠诚，可使他贵，可使他富，然决不可因此坏了国家、朝廷、祖宗的规矩，为子孙们所笑！” 谏言上达后，唐宪宗却拒绝了。唐宪宗的拒绝，不是拒绝白居易的一片良苦用心，而是实在有苦衷，朝廷虽大，文臣武将虽多，但竟没有他所能信用的人，不得已才用了宦官吐突承璀。在唐宪宗拒绝后，幸得许多官员达成了共识，一致起来反对，才迫使唐宪宗将吐突承璀改为宣慰使。 白居易的谏，从外围政治逐渐谏到核心政治，从官场现象逐渐谏到官场黑幕，由浅人深，由表入里，由此，他的谏，逐渐引起了唐宪宗的不满。然他不顾君主的不满，还是义无反顾地谏。
河南尹房式犯有不法事，御史元镇上表弹幼。唐宪宗不仅不治房式的罪，反而罚了元稹的棒禄。元稹回朝，途中被宦宫刘士元辱骂并用马鞭打伤了脸，唐宪宗不问罪刘士元，反将元稹贬为江陵(今属湖北)士曹。元镇是白居易的好友，也是吟唱酬答的诗友，人并称为“元、白”。为了好友，更为了伸张正义，白居易冒着触犯龙颜的危险，连续出来直言极谏，说元镇遭贬有“三不可”：从此无人再敢弹幼权贵亲党，从此无人再敢与宦官抗争，从此无人再敢揭露方镇的罪恶。可白居易的疏表被唐宪宗束之高阁。 束之高阁应该说是一种信号，表明唐宪宗已多少有些反感白居易的谏。可白居易无视这信号，仍然一如既往地谏。 吐突承璀虽被改为宣慰使，但实际上，还是成了征剿王承宗的最高统帅。仗打了好长时间，结果却是得不偿失，并启开了回绝、吐蕃窥视之门。为此，白居易又连着谏了两次，请唐宪宗停止用兵。 唐宪宗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他私下对翰林承旨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因联的提拔才得名得位的，现居然对联很是无礼，联实在无法忍耐了！” 李绛劝解说：“白居易能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地谏，正是因为要报答陛下的提拔之恩。陛下欲开谏净之路，就不该阻止白居易上言。” 亏得李绛这番话，才熄灭了唐宪宗的怒火，重新信任白居易。 其实，唐宪宗对白居易的重新信任，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心中的芥蒂并没化释。不久，借着提升的理由，让他离开了谏官之职，去做东宫官员。
元和十年(公元915年)，宰相武元衡在京师光天化日之下，被刺客所暗杀，时人怀疑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所为。白居易首先上疏论武元衡死得冤枉，要求朝廷缉拿刺客，以雪国耻。这下他招来了大厄。宰相们讨厌他多嘴，说他是东宫官，不该先于谏官言事。这尚是明枪，此外他的仇人又射来了暗箭，攻击他浮华无行，又牵强附会说他母亲看花落并身亡，他却作了《赏花》、《新井》诗。宰相们乘机奏请将他贬为江表刺史，在唐宪宗一口答应后，又有中书舍人王涯说他不孝，不能治理地方，由是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自此以后，白居易开始了他在宦海沉浮的生涯。一会儿被调回中央，一会儿又被贬到地方，直经历了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五朝。沉浮的原因，还是他要说话、要上谏，不断地得罪君主，得罪宰相，得罪同僚。 他在中央做到的最高职位是刑部尚书，在地方做得最有名的是杭州刺史。他在杭州修筑海塘，浚疏西湖，为后人留下了一条白堤。
白居易的后半生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为了减轻痛苦，他亲近了佛门，与和尚为伍，以释典为伴，常数月不食荤，自号“香山居士”。 他不是不进取，而是昏乱的官场不让他进取。然他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座右铭，在遭排挤的日子里，营就了相当恬静的生活模式，并从中提炼了精致、隽永且又朴实的小散文。 白居易在政治上是不得意的，然这不得意，迫使他贴近了民众，贴近了生活，由此写下了数量极大的通俗诗文。尤其是诗，更是为民众所喜闻乐见，流传到全国各地，流传到“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如此广泛的流传，在唐代的诗人中是罕见的，从而为白居易制造了盛名。可在这盛名之下，白居易依然是痛苦的，他认为那脍炙人口的《长恨歌》等作品，并非他的得意之作，而他真正的得意之作，即忧国忧民之作，反被人所不理解。 白居易卒于七十五岁，遗命葬于香山。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报晓晨鼓敲过，天色未明，大唐宰相武元衡即启门户，出了自己在长安城靖良坊的府第车门，沿着宽一百步（147米）的道路左侧行进，赴大明宫上朝，刚出靖安坊东门，却被躲在暗处的刺客射灭灯笼遇刺身亡，同时上朝的副手裴度同样遇刺受伤。这就是在中晚唐历史上非常著名的宰相遇刺事件，这场事件不仅把大文豪白居易牵连其中，也成为中晚唐时期皇权衰落、藩镇割据的标志性事件，那么这场刺杀案的真凶是谁？这场事件又造成了怎样的恶果？究竟是怎样的贬谪经历，让文思泉涌的白居易写下了千年天籁——《琵琶行》的呢？ 请看下回：《武元衡遇刺》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