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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站在宏大的陶寺遗址上，令人有穿越时空的震撼，仿佛看到华夏始祖正在这片肥沃的大地上凿井造田，往来耕作；开窑升火，烧制陶器；号子如潮，夯土筑城，创造着最初的文明与神奇。 此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公布的内容让世界震惊不已： 山西临汾的陶寺文明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主脉；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比河南二里头发掘的夏商遗址还要早500—600年，是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尧都，正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 至此，沉睡了4300多年的“尧都”惊世亮相，揭秘最早“中国”之传奇。 陶寺遗址，向世人揭开神秘的面纱 “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里竟然埋着一个辉煌的王国。”临汾的百姓惊叹不已。 陶寺遗址位于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7.5公里，上世纪50年代全国文物普查时初步发现，1978年春，正式开始发掘。1979年10月27日，发掘队员有了重大发现。当日上午，在清理探方东壁附近地层时，发现了一座大型墓的墓坑线，初步断定是一座较大的深墓坑。下午快收工时，奇迹出现了：在墓坑西壁偏北部，整齐排列的3件陶质容器展现在人们面前。 此后，考古工作者一鼓作气进行了长达7年的田野发掘，直到1985年夏天，陶寺遗址的发掘才暂告结束，共揭露面积7100余平方米，其中居住址部分2100平方米，墓地5000平方米，获得了一大批十分重要的随葬品，包括陶器、彩绘木器、玉石礼器和铜铃等，尤为重要的是，在一块陶器残片上还发现了朱书文字！这些珍贵文物因初步证实是唐尧部族的文化遗存而震惊世界。 2001年，陶寺遗址列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考古担负起证实“中华文明五千年”的重任，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课题组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与重要遗迹的发掘。2001年发现中期大城，2002年发现早期小城和中期大墓，使陶寺遗址的重要性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中，中期大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紫禁城的面积。 2003年，考古人员又在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发掘出一个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兼具观天授时与祭祀功能的观象台，它的总面积约1400平方米，建筑形状奇特，结构复杂，规模宏大，是迄今发现的陶寺文化的最大单体建筑。 至此，“尧都”渐次浮出水面——陶寺作为中华大地上曾经辉煌的一个古老王国，在尘封4300多年之后，终于向世人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陶寺就是尧都，值得我们骄傲” 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土筑或石头砌筑的城址，是一种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观。它是历史长河中一座高耸的里程碑，把野蛮与文明两个阶段清楚地区分开来。中国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篇章。 几乎参与了陶寺发掘全过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山西工作队队长何驽介绍说，陶寺城最早兴建于距今4500年左右的陶寺文化早期，最初只是一个面积约56万平方米的小城。陶寺小城分布在陶寺村西南，形状接近长方形，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由于几千年风吹雨蚀，陶寺小城原来的地貌已遭到严重破坏，地表形成了数条大冲沟。小城东墙在修建时采用了板块式板筑夯土技术，这在当时已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筑城技术。西墙南段则为先挖基槽，然后逐层夯筑而成；南墙西段则是另一番“景致”，城墙墙体平地起建，与墙址连为一体。 小城的城内南部边缘有一片贵族居住区。这个居住区大致可分为两个小区，西区为下层贵族区，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东区为上层贵族区，也可称为“宫殿区”，总面积约6.7万平方米。 专家推测，如同今天的城市扩张一样，也许是因为人口增加，旧城不能适应陶寺王国的发展，这座小城在使用了大约200年后遭到废弃，人们在它的基础上大规模地扩建了一个新城，这就是陶寺中期城址。 中期城址分为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两部分，城长1800米，宽约1500米。在大城东部还发现了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是陶寺文化早期或中期居民的粮仓。 作为如此浩大的一座早期国家生成阶段的都邑，专家测算，陶寺城址早期经常性人口在1万人左右；中后期人口数在3万—8万之间。 不论是从城垣的规模还是从城址的功能看，陶寺城址无疑是史前城市发展的顶峰，完全具备了后代都城的性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说：“陶寺就是尧都，值得我们骄傲！” 陶寺，是5000年中华文明的实证 临汾陶寺为何是最早“中国”，这要从陶寺遗址发掘的圭表说起。在陶寺文物展示厅，何驽说：“这些涂有黑、绿和红色标记漆的木杆和玉琮、玉戚就是‘圭表’，是我国古代度量日影长度的一种天文仪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或石柱叫‘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圭’，是在陶寺一座中期大墓中出土的。”与木杆一起出土的玉琮、玉戚是作为游标、景符、垂悬附件来使用的，组合构成了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圭尺实物工具套，距今已有4100多年的历史。 2009年6月21日，夏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专家学者们在陶寺观象台，用出土的“圭、表”1∶1的复制品进行验证显示。专家学者们对这根木杆的每一段色带从1—44编号，进行了一系列科学的计算，结论是：陶寺圭尺不同刻度分别用于夏至、春分、秋分、冬至的影长判断，而11号的刻度为1.6尺，与《周髀算经》“天道之数，周髀长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记载吻合，证明陶寺就是其所记载的“地中”。这表明，陶寺遗址“圭表”测影不仅可以确定农时节令，更重要的是确定“地中”，进行大地测量。何驽比喻说，这一“地中”的规定，正如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确定的全世界标准时和地球 0°经线一样，是政治话语霸权语境中的人为规定。 在尧舜禹时期甚至到西周时期，政权的交替甚或都城的变化都伴随着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改变，即所谓“王者逐中”。何驽说：“中国”的最初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陶寺遗址是我国最早的都邑性遗址，已进入国家社会，因此，尧都就是最早的“中国”。 一处处遗址和大量尧器舜物、王之重宝，宛如一座实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丰碑，向我们无声地述说着帝尧时代的辉煌。 2003年发现的陶寺观象台，比英国的“巨石阵”还要早400多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它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建筑构成，台基上立有13根柱子，柱间距为15厘米，形成12道缝隙。 何驽介绍，观象台构成了一个地平历观测系统。站在观测点上，透过缝隙，通过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山脊线上的日出，可将一个太阳年365天或366天分为20个节令，除了包括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外，还有粟黍、稻、豆的农时以及当地四季冷暖气候变化节点和宗教节日等。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尚书·尧典》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证实了“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回归年长度。 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盘，被称为帝尧邦国的“国徽”，成为证实陶寺就是尧都的重要器物之一。说明只有到了陶寺文化时期，龙才与“王”联系在了一起，被作为集团象征的图腾，使中华民族“龙的传人”言之有据。 面对8件鼉鼓、6件土鼓和一系列特磬、铜铃、陶埙等乐器，何驽说，这些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出土资料最准确的礼器类文物遗存，回应了文献的记载，标志着帝尧邦国礼制已初步形成，进入了“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的时代。而玉璧、玉钺等礼器，都是“王”之重器，是地位、身份、权力和财富的象征物，成为维护社会统治的“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件陶制扁壶前，何驽指着上面的两个朱文字兴奋地说，就是这两个字，将中国文字祖根又向上追溯了千年以上，成为比甲骨文还要早的文字。专家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二字进行了考证，认为一个为“文”字，另一个是“堯”的初字，即壘土为垚，建立在黄土高塬（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 为了“让文物活起来”，临汾市目前正在筹备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陶寺遗址核心区、尧文化旅游产业园、古文明旅游圈，打造世界一流的帝尧之都和旅游目的地，迎接探秘最早“中国”的八方宾客。
尧舜禹文化滋养民族精神 王清宪 （作者为山西省吕梁市委书记）
中华五千年文明，是自尧舜禹开始的文明。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带在哪里？就在山西南部的运城和临汾。关于尧舜禹，文化典籍最早的记载是《尚书》，后来《史记》《水经注》也有记载。尧最早建都于蒲坂，就在运城的永济市，后来又迁都平阳，就是现在的临汾市，近年考古在临汾发现的陶寺遗址，就是尧的都城。舜建都也在蒲坂。大禹建都在安邑，就是现在的运城夏县一带。 运城市境内散落着众多尧舜禹的活动遗迹。2014年4月，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以及中国社科院研究先秦史的专家们联合在运城召开了一次专题研讨会，与会的专家们一致确认，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带就在以运城临汾为核心的晋南一带，这里就是“古中国”的所在地。 尧舜禹文化中蕴涵的精神有哪些？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公。孔子在《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指的就是尧舜禹时代。所谓“天下为公”，就是以当时的国家或者部落联盟的整体利益为目标，而舍弃个人、家庭或者小部族的私情私利。帝尧有儿子丹朱，但因为丹朱德才不配，所以就另选贤能，禅位给舜。帝舜有儿子商均，但因为同样的原因，禅位给大禹。大禹的父亲鲧，治水无功，被帝舜处死。舜不计嫌，而起用鲧的儿子禹，禹也不计私仇，慷慨担当了治水重任。所谓“尧天舜日”“天下为公”。 二是德。尧舜选才，已注重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帝舜青年时期，掌握了多种生产技术。舜以自己高尚的品德，教育感化周边的百姓，使百姓能够友善和谐地相处。舜居住的地方，渐渐就形成都邑。一介平民，终于以自己的品德，引起了帝尧的注意，被选拔为帝位的继承人。帝舜爱憎分明，受帝尧任用后，果断地放逐了当时的“四凶”，发现并推荐了“八元”“八恺”等十六位贤人。帝舜继位之后，和他选拔的20多位贤人一起，和衷共济，开创盛世。《尚书》记载，禹得禅让后说“德惟善政，政在养民”，重视民生，倡行德政。以德治国，始于尧舜。 三是孝。帝舜出生于特殊的家庭，父亲、继母、异母弟都有害他的意图。但舜用自己的智慧，保全了自己性命。而当父母兄弟需要他时，他又能及时出现。舜开创了中国的孝悌文化，后世编撰的《二十四孝》故事中，舜的故事位列第一。子于父为孝，推而广之，臣于君为忠，由齐家到治国，以孝为基础，演绎出以“忠”为核心的中国政治伦理，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 四是敬。根据记载，舜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有“三载考绩”的考核制度，激励官员履职尽责。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帝舜的农官后稷，担当了“教民稼穑”的重任，也奔波劳苦，最后因公殉职在大山深处。这些事例，都可称是中国历史上“敬业奉献”的最早典范。 我们从孔子对上古尧舜禹时期“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盛世描述，以及尧“协和万邦”“平章百姓”，舜“天下明德”“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等众多的典籍记述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友善、诚信、民主、平等”等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 可以说，尧舜禹文化经过五千年历史的积淀和演进，特别是经过儒家文化的弘扬，已经深深地融化在民族的血液里，滋养着民族的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一源头的基因价值，有待我们更深入系统地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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