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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多年前的一天，私塾老师刘微之写了一首题名《鹭鸶》的诗，末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一个学生在旁看了，插嘴道：“老师的诗写得好，但我觉得结句好像还没完似的，用‘雪片落蒹葭’怎么样？”刘微之听了，叹道：“我实在不能当你的老师啊！” 好一句“雪片落蒹葭”！雪片落在《诗经》中描述的芦苇上，它不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吗？这个口吟蒹葭的学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苏轼。苏轼的光焰，照亮了宋朝的文化天空。这颗星，从地平线上升起来的那一刻，就已经璀璨夺目了。 若苏轼不生在宋朝，能否成为传奇呢？每个时代，都不缺乏禀赋超群的人才；所不同的是，怎样对待他。残酷的时代，用屠刀摧毁一切；无所用心的时代，任他自生自灭。苏轼是不幸的，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并不顺畅；但我想，苏轼又是幸运的，他生在文质彬彬的宋朝！ 宋朝是士大夫的乐园。几乎没有一个时代，能这样宽容地对待士大夫。换在别的什么朝代，也许苏轼早就成了刀下鬼。当然，我不是赞颂宋朝，有汉唐在前，两宋实在是太窝囊了。但是，对于士大夫的手下留情，也总算使它在算历史总账的时候，留下了文采斐然的一页。神宗若真杀了苏轼，那么还会有流传千古的东坡居士吗？宋朝的文化业绩，是不是会因此而逊色呢？或者说，有了这笔呆账，会不会使斯文鼎盛的宋朝大煞风景呢？ 不能想象，宋朝可以没有苏东坡！ 一个杰出人物的产生，固然是天纵英才；若没有生长的土壤，那也免不了成为豆芽菜。何况，苏轼也曾身遭厄运，几乎到了要杀头的地步。 自然，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小人。而且小人的力量往往胜过君子，因为他们无所不用其极。这层意思，我记得余秋雨先生也说过。苏轼的“乌台诗案”，最初就源于改革派内部的小人的深文周纳。若是在明代或者清代，这样的文字狱必定酿成悲剧，因为讽刺变法，那还了得？但在这样一个小人猖獗的背景下，依然有着仁厚、温馨和清醒的一面。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亲朋和苏轼的“粉条”，都体现出了人性中被文化熏陶过的柔软和宽容，而不是坚硬的残忍。苏轼有诗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蜇龙知。”小人就进谗言说：“陛下飞龙在天，而轼求之地下之蜇龙，其不臣如此！”神宗就觉得这太牵强了，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而且，他又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其不君耶？” 其实，宋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始，就善待读书人。赵匡胤有遗训曰：“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也许正因为此，太皇太后得知苏轼下狱，也为他求情，对神宗说：“我记得有一次仁宗皇帝高兴地罢朝回来对我讲‘今天得到两个文士，可惜我老了，用不着，留给后人用吧’。这两个文士，就是苏轼兄弟啊。”这样一说，神宗再怎么样生气，也下不了手了。 政治是杀机四伏的；但文化是温情脉脉的。为了营救苏轼，上下亲友和正直官员都不避危难，纷纷向皇帝上书。弟弟苏辙表示愿以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告老还乡的老丞相张方平也在家乡愤然上书，痛骂小人。地方官不敢转陈，他就专派儿子直接上京。刚做宰相的吴充也对神宗说，连曹操这样猜疑的人，都容得下祢衡，陛下以尧舜为榜样，为什么就容不下苏轼呢？改革派内部也有人为苏轼开脱，与苏轼有嫌隙的王安石惺惺相惜，最后也为苏轼说了一句话：“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于是，一锤定音，终于释放苏轼。 当苏轼下狱后，有这么多人为苏轼辩诬，殊为不易。这除了平时的友情之外，恐怕更多的是文化的力量了。若没有对文化的敬畏，那么，只能是墙倒众人推了。 想当初，他刚参加考试还没出道，欧阳修就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后来，每每读到苏轼的诗文，欧阳修总要高兴一整天。他曾对儿子说：“三十年后，世人再也不会讲起我了。”果然，欧阳修死后三十年，苏轼流放海南的诗文大为流行，把欧阳修的诗文给压下去了。当时朝廷对苏轼的诗文越禁越严，然而，苏轼的诗文却越禁流传越广，读书人甚至以不会诵读苏诗而感到丢脸。王安石在苏东坡自黄州北迁，路过金陵，与之畅谈后，也赞叹道：“不知要经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就难怪苏轼“乌台诗案”后，一路南贬，最后被贬到天涯海角，却仍有许多朋友来看他，地方官也大多能善待东坡居士。东坡遇赦从海南归朝，路经常州报恩寺，一时高兴，在板壁上几乎题遍了字。后来，蔡京专权，苏轼被诬为奸党，凡苏的遗墨一律搜毁。寺僧赶紧用厚纸把板壁糊上，外面涂上漆，苏字才得以保全。南宋绍兴年间，朝廷征召苏黄（庭坚）墨迹。寺僧早死，有一老头陀知道此事，报告知州，除去漆纸，字画宛然如旧。临摹后进呈皇帝，皇帝大喜。可见，苏东坡的价值。 郁达夫说过：“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我想，对于文化巨人，也应作如是观。好在这一点上，宋朝还是可圈可点的。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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